2017年6月9日 星期五

艺术家谢德庆的极端实践【當代藝術】

艺术家谢德庆的极端实践

吴可佳:谢德庆以系列极端行为表演蜚声国际。在威尼斯双年展台湾馆,他讲述作品幕后的挣扎与思考。

艺术家谢德庆其人
台湾艺术家谢德庆© Hugo Glendinning
第 57 届意大利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台湾馆“做时间”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于威尼斯普里奇欧尼宫( Palazzo delle Prigioni)开幕,“做时间”综合呈现了艺术家谢德庆的一系列作品,由与其长年合作的独 立策展人亚德里安•希斯菲尔德(Adrian Heathfield)策展。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谢德庆在纽约曼哈顿创作了一系列独特的作品:五件为期一年的行为表演,每件作品时间跨度均为一整年。他订下一套严格的自律守则;这些行为表演以前所未见的形式,将体能耐力暴露在极端的时间条件下,完整体现了艺术做为一种生命的历程。

《一年行为表演:1978-1979》,简称“笼子”
谢德庆在纽约翠贝卡(Tribeca)的工作室里,建造了一个11.6 × 9× 8 英尺的木笼子,并将自己孤独监禁于其中一年。这期间,他不交谈、阅读、写作、听收音机,也不看电视。
《一年行为表演:1980-1981》,简称“打卡”
谢德庆在这件作品中每小时打一次卡,一天打24次,持续一年。
《一年行为表演:1981-1982》,简称“户外”
谢德庆居于纽约室外街头一年,其间不进入任何遮蔽物,包括任何建筑物、地铁、火车、汽车、飞机、轮船、洞穴、或帐篷
《艺术/生活-一年行为表演:1983-1984》,简称“绳子”
谢德庆和艺术家琳达•莫塔诺(Linda Montano)在腰间用一条8英尺长的绳子绑在一起,却相互不接触一年。
《一年行为表演:1985-1986》,简称“不做艺术”
谢德庆不谈、不看、不读艺术,也不进入画廊或博物馆,生活一年。
《谢德庆:1986-1999》,简称“十三年计划”
在这十三年中,谢德庆做艺术而不发表,并不向家人和朋友透露其去向。
2000后,谢德庆宣布停止艺术创作。
谢德庆于1950年12月31日生于台湾屏东县南州乡,1967年从高中辍学,开始学习绘画。服完义务兵役(1970 – 1973)之后,他在台湾的美国新闻处画廊举办了第一次个展,之后停止绘画并开始从事以“行动为基础”(action-based)的艺术创作。为了移民,他受训成为海员,循此途径进入美国。1974年7月,谢德庆抵达费城附近一个小镇的港口,他在美国当了十四年非法移民,直到1988年受到大赦。从七十年代末开始,谢德庆在他位于纽约的工作室内外,创作了五件“一年行为表演”和一个“十三年计划”。谢德庆的“一年行为表演”以其极端的实践,让他在国际艺术界名声卓著。全球著名的行为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称谢德庆为行为艺术“大师”。谢德庆现居纽约布鲁克林。
威尼斯艺术双年展台湾馆开幕后第二天,我和谢德庆于台湾馆所在的普里奇欧尼宫——威尼斯曾经的监狱,坐在冰冷、坚硬的台阶上进行了这次对话,在这一特殊的空间情境中,讨论他艺术创作的内在力量、对于时间和空间的观念与哲学,以及他对于自身自由创作者的思考。
吴可佳:很多艺术家都非常佩服您的一系列作品,感觉那是常人难以完成的,您现在又不做艺术,也非常超脱。
谢德庆:我不认为这是别人做不到的。当然这些行为艺术是要有独特的能力去做,因为我把“浪费时间”转换作为一个观念。很多人觉得,做什么都要有一个回报,对我来说“创作”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回报,不管外面的人有没有接受。
这不是说仅一个角度就能概括我的想法:比方说,你说别人不能做,但是“打卡”这件作品,有人付你一百万美金,很多人就会排队了,那是因为有报酬。从这个意义而言,只要有人付你这个钱,你就做,就不会浪费时间了。你做作品就是在生产:如果给你一百万,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那也是在做,因为它本身就有回报。所以这里面的概念是,我在讲述一件事情、主题。就是我的作品什么主题都可以谈,我的作品不应从单一的方向去思考。
吴可佳:我觉得这对中国现在的情况特别有意义,因为很多人的思维方式都是从回报开始考虑,大家先想果再想因。
谢德庆:对的。中国不会产生梵高这种艺术家,也不会产生所谓浪费就是回报这样的艺术家,或者他们说:“谢德庆可以做浪费,我也可以做浪费。”但是如果他再做,就是我的浪费成功了,他可以再浪费,就变成一个新的意识走向回报的事情。所以这样才有问题。
你说我从1982年到现在,三十多年了,(才有回报)。(之前)没有人要去看,而且谁知道会有回报?所以这个是幕后的。我的作品大家看的是幕前的东西,实际上我作品的机关算计、幕后的东西就是我们要去看艺术的整体。就像一件谋杀案、一个美学,它是不是一个有趣的美学,将来作品是从怎样的蛛丝马迹进入到你自己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艺术就是你能够欣赏、最后你会有一个内心的微笑,这个就是值得的。能让你在空闲的时候或者你的脑力在思考的时候,看这个就是有意思的。世界的内在又变了,吃饱之后你还要什么,就是说不分什么(社会)层次——国王或者流浪汉,都会触到一个人生的美学或者人生哲学的问题。
吴可佳:我上周在纽约听艺术家安尼施•卡普尔(Anish Kapoor)的一个演讲,他说现在艺术界很大的问题就是过于关注市场的买卖,说自己做艺术家,最终还是希望能给人类的灵魂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否则没有这些就没有意义了。
谢德庆:也可以这样讲,一个时代好的意识、坏的意识都在反映这个时代。比如你说现在一直都在考虑这个(市场),那没关系,但你的作品又能够创造一个层面的美学,不是完全现实考量的,当然跟这个主题有关系了,那我觉得也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创作素材,所以就看你怎么发挥。我不建议说你一定要跟着我这种路走。这种路,第一用这种方法挺难突破,因为你要做更多年或者怎么样,但不是这样子(走法),我的作品不是在讲超人,而是讲普遍的人。然而我要去做这个(行为艺术),本身要有独特的能力,不然进入就回不来了。而我的能力也只是做六件,我没有做很多件,也是在这方面来做一个对话。
吴可佳:再回到80年代(的话题),您当时做这几件作品的时候是一开始就想清楚了吗?
谢德庆:不是。
吴可佳:是做一件想一件?
谢德庆:对,我都是统和的,其实我的作品后来认为就是一件。一样一样的做,但是几乎每个系列都有一个关系。我在某一个阶段——其实当下是很厉害的,你如果现在有几条路走,你不能每条路都走,而只能选一条最宏观大道的路,你不能够说什么都要,等于说,好,我如果想要完成这种比较不传统的艺术,那我生活其他方面可能就会比较保守,不可能说希望像所有人那样要买房子、希望养家或者什么。我早期的几个作品都是这样,不是说有女朋友就不能够做,但是我如果有了,若是有一个太太帮我做,我想那会被人家认为:你牺牲自己还要牺牲别人,问题就会带进来。我是家里的支持比较多,资金是家里面来的。所以我就变成是一个——儒家文化来讲,我好处也拿,因为我是大儿子,但是坏处我不要,我是过(自己)希望的那种方式。所以其实我也是一个逃脱这种儒家的束缚。
当然,所谓逃脱也不表示说你在外面怎么样,我去的时候笼子已经在等我了,那我的状况就是自我放逐了。也不是说我就是靠拢西方,我走的路线也不是西方的,因为我本身就是看一个当下在什么时空、怎么样来让自己感觉到我(做作品)理直气壮。但是理直气壮,现实很多方面可能都要牺牲掉,就变成我到今天、或者作品要到很久以后才被人家接受,但是至少我作为一个自由创作者的那一点保住了,也保住我的性格。我一直没有欠艺术界什么债,不是说没有欠,欠的很少。我不会去做作品要满足别人。我(现在)不做了,你要讲我江郎才尽都没有关系,反正我自己晓得我自己的走法就是这么走的,我就比较没有牵挂。
从中国人(的文化)来讲,其实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就是那种牵制很大,虽然他们说我是很突破的。现在是谈艺术不是谈艺术界了,“艺术界”这个字眼对我来讲就没有什么benefit(受益)、值得探究的。除非有一些艺术家做的主题是关于这方面的诚实——诚实的强盗,或者诚实的心,没关系,能够做出好的作品都是好嘛。如果谋杀犯能够做出好的作品,他一定是对自己忠实、诚实,否则没办法做出好的作品。
吴可佳:所以在这个艺术界的江湖,您就是独行侠,因为没有各种牵挂。
谢德庆:我就是逃脱那种束缚、那里面的陷阱,但是你要说我走多远,也没有走多远,但至少先走一步吧。另外到今天,全世界400多年的威尼斯一直在做贸易交易、文化交流,像我们现在不是在思考对外交流嘛,马可波罗到中国去,就是有趣嘛,人生有趣但是很复杂,很多问题如果说你都是在美学艺术里面去处理,那就是有意思的。
吴可佳:在威尼斯双年展开幕再看自己的作品,您感觉会有不一样的视角吗?
谢德庆:这里是世界最大的一个舞台,如果这个展览在纽约或者伦敦做就不一样。因为这(威尼斯)是一个戏剧舞台,大家都在这边演一个角色,我这样讲还是在美学范围里面,当然里面也有掺杂现实,就是一个角力、是竞技场,像奥林匹克运动会,一直比较讲美学,你一定要有创意嘛,而且威尼斯本身的评审,我相信他们也都是希望达到这样的一个品质,评判是不是人类在今年这次(最好)。(如果)在纽约展、在伦敦展,同样这样,热情就不会有那么高。因为威尼斯是一个戏剧舞台,大家都有点夸张,而且气场就是这样子,所以进来之后变成这样子的回忆,像昨天晚上(开幕)也是,你也在,参加那个(开幕),就是大家好像是在一个大舞台、一个opera(歌剧)。
吴可佳:我看您这几件作品,比方说“笼子”,还有“户外”,除了讲时间以外,跟空间的关系也蛮大的。
谢德庆:对,当然空间是配角了,我的作品是主角,因为我们如果把空间跟时间都当作平等对待,实际上空间是政治性的,人为了空间争夺得很厉害,资源来说、土地来说。但是我觉得时间本身因为人的生命有限才触及到那个议题。不然你说空间,就像以前有个寓言说,一个庄主看到有个外地人走来,就问他想要什么,那个庄主说你要多大地,只要你能就走多远,那(地)就是你的,结果他(外地人)走死了嘛。因为你有时间,但是你没有照顾好主体,就好像人死了,你的财产都充公了嘛,不晓得给谁了,也许给了你不希望的人拿走了。
那时间呢,就是比较本质的东西,会比较强一点。另外,艺术界都在讲时间跟空间,虽然他们主体是在讲时间,但是幕后都在讲空间,因为空间是一个power(权力),因为要有很大的空间,我浪费时间也浪费很大的空间,power也是会拿,但是拿不到也没有关系,但是至少在这样处理。就是说时间、空间你可以看到的,多大的空间,“打卡”(这个作品),一个小时的空间,我走多远,我没办法再走多远,就要赶快回来打卡。“户外”,要走多远一年时间就让你去做了,你就去走,一年期到了,浪费时间就是这样的。我觉得以不同角度来切入看生命一样,当然同样的前提,生命就是一个图形,生命就是自由思考——不管你是国王还是流浪汉。流浪汉想走过那条路不被汽车压倒,也要思考。你说那太简单了,但一个人如果不清醒,要走过那条街都很难,只是说我们人类更复杂,你不但要走过那条路,还要去占领那个土地,还要很多钱。
我一直在思考自由、思考时间,无论是在室外思考、还是在打卡思考、还是在笼子里思考,你想在这监狱(普里奇欧尼宫)关的(囚犯),他们都没有窗户,他们也在度过时间。当然我的作品是在讲一个生活,因为这是人类比较普遍的过程,他本身有他的极限,但至少自由思考确实是最后得到最优回报的。人最底层在这个监狱里面,还有自由思考,因为活着,就是判死刑那一刹那头脑还是(在思考),除非人家给你打麻针。
吴可佳:当时做的话,从自己用身体感受来讲,这几件作品哪一件是最难的呢?
谢德庆:“笼子”应该是说最难的,是一个最基本的cornerstone(基石),(是所有其他作品的基础)。但是我的作品也不是强调这个,如果把这个议题拿出来谈也可以谈,就是笼子关了之后出来最难,比在笼子里面更难。因为就像一个囚犯,他在监狱里面已经习惯了那个,你既然都能够活了,你要再进入社会,就会发现这个社会已经……你在笼子还有饭吃、还有房子住,出来之后你还要去租房子,如果没办法你就变成流浪汉。流浪汉你说他有在工作吗?有啊。他肯定要讨几个钱,虽然不是一个小时那么多,至少他可以吃一餐。或者你就看人丢(食物),丢的那块把它吃了,这也是工作嘛。就是讲人活着,心脏要跳、肚子饿了要吃,动物都是这样。
当然还包括你自己的能力,你在多低的时候可以过,或者在多高的时候你也可以过。中国人的议题是事业成功,第一代的父母都没有钱,所以中国第一代的艺术家都是要祝福的。他们不小心的话就晚年不保,就是说早期的创作性,后来到了晚年,物质性的诱惑太大。当然是整个中国的环境太强,大家都这样,除非你是自我放逐,或者你已经走了另外一条路。但是中国的状况是很难的,因为整个情形大家都是希望致富,艺术也是一个致富之道。我没有去参加这个行列,不是说我没有对物质的喜爱,有,但是就是说不会被这个东西把握,变成是我的包袱。
吴可佳:刚才您谈到“笼子”这个作品最难。其实很多外面的人看来,会觉得“打卡”和“户外”带来更大的基本生理的挑战,非常难实现。
谢德庆:你讲的问题,我听得懂你的意思。像这种难,(就是我)为什么要动用我的一生来做锻炼的能力。我现在讲独特,(作为一个艺术家)能够持续下去,靠什么?当然是艺术。你看我高中也没毕业,然后就决定去做艺术创作,而且艺术不必要去靠人说。台湾那种教育制度也是扼杀(创造力)。从那个时候这样过来,我就变成尖端做革命嘛。像我不是属于压抑型,连我做这种作品都不是压抑型,因为我本身是可以好好生活的,实际上我的作品是很放纵的,是有内在的暴力的。不是说我“惨”,实际上讲到(作品的)暴力性,我也是很强的。
我有一个“half-sister”(同父异母的妹妹)住在美国,她跟我个性合不来,当然我也晓得我受到一些伤,但是至少她可以给我一些支持。说到我(在美国)的身份,我妈妈也说可以给我办,但是我不想办,直到十四年以后我才拿到身份。所以我自己本身在生活上的细节——我是靠这种价值才产生动力的。
吴可佳:回到当时的情况,您刚去美国的时候有这些环境(和条件),比方说(解决)身份等等,但是您是故意选择让自己——从表象上来说是一条比较辛苦的道路,是不是这些经历也是对后来这个系列作品的一个积累呢?是自己故意的选择吧?不像有的人他没有这个选择,而您是有的,但是您没有选。
谢德庆:你要讲“故意”这个词我也可以接受了,就是自由选择嘛,而且这种赋予的权利可以说是故意的、是人为的(artificial)。如果这个时代不是一个很大的、有创造性的时代,你说你不故意,时代这么有创造力,如果你不创造些什么,这样说你一生就判自己死刑了嘛。因为那时候生活一定要这样过。
吴可佳:说到您14年关于(在美国)身份的事情,其实这就是一个自由的选择。
谢德庆:对,当时看不到嘛,但是那个会影响我目前的这种取舍,这些累积才变成我的这些作品可以做。因为冰山一角,冰山浮出来,如果冰山前面都是假的话,你那个冰山根本就没办法,你就没有真正的实力。我做的事情我认了,没有什么后悔。但是至少我自己内心可以回答我自己的问题。
吴可佳:再回到“笼子”作品之难,是不是因为它是第一个,就为后面做了一个基石,从这点上来讲是比较难的,然后这个做完了以后其他的相对来说,这条路就可以走下去了。
谢德庆:你要说走下去,也是战战兢兢,也是很难的。你说这样就可以逻辑推理,不是这样的。如果别人能够推理,随便就可以做,对不对?我到现在也都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案去做创作,虽然我说现在不做创作。
吴可佳:如果回头来重新想一遍,还是觉得当时的方案是最好的。
谢德庆:对啊,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都是最对的。但是这种(条件)要促成,也不表示说年纪大了就不行。而只是说自己的机关各方面来讲,保持这样就(很好),不必要这样往下,多了更糟,要往上也没有。当然这不表示说,人活得越老就越清醒或越明智,都很难说。现在还有所谓老人痴呆症的问题,就是老糊涂嘛,你也听过。不是说不可以去做,但是你要创作有力量什么的,就要看自己的才能到什么程度,只是不再做创作,给自己一个出口,回到生活之中。
吴可佳:从数学的概念来讲,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打卡”,您实际上把时间分成很清晰的度量衡,按小时规划,这是非常刚性的,像尺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您当时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了尺子,人的身体本身又是一个很有韧性很柔软的东西。
谢德庆:你看我也没有做到完全100分,也会有提早打或者晚打。但是只是说我的分数没有让人家说我是懒惰,至少是认认真真在做,至少这个态度是对的。让大家去评判——说这样做,又展现一个在美学上来讲所谓的缺陷美。如果打100分,那人家就觉得你是机器人,是不会轻易加分的。比方说,讲那个核子弹,是靠一个按钮嘛,那个按钮也不是可靠的嘛,你可以按着就发出去了,所以这个就表示说人类的状况在这里,可信度来讲也是没有办法,就是说什么事情24小时都在评估、在算,而且问题就是,只是说我们人类一年四季这样来算,最后从宇宙而言,就像希腊神话里面神祇看你,小玩意嘛,跟你玩一玩,当然时间也没有给你很多。而且第三世界还没有变成第一世界的时候,地球已经差不多不够用了。
吴可佳:谈到“户外”这个作品,这个事情本身是很有机的,“户外”相比“打卡”来讲是有机得多的行为。
谢德庆:对,就是说健康多了,但是风险是,你会被意外弄掉,暴力或者什么,你可能就被做掉了。如果你不敢做就没办法做,或者觉得很脏,自己承受不了那也没办法(做)。当然我自己本身的能力,在打架这方面,也算是厉害的。虽然个子小,但是动作各方面来讲,我是可以攻击的,另外把我当成流浪汉,问题是我是一个比较有攻击性的,但是我自己是尽量不会去做出来。
吴可佳:实际上为了完成这个作品,还是有一个不得已的防身情形出现。
谢德庆:我不太怕这个了,就变成因为我是一个犯罪分子了,干脆就这样讲算了,只是说我选择美学,就是我不必去降到那一级嘛,但是有时候不得已就降到那一级。
本身来说我能够去攻击。你遇到一些东西不能再讲道理了,就是罗马竞技场跟那个狮子,你就是要把它杀死,或者你让他吃了,最后搏斗也是,你就是要醒着坐在那边让他吃,还是跟他杀几下被他吃,就是这样的区别而已。
对我而言为什么比较容易做,因为那都是我的性格,我做这么多都是选择我的性格来做的,是量身订做,不是一个discipline(纪律)。我都是自己制定规则,然后打破规则。只是我打破规则,最后我会小心。所以不讲作品好做不好做,本身它是要动用到你一生的经验跟你的思考。
吴可佳:刚才讲的几个,一个是时机(timing)的问题,这一系列作品现在回头看,一个是您身体里面的力量,这个是比较生理的一个方面,然后就是思考这个智力方面,还有就是您的控制力,这三点都很重要,就像您刚刚说的,要不然出去就回不来了。所以怎么样确保控制的过程,包括每天记下来花了多少钱,然后去了什么地方把地图描下来,这些其实也在控制,虽然说人在户外。
谢德庆:包括经济上的条件,这种作品穷人艺术家没办法做。
吴可佳:因为您每天还有钱可以吃饭。
谢德庆:整个这样的作品也有预算才能完成,你一年没有工作,那你要有费用啊。
吴可佳:还有规划,就是像“户外”。
谢德庆:对 ,就是这样子。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邮箱:shirley.xue@ftchinese.com)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

3分鐘解讀前瞻軌道建設研究報告(超商)【數據分析】

多數人都有逛過百貨公司的經驗. 百貨公司就是很典型的分層架構: 越接近大門入口, 櫃位的坪效越高; 越往樓上走, 租金越低人潮越少營業額越降. 為什麼百貨公司要這樣 開呢? 因為按照營收能力順序排列的話, 創造的利潤最大; 反過來把利潤最高的化妝品 擺在頂樓, 湯姆熊放一樓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