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5日 星期一

拿掉“爱国教育”的台湾年轻世代【解嚴】

拿掉“爱国教育”的台湾年轻世代



刘致昕:台湾解严后,在过去30年里成长的年轻人,是不是台湾第一批能自由回答“我是谁”的一群人?

编者的话:今年,是台湾宣布解除戒严30周年。FT中文网邀请学者和媒体人撰稿,从不同角度去分析,解严对台湾这一代人的影响,以及80年代留给台湾社会的资产和限制。以下是本系列的第三篇,作者与两位台湾解严后世代,聊聊各自的生命历程。
1987年,台湾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等于宣布结束战争紧急状态。那一年,我在台湾南部的眷村出生。如今我年近30,村子的墙也已倒下,要谈解严后,台湾80后的价值观有什么不同,眷村的站起跟褪色或许是个好的起点。

眷村,是国民政府在台湾暂时安置军人及其眷属的地方,上百万人随着国民政府迁至台湾,化成近900座眷村,沿着军事基地的周围,以一座座聚落的方式,改变了当时只有600万人口的台湾社会。
眷村里,来自各地、各种文化的军眷按照编制住进一排排、木板隔起的平房,村子中心有自治会、篮球场甚至学校,墙壁上是标楷字体的“杀朱拔毛”、“反攻大陆”、“自强不息”。嘴上也有口号,如“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在当时党国不分,眷村里忠党爱国的情操在每个角落、每口空气中不断强化、共鸣、而后扩散。教育、村内联谊活动、社团、甚至课堂上,几乎无所不在,防谍、爱国、生产,人人都是戒严时期国家反攻计划的一环。
有的眷村有墙,出入必须管制。那一道水泥墙隔开的不只是生活圈,还有自我认同。
在我懂事之后开始阅读,才明白国民政府来台,因为军纪不良、失败治理、极权统治等因素,在台湾引起一波波官民冲突,加上台湾警备总署(简称警总)在戒严时,以《惩治叛乱条例》,凭形迹可疑或批评国民党,就能冠上罪名,逮补入狱甚至行刑,酿成受害者多达14万人的“白色恐怖”。在一波波的冲突之中,眷村被贴上外省人的标签,而外省人便等同于白色恐怖时滥用权力、铲去台湾本省菁英、欺压平民的权力阶级。眷村那道隔起内外的墙,于是就一直站在台湾民间,跨越解严前后至今,成为台湾社会仇恨、对抗、政治角力的起点。
作为一个在眷村里长大的本省小孩,在青少年人格养成、塑造认同的时期,面对墙内或外面,一度被逼的必须选择。
事实上,我记得的几年眷村生活跟后来听见的很不相同。对面住的单身老兵爷爷,即使家徒四壁也常不求回报地照顾我,他天天看着老照片想念对岸的家人,隔壁的爷爷则娶了本省妈妈,整个村子里都是本省妈妈,我跟他们学闽南话,捉迷藏时躲在她们洗菜的身影背后。左手边那户,是跟我们一起向二房东租下门牌号码的原住民家庭,常听他们讲起“小米酒”。
这是我印象中的眷村,在国民政府迁台近40年之后,在城市的边缘收进了各种信仰、语言、饮食习惯,成为我心目中“大熔炉”的代言。但当我迈向成人、进入社会,却开始被问“你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当时的台湾社会留给大部分人的,只有本省人、外省人两种标签,好像我也必须找个标签,否则对话无法进行。但当眷村已不再都是军人、围墙倒下的世代,这样的分类,还能用吗?
面对“我是谁”这一题,并不容易解答。
高中时参加论文比赛,我曾在台湾最大军港的周围访谈一个月,做眷村内外的口述历史。那是一个有趣的地方,日本人治理台湾时开始扩张当地军港、盖眷舍,地方民众也因此聚集成一个小商圈、大市场,做军眷的生意。等到国民政府来台,直接接收日本的眷房、军港、学校,同一块基地,公告的文件从“日本皇民”一下子变成了“我爱中华”,在地民众没有花太多时间,换了新一批的商品之后,继续做生意,甚至到美援时期(按:指1950到1960年代美国援助贷款台湾时期)还成为美国舶来品的聚集地。
脚下的土地没变,但平民一直没有机会去讨论或大声说出自己是谁。不论是日本政府的皇民化运动抑或戒严时期的忠党爱国教育,都搭配了保甲制或是台湾警备总署,以秘密警察或是密报机制,掌控人们的思想跟言论自由,人们必须抱着生命危险,才能去想、去讨论“我是谁” 。
而当解严之后,解除党禁、报禁,恢复言论与集会自由,在加上之后一连串的教育改革,我好奇的是,过去30年成长的这群人,会不会是台湾第一批终于有机会没有政治威胁、不用考量生存、没有国家机器强压的意识形态,能自由回答“我是谁”的一群人?
2011年,由20位台湾导演各拍五分钟而成的金马影展开幕片《10+10》,导演郑有杰的短片《潜规则》,给了我来自解严后世代的同感。
解严后世代的反叛
《潜规则》故事的主角是台湾电影团队,取景则选在某间台湾学校的司令台上。司令台是台湾学校操场上常见的台子,能让师长站上去讲话,或让学生接受表扬和罚站。短片中,团队拍摄数度中断,因为导演害怕电影如果要卖到“对岸”,审查可能过不了关,不断从司令台上移除各种政治不正确的符号。先是“国徽”(其实是青天白日的“党徽”),接着是掛在墙上用木板制成的国旗,拿不下来,还动用了铁锹拔下,大费周章之后,没想到墙壁上却印著标语“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过程中卸下的正是爱国教育为个人贴上的一张张标签,只是讽刺的是,为了当初的“敌人”,如今台湾人把自己从影像中消去。
我于是约了导演郑有杰(下图)聊聊,谈谈他的成长。
郑有杰是台湾新锐导演、演员,这几年,他的名字已出现在威尼斯影展、柏林影展、金钟奖和金马奖。解严那年,郑有杰10岁。当时的他,一道道标签用力地往自己的身上贴 。
身为日本华侨之子,他称自己“必须证明比別人更爱国”,他细读政府的反共宣传手册,至今记得里头的插画如何教孩子辨认间谍,他还装作自己不会日文、努力掩饰自己的日本口音,否则就会被笑喊“日本鬼子”。他不只不问自己“我是谁”,而是自小就压抑、隐藏真实的自己。
他妈妈也很努力,曾经目睹白色恐怖如何让本土菁英消失,口头上常常挂着忠党爱国,为了明哲保身,甚至领了一张党证,学校老师一有“党外”形迹,她就要小孩保持距离。“我可以感觉到在初中之前,她不断要在我心理种下一个‘小警总’。”跟大部分台湾小孩一样,郑有杰最有印象大人说的一句话就是“有耳无嘴”,这是最基本的自我防卫机制。
隐藏自己的禁令,解严隔年,开始在郑家解禁,因为蒋经国过世了,结束蒋家在台湾40年的统治。
“我记得那时候的大人还开玩笑说,大家外面哭,(家)里面在庆祝。”郑有杰回忆。改变从妈妈开始,一系列没听过的白色恐怖事件都在妈妈的嘴里突然冒出,侯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也上了院线,一个台湾家庭在日本战败、国民政府来台后,因为认同问题经历白色恐怖的故事,过去不可能听见的台词,就在电影院里头大声、清楚的一次又一次重复:“可怜的台湾人,生作就是乎千人骑、万人干,”、“对统治者而言,台湾就是一间公司!”还坐在电影院的椅子上,郑有杰能感受到爸妈的兴奋之情。
上一代因为国家机器控制的松绑而感到兴奋,但下一代却有了新的徬徨。
在解严后成长的一代,套句郑有杰的话说,心中的警总都只盖了一半,半座警总挡不住在人格养成阶段对认同的追求,对于出生地的好奇就像喷发的青春期荷尔蒙一样,压不住。
但课本教材里却只有满满的对岸,每天背着从来没去过的山、河、铁路,必须往课外读物去找,才能找到台湾的相关资料,“市面上台湾史的书比较少,同学只看比较有名的那两本,”他直到现在还记得那两本书的封面颜色。直到高中一门历史课,老师让学生做地方的口述历史,郑有杰带着卡带录音机,绕着桃园中坜火车站把一个个故事录上胶卷。他终于有机会进一步认识脚下的这块土地,寻找心中压抑已久的提问,“我是谁?”
而让郑有杰真正释放压抑的出口,是就读台湾大学时参加的“薪传社”。
“社团连取名字都是为了避开争议,”郑有杰笑说,社团名义上以研究传统建筑为主,实质上,却是同个世代的年轻人认识、纪录本土文化的地方,薪传社的热度在解严前后十年,达到高峰。
从高中的口述历史到大学时的社团活动,郑有杰观察,这一代在塑造认同的过程中,与上一代强调“有耳无嘴”相反,年轻的一代,“对讲出自己是没有障碍的,会下意识地去主张自己有权力讲出主张,这是因为潜意识里有个障碍。”换句话说,会大声的主张自己的权力,正如同年轻一代强调做自己是为了对抗上一代权威式的教育。
除了社团,就读台大期间,郑有杰还有另一段转折。好不容易考进台湾第一学府,成功从大气科学系转进经济系,在几乎笃定站上台湾金字塔顶端后,他却选择投身电影。“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做自己发自内心想做的事,不是別人要你成为的样子,”郑有杰说,从小从认同、兴趣、语言等,都在扮演社会中要求的角色,进到电影创作里,他开始做自己了。
投身电影之后,郑有杰一路从同志、小镇、青少年拍到原住民部落的发展抉择,取材多样,是因为“还有太多故事没有被说,⋯⋯而故事必须要被说,才会有份量,”几年前,郑有杰当了爸爸,各种社会议题开始成为他关注的焦点,如何用镜头,让大众目光转移到弱视角落、对抗不义,是他一再思考的问题。
我观察,从认同、到人生选择都不再压抑自己的样子, 这正是解严前后最大的世代差异,对于公众事务的关心,也不再只是外省人、本省人的意识形态之分,二次政党轮替、环保运动、反贪腐、反核、反媒体垄断、反军中暴力等,解严后成长的世代,渐渐习惯了参与公众事务,加上经济条件普遍比上一代好上许多,开始有余力关注岛上的一切,从在地文化的提倡,小旅行、小确幸等生活文化的创造与追求,一如郑有杰从经济系走向电影路一样,多元发展、自由参与公众事务,变成新世代的共同意念。
正当台湾因为解严后世代进入社会,而更加多元奔放之际,郑有杰却感觉到我们进到了下一阶段的新警总时代。
新“警总”跟著钞票来了
“过去,台湾本身的故事没有被讲,是因为戒严,但已经解严很久了,还是没那么普遍,(因为)我们拍摄的取向还是市场,”郑有杰说。但市场导向是全球商业电影皆然的现象,这对他来说有什么不同?
“台湾跟別的地方最大的不同,是別的地方往中国市场靠拢,不用隐藏自己是谁、不用去改变自己是谁,”郑有杰说,随着中国电影票房成长傲视全球,资金实力雄厚,电影从脚本写作到演员选择,处处都成了能够施压的著力点,若是有一点政治不正确的痕迹,在中国市场或资金的生态中,就无立足之地。
为了进入市场、为了生存而必须通过“审查”,就成为解严30年后,台湾文创圈的新戒严。
“戒严、解严都是过去的事了,我们明明有言论自由,但我们还是受到市场控制,这是比戒严还值得悲伤的事,”郑有杰说,比起一只戒严令,来自市场的控制是无形的、无从对抗的。
“从日本人、国民政府,(现在是)民进党执政了,还是有这股压力存在。我是哪里的人、我是什么性倾向的人,我要做谁,应该是我说了算才对啊,⋯⋯台湾的处境就是这样,一直是別人告诉你你是谁,然后你就什么都不是了。”这问题郑有杰从10岁问到40岁,没想到已成了两个孩子的爸,又掉入一样的回圈,只是对象从警总,换成了市场,隐藏自己或是改变自己,也有了价格。
因为市场力量而重新让“我是谁”成为难言之隐,不只是电影产业的事,我回想起过去几年台湾的变化,也有类似的感受。
从2008年到2016年之间,两岸大幅拉近距离,跨海投资的影响力开始从街头的商店出现端倪,台北最指标的精华地段忠孝东路,先是出现了大量的医学美容诊所,接着是老公寓拉皮成为中价位酒店,店铺房租高涨,连牛肉面、凤梨酥都出现形成专门给陆客消费的产业链。科技业、文创、饭店、旅游甚至地方政府的开发案,都有“红色资本”的身影,台湾地方政界开始角力,争取对岸的投资,甚至连政治立场都可以放下。
当时,我是英国《金融时报》驻台的助理记者,与来自美国的特派员参与了一场庆祝“辜汪会谈”20周年的活动,我的美国同事忍不住问我,“你不觉得很有趣吗?20年过去了,还是同一批人在台上。”她说的,是两岸官员、学者在台上叙旧式的回顾,有的从辜汪会谈的小秘书做到了国台办官员,有的从当时的幕僚,成了海基会的第一把手。
当台湾的解严后世代不再全都信奉过去的“我爱中华”,这样的红潮、以及20年后还是同一群人掌控的两岸政商结构,激起了解严后世代的怀疑。
“我是谁”不是用说的,是用活的
1992年次的曾柏瑜正是当初关注两岸越走越近的台湾青年之一。她曾冲进了立法院抗议两岸服务贸易协定的簽订,成为长达23天、50万人上街的太阳花学运成员之一。她的祖父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一度被视作家族耻辱,家族更因此两代不谈政治,但现在的她,却在街头运动之后,成为台湾史上最年轻的立法委员参选人,借了台币200万元、穿着防弹背心搞选举,与黑道背景出身的参选人在同一选区里竞争。
“我们都想,如果(竞选对手)来对我们开枪,我们就可以当选了,”顶著俏丽短发,25岁的曾柏瑜回忆去年的立委选举,不属于台湾两大政党、又没有选举经验的她,用三个月的时间,挑战连续五届当选的地方势力,最终以两万多得票,落选,画下人生第一场选举的句点。
为什么不去读台湾大学的硕士班?为什么开家族先例,顶著祖母的反对跟亲友借钱、硬是参选?为什么在街头上抗议后痛恨政治,却又投身选战,要进入自己不信任的体制?
“民主对我们来说太理所当然了,在我们成长的经验里面,就是不停地去强调民主是一个多么普世价值的事情,”曾柏瑜说,从幼稚园开始就被灌输各种概念,进入国小,选举干部、制定班规、开班会、校园里的自治市长选举等,生活等同于民主,民主、自由、多元。
根深蒂固的,曾柏瑜的认同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民主社会所代表的价值观。
她说,她没办法不生气,看见台湾在日本福岛核灾之后续推问题重重的新核电厂,看见台湾推婚姻平权法案被恶意抹黑、误导,看见军人在军中被恶整死亡却没有得到公正的司法审判,她没办法不上街表达自己的意见,支持透明的政府、同志人权、环境正义。
于是当祖母劝她,参与太阳花运动会让她成为国家机器的黑名单、未来找不到工作,当祖母力劝她別参选,她最终还是站上了发言台。“我很讨厌做政治工作,但是我很擅长,这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我觉得有种使命感就是要做。”
“如果不是我去做,也会有別人拿走麦克风,⋯⋯与其最后我生气、去对抗不想看见的结果,为什么我不去试试看呢?”
曾柏瑜在太阳花运动时,成为学生势力参与谈判的代表,但运动结束后,她却认为是一场失败,消耗了社会近一个月、至少50万人的能量,动员不同世代、领域的社运团体,却没有解决太阳花运动针对的根本性问题,除了激起公民讨论、公民意识之外,没有松动两岸之间政商裙带关系、解决政府与民间的信任危机等。她还同时陷入对自我的厌恶,即使街头上的民众对她表达支持,她也对自己感到作恶。
“我成为我自己讨厌的那些人了,我在谈判桌上,不是在做社会运动,是在搞政治,”曾柏瑜说。从学生走入真实世界,曾柏瑜对政治的第一次震撼教育来得太快、太强,一度考验对民主的信念,“我是谁”的答案,一度从民主社会公民,变成自己痛恨的政客。
她靠著6万字的书写,重新回头审视自己,发现“退出”并不是答案,为了她从小信奉的理念而推动政治改革,才是真得答案。
“我们这个世代,需要很多伟大的创业家,在光谱上面各自努力,把台湾往前推。”曾柏瑜所谓的创业家,是指能看到新的契机、能集成各种资源、靠著本事,颠覆一个产业、提供消费者更好的选项。台湾从过去的经济发展、民主政治的推演至今,不仅是既有的经济发展急需转型,在两次政党轮替之后,社会也对政治期待两大党之外的选项。“社会运动就像是对着当政者说你必须做到10分,但在体制里面,能做的就是如何把那么大的机器,从0、推到5分、10分,那个位置就是必须要有人站,才能够推得动,”
有了一点知名度,曾柏瑜认为自己必须试着进入体制里,实现新一代选民从小被’’内建’’的社会正义、公平、环保等政治理念。也许需要更多的耐性、毅力、甚至承受谩骂的本事,但她决定加入小党,在去年立委选举成为新北市新店区的参选人,以25岁的菜鸟之姿,挑战地方超过两代、5任立委的政治势。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竞选团队,靠著差不多是台北市一个停车位都买不起的台币200万打选战,当对方开启数千人的造势大会,他们在公园放电影、站在街头演讲,每天靠著吃各种止痛药度过。
“我们前几天打扫,看见止痛药,想说要不要留下来,之后还用得到,”曾柏瑜笑说。虽然最后落选了,他们却成立“在地深蹲”协会,从老人家的数位教学到小朋友的手作课,用全新的方式打选战。曾柏瑜准备靠著跟银行借来的创业贷款,深耕在地,再一次试着实践她心中的理想政治。
她当然还是准备好了失败,“我就算试了10年,也还是35岁,还符合联合国的青年标准,再回去找个工作做,也不迟。”
此时,她跟长她15岁的郑有杰,对于“我是谁”,对于未来,有了共识:趁还可以做的时候,做多少,算多少。
说好的解严之后的自由呢?
郑有杰试着在市场压力之下,尽可能的用电影,说出自己是谁。天天感受到市场带来的审查压力,电影圈的人才、票房、资源,都在快速被吸进对岸,面对越来越难走的路,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郑有杰比起年轻时的自己,反而开始像他妈妈了,他担心时代的移转回到过去,他怕他的孩子会因为说出自己是谁,而受到威胁。
“我自己知道我是谁,但整个环境很不安,心里还是有一个恐惧,去说出来自己是谁。”郑有杰说。
处于现阶段的台湾,他愿意承受代价,但作为爸爸,他不确定孩子长大后,该不该让他们去冲撞。“我以前会对长辈们很不谅解,觉得你们怎么能忍气吞声,⋯⋯但仔细想想,当初(指日治时期、白色恐怖时期)挺身而出的人,都被干掉,留一口气的人,现在才有机会。哪一种比较难?直接壮烈成仁比较难?还是活着留一口气?我还在两种都会考虑的阶段,但现在这个阶段,至少,要去争取,不然就没了。”
至于曾柏瑜,虽然爱开玩笑说起自己的经历,其实她非常确定政治改革的路她要走,即使没选上,未来社会运动、社工等,“能做的事太多了,需要人的位置太多了,”趁着台湾民主机制还在,她用各种方式在光谱上不同的位置推动改革,实现她认定的自我。
“我只能决定我的方向然后往前面一起走,然后事情该发生时就会发生,或是別人就会完成,”曾柏瑜吃着手中的干伴面,转头看一路跟著她的竞选干部,正拿着扫把、抹布,整理社区中的小办公室。
解严30年,两个相差15岁的世代,都体认到“新警总”的力量,也都暗自感受到可能的期限,于是即使解严30年了,他们拥有的不是安全感,而是共同的使命感,台湾的颠簸摸索走出的一点民主成果,必须留守住,并为下一代争取更多自由思考“我是谁”的空间。
能自由地回答“我是谁”,解严后30年,已从禁忌成为一份未竟的使命。
至于我,当眷村的墙已倒,房舍拆除后的大片土地成为开发商的基地,眷村里的本省小孩终究也失去墙内、墙外的选择。在大时代之中的小岛出生,能选的毕竟只有说或不说出口,而不是“我是谁”的答案。
(作者是自由记者,同时经营台南午营咖啡店,关心网络科技、社会企业及国际人权议题。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责编邮箱: silva.shih@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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