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21日 星期五

“全球知识分子”赫希曼:早年生活和思想探索【菁英】

“全球知识分子”赫希曼:早年生活和思想探索

韦森:赫希曼是从人类社会观念史大背景中思考现实世界问题的思想家,他留下的是关于人类社会如何运作的观念。


入世的政治-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思想之旅(一)

【摘要】 阿尔伯特·赫希曼是当代一位全球化的知识分子,其研究领域横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思想史等领域,在国际上有着巨大影响。2013年,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杰里米·阿德尔曼出版了《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长篇学术传记。作为这本传记的中译本导读,这篇文章在第一部分先简述了赫希曼的坎坷、传奇和多样化的生平。第二部分着重介绍了赫希曼在经济学领域的贡献,包括“不平衡增长理论”、“隐蔽之手”理论等。赫希曼本人还提出了“基尼系数”、“极化涓滴效应”、“隧道效应”以及“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等等概念。正是因为赫希曼有如此众多的理论贡献,他曾被人们誉为“50年来影响最大的发展经济学家”。本文第三部分回顾了赫希曼晚年著作和思想,并着重介绍了他的最重要学术著作《激情与利益》、《转变与参与》和《反动的修辞》三部主要学术著作中的一些理论发现。赫希曼作为一个从人类社会观念史大背景中思考现实世界问题的当代思想家,他所留给世人的是关于人类社会如何运作的一些“伟大观念”。
1996年,在为阿尔伯特·希曼(Albert O. Hirschman)扛鼎之作《激情与利益》(我觉得这本书的书名最好还是被较为精确些地翻译为《激情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论辩》,而不是《激情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争论》)一书所做的序言中,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教授的开篇第一句就说:“阿尔伯特·赫希曼是当代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他的著作改变了我们对经济发展、社会制度和人类行为的认识,也改变了我们对身份认同、忠诚、义务的性质和意义的理解”(Hirschman, 1977/1997, p. ix)。
森教授的这句话,言简意赅,大致总结了当代世界的一位思想大师阿尔伯特·赫希曼主要学术贡献和在当代人类社会思想史上的地位。这本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杰里米·阿德尔曼(Jeremy Adelman)教授花十余年研究功夫、亲身访谈和查询档案资料所撰写的《入世的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全面、细致而翔实地介绍了赫希曼这位当代全球化知识分子一生的生活经历、思想历程和学术贡献。而贾拥民花数年精力而翻译的这本800余页的思想传记巨著,也向广大中文读者提供了一个可靠和可信的中译本。
在有文字记载的人类社会文明史上,20世纪可谓是一个跌宕起伏、复杂多变和波澜壮阔世纪。在20世纪,在世界上曾发生了上亿人丧亡的两次世界大战,出现过希特勒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政权,发生了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并且也在十几个国家发生了70余年中央计划经济的实验,并在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了苏联的解体,东欧的转制和中国和越南的市场化改革。在跌宕起伏20世纪里,西方国家实际上也经历了一个现代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制度的巨大变迁和演进过程。伴随着20世纪人类社会的跌宕起伏制度演进和变迁,也有无数的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从多学科的角度在探索、反思和理论化地揭示人类社会运行的一般原理和与基本法则。这其中包括马克斯·韦伯,约瑟夫·熊彼特,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Hayek)、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约翰·罗尔斯、罗伯特·诺齐克、詹姆斯·布坎南、阿马蒂亚·森等等。本传记的主角赫希曼,无疑也是这些当代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不过与其他跨学科的伟大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不同,赫希曼一生的坎坷而又辉煌学术探讨和著述的经历有以下几个特点:(1)赫希曼更多地是从身临其境的现实观察而不是从宏大的理论推理和逻辑叙事来论述人类社会运行和演变一些基本原理;(2)与其他一些思想家更多地在在西方大学中教书和做研究相比,赫希曼一生坎坷和从事过多种职业,更多地是参与到现实社会实践而进行观察和思考,因而被这位传记的作者称作为“worldly philosopher”(这个词组在中文语境中可被理解为“俗世的哲学家”、“入世的哲学家”和“现实世界的哲学家”);(3)赫希曼早年离井背乡、历经磨难、漂泊无根、居住过许多国家并中年和晚年在数所著名大学执教和做研究,使他不会属于任何一个单一的文化传统、学术流派,甚至不属于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而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的知识分子(见本书中译本第18~19页,下同)。(4)由于赫希曼真正开始起学术著述是在二次战后移居到美国之后,与上述大多数当代思想界的巨擘相比,赫希曼的理论著述更晚近一些,因而,尽管他在世界经济学界和社会科学界影响甚大,是西方国家“学术界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物”(第26页),但相对较少地为学术圈外的普通人尤其是中国读者所知。
从个人生活经历来看,作为一个“全球知识分子”的赫希曼有着传奇、神秘也无疑是辉煌的人生。阿尔伯特·赫希曼于1915年4月7日生于德国柏林的一个犹太人的家庭。少年时期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社会动荡、政权更替,大致是在进行长达14年的大众民主实验的魏玛共和国时期长大的。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阿尔伯特在柏林的语法中学中学习,且比较早熟。早在14岁的小小年纪里,赫希曼就开始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经济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并在16岁左右的青少年时间了啃读了黑格尔艰涩难懂的《精神现象学》,还从中引申出了“一种人类理性出现的‘道德秩序’”。在这一时期,他还喜欢上了经济学,并注意到了苏联经济学家的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v)的市场经济的商业周期的“长波理论”(Kondratiev long cycles)。作为一个善于思考的热血青年,赫希曼曾参加了当时德国的左翼社会主义运动,并“狼吞虎咽地”阅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四月提纲》和关于社会主义斗争策略的通讯等等,从而“一生都痴迷于探究变革究竟是如何发生的”(第97页)。在希特勒纳粹政党取得德国的政权后,赫希曼因担心种族和政治迫害,在他的18岁的生日之前流亡到了巴黎,开始了他的“无国籍人士”的流亡和学习生涯。
到了法国,年轻的赫希曼进了巴黎高等商业研究学院继续学习经济学,并在1935年拿到了伦敦经济学院的一年的研究奖学金,去这世界的经济学重镇学习。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期间,赫希曼有机会听了当时声名卓著的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和哈耶克的课,并选修了经济思想史和国际经济学的一些课程,开始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转向了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多年之后,赫希曼本人还回忆道:“一直到英国之后,我才如梦方醒……只有在哪里,我才真正认识清楚究竟什么才是经济学”(第165页)。在一年英国访学期间,赫希曼还有机会去剑桥大学去听了凯恩斯的讲演,但并不怎么欣赏当时已经大名鼎鼎的凯恩斯。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已经越来越不信任何形式的宏大理论了”(第166页)。在英国期间,赫希曼还结识阿巴·勒纳(Abba Lerner,——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大论战”的一个主要参与者),并与另剑桥的一个著名经济学家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有了较深入的交流,还深受其思想影响。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一年的学习生活,对赫希曼来说意义非凡。到1936年6月再回到法国时,他已经是一个有着自己思想的经济学家了(第170页)。
回到法国后,在之后长达数年的时间里,赫希曼在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参加了反法西斯的运动,并在1938年6月在意大利的特瑞亚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rieste)取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翌年,二战爆发,赫希曼立刻赶回法国,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了陆军,抵抗德国入侵。在希特勒的军队占领巴黎和法国政府投降后,赫希曼隐瞒身份、几经曲折而流亡到马赛,参加了当时一个美国人瓦里安·弗莱(Variant Fry)所组织的紧急营救委员会,给一些犹太人和知识分子伪造证明,代办签证,制订出逃路线,安排过境护送他们逃出德国军队占领国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的紧急营救委员会就帮助4000多犹太人逃过了纳粹的魔爪,其中包括200多名犹太文化精英,如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诺贝尔生化学家奥托•迈尔霍夫(Otto Fritz Meyerhof),画家夏加尔(Marc Chagall)、杜尚(Marcel Duchamp)以及作家安德烈•布勒东(Andre Breton),等等。
这个紧急营救委员会就很快成为纳粹德国和法国傀儡政府(法语:Régime de Vichy),的眼中钉。1940年12月,因担心纳粹的搜捕,赫希曼不得不离开马赛,徒步翻越比利牛斯山,经由西班牙、葡萄牙,于次年元月14日逃至美国,在25岁的时候开始了在美国的生活,再一次成为“无国籍人士”。到美国后,赫希曼很快拿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份奖学金,开始了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习生活,并很快结识了一个来自立陶宛和巴黎的富裕犹太商人家庭的少女莎拉·夏皮罗(Sarah Chapiro),于1941年6月22日在伯克利市政厅与举行了婚礼,二人结成了终老夫妻。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期间,赫希曼就在美国两本重要学术期刊《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和《美国统计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上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尤其是在发表在《美国统计学会杂志》上9月号上的关于“有限分布中离差的度量”的文章,赫希曼提出了后来被经济学中所常用来测量产业集中度的“赫希曼指数”(这个指数在经济学中又被成为“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简称HHI)。在1945年,赫希曼(Hirschmann,1945)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国家实力与外贸结构》。在这部著作第7章,赫希曼运用统计方法计算了多国的社会收入分配的情况,实际上首次使用了目前经济学和媒体中所常用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这个概念,即根据劳伦茨曲线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一个指标,因而目前国际学界已经基本公认赫希曼才是收入分配中的“基尼系数”的真正发明者。
新婚燕尔,经济学论文和著作的写作与发表,并没阻止作为一个行动者的赫希曼再回欧洲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念头。1943年,赫希曼在旧金山应征入伍,随后到华盛顿加入了美国的情报机构,然后被派回到欧洲参加了进攻意大利的美军,做了一名随军翻译。在意大利期间,赫希曼买到了哈耶克刚刚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在战争的间隙中细读了这部著作,深受哈耶克思想的影响。正如这部传记的作者阿德尔曼所评论的那样:“哈耶克对‘奴役之路’的悲叹对赫希曼的意义在于,他促使赫希曼将更加自觉地把个人自由放在首位,更加彻底地怀疑完美知识”,并加深了他德国纳粹政权的集体主义灾难性社会实验后果的认识”(第302~304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赫希曼从美国军队退伍回到了华盛顿,随即为了家庭生计而到处求职。非常幸运地是,受当时已经在经济学界久负盛名的亚历山大·格申克龙( Alexander Gerschenkron)的邀请和举荐,赫希曼在美联储找到了一份工作。之后,他以联邦储备委员会经济学家的身份参与了为欧洲战后复苏的“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制定与实施。由于厌倦在美联储的官僚机构工作,在1952年,赫希曼应邀去南美的哥伦比亚,担任了该国国家规划委员会的财政顾问,走遍了哥伦比亚各地,开始了他之后几十年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以及与拉丁美国国家经济发展献谋献策的生涯。之后,他自己在又在哥伦比亚开设了一家私人咨询公司,变成了一个家庭衣食无忧的企业家,从而应验了赫希曼本人经常重复的一个警句:“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最好的回报往往来自于最少的计划”(第371页)。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看法,原载于《复旦大学学报》,省略参考文献与脚注。
本文编辑 jin.x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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