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17日 星期日

林正修:蔡英文對局北京,可想想重慶的蔣介石【戰略】

林正修:蔡英文對局北京,可想想重慶的蔣介石

如果蔡果真在本週末後當選總統,我覺得她該認真想想的人物是重慶時代的蔣介石。若民進黨重新執政,必定面對北京的步步進逼。形式相近的威逼,抗戰時期的蔣介石都以更慘烈的方式面對過。

《想想》是蔡英文集結筆陣的網站。從名稱來看,把「想」字疊綴在一起,不無再思而行的意思。如果蔡果真在本週末後當選總統,我覺得她該認真想想的人物是重慶時代(1937.11─1945.8)的蔣介石(註一)
若民進黨重新執政,必定面對北京的步步進逼。台灣不但經濟上被紅色資本穿透掏空,而且邦交國可能陸續出走,國際空間一定更形壓縮。隨之而來的將是民意分裂,北京甚至可能內外聯手,架空合法的政府。
形式相近的威逼,抗戰時期的蔣介石都以更慘烈的方式面對過。蔣最後撐到日本投降,勝利還都;卻在關鍵時刻失去美方信任,更擋不住共軍崛起。重慶時代蔣介石做出了許多關鍵決定,或好或壞,都值得當前借鑑。

一、和戰之間,敵乎友乎?

回顧蔣的一生言論,最有戰略高度的,應該是1934年假徐道隣之名發表的《敵乎?友乎?》當時形勢是日強中弱,滿州已建國三年,而日本軍方內部的皇道派與統制派鬥爭激烈。蔣直接訴諸於日本各界,分析兩國其實有共同防蘇反共的戰略目標。只要日本能節制軍方,中日必能避免一戰。蔣的言論,在戰前戰後都得到日本社會一定程度的呼應。
不知蔡英文心中,是否也有一篇足以說服多數中國人的和平論述?對於台灣主權,北京與民進黨可說是針鋒相對。然而民共兩造,是否也存在共同的戰略利益?答案是肯定的,但絕不是馬習會宣示的中國復興大夢,也不是兩岸共同聲索釣魚台或南海主權。民共可能的共識,不是特定的國體主張,而是從東亞長遠發展視野來看待中國轉型。
中國是持續崛起的強權,但中南海領導人對體制的和平轉型,至今仍無可靠的路徑圖。中國政制若能順利向民主轉移,對自身、兩岸及區域都是莫大祝福。一個不主動尋釁的台灣,並非全盤接受北京的主張,而是理解中國政體轉型工程的浩大與艱難。台灣可能是過程中重要的參與者,也必定是關鍵的受益人。蔡英文2012年的落選感言,打動了許多對岸年輕人。今年蔡若勝選,則必須用更清晰的論述,召喚對岸更廣泛的支持。
蔣曾經期待中日互相提攜,但日本的輕慢與蔣的偏執,共構了無法回頭的難局。即使日方在蘆溝橋事件後,並不準備擴大事端,但蔣介石卻決定全面反擊。事後來看,若非因珍珠港事變導致美國參戰,單以中國之力抵抗日本進攻,連重慶都可能失守。蔣在1937年把國家的命運,賭在對手還沒犯的錯誤,實可謂冒進。
中國革命與日本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孫文與蔣介石在不同時期,都受益於日本的泛亞主義(Pan-Asianism)。孫文在日本志士宮崎滔天等的協助下,改組同盟會;北伐之後的蔣介石,也在黑龍會首領頭山滿的引介下,與日本各界多有聯繫。
如果在1930年代的街頭問中國青年學生,日本對中國意圖為何?答案一定是滅亡中國。但事實是:滿州國建立後,日本並未把佔領中國當成政略目標,卻十分在意南京倒向莫斯科。從日本的角度來說,孫蔣從親日共同興亞轉為親蘇反日,才是破壞了南京與東京戰略聯盟的主因。但從蔣的感受來說,早在1928年的日本出兵濟南阻止北伐,他就下定決心必須與日一戰。
再次上台的民進黨面對中國,與北伐後蔣介石面對日本,情境十分相近。
當中國的主導力量從北洋政府換成抗日的南京黨人,日本當然會利用分化與施壓的手法,避免中國成為蘇聯的馬前卒。面對綠營再次上台,北京只會加大對台統戰與分化力度;但中南海中仍有清醒頭腦,可以準確區分「宣傳內需」與「改變台海現狀」的風險之別。
兩國相持,弱的一方要能繞過言詞,去理解對手的真實意圖,從地緣格局上清楚掌握彼此底線,並且不為己方民意挾持。1930年代的中日局勢,強勢方有其整體戰略的考慮,雖然表面氣焰囂張,但從未以佔領弱國為目標。反而弱勢一方總是氣憤難平,覺得明天就要亡國。雙方都自以為無路可退,結果就是天皇帝國被打回島國原形,至今仍由美國監管;而委員內戰兵敗,在海島度完餘生。
比起中日相爭根源的滿州國,今天兩岸爭端其實沒有太多實質分量。蔣介石與日本欲和卻戰的殷鑑不遠,蔡習豈能不慎乎?

二、先其所愛

中日大戰開打,日本陸軍原想南下中原,切割中國本部。蔣看準對手內部海陸戰略不合,主動在上海租界開闢第二戰場,迫使日本海軍連續三次增兵,牽引日軍沿長江「西上」。蔣的策略是孫子兵法中「先其所愛」,也就是「首先奪取敵人戰略要地」,出其不意地迫使日軍改變進攻路線。
蔣介石抗日戰略是以「空間換取時間」,戰術上以「穩、韌」對付日軍「快、硬」的攻勢。而台灣對中國的戰略縱深為何?有效的戰術是什麼?
戰略的答案是「開源」(open source),戰術則是公民社會與企業的培力。北京對台最有效的戰略,就是用經濟手段買通各界上下,期待不戰而屈台灣民主。但黨國體制的大敵是「透明」,而開源是台灣已開始踐行的共識。台灣要如何善用開放透明的建制,廣邀公民監督企業,又能夠歡迎包含陸資在內的良性投資,將是英派執政的真實考驗。
觀察中國近十年來的進步,幾乎都屬戰術上的精進,頂層控制反而更形保守,整體發展上呈現出戰略的退卻。對岸的好頭腦與業界好手不少,但就如二戰的日本從不缺精於戰術的將校,但戰果總在天皇體制與大本營錯亂決策中互相抵消。
以宗教交流為例,台灣當然可以接待山西關公來台繞境,但前提是必須對等回訪,並且把信徒會與財務管理的體系,介紹給中國各地的信眾。又以上海台辦與台南養殖業的契作為例,人家願意下單買貨當然歡迎,但千萬別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台灣養殖業者應以上海市場為口碑,進而推到中國內陸及其他國家,熟悉各國特殊的物流體系。傳統產業振興的關鍵,是資源平台與善用網絡的人力,此兩者都與開源戰略直接相關。
台灣應對自己的社會有信心。蔡應該奉行「開放政府」的總戰略,以具體資源支持台灣的小農與企業,直面中國的銀彈攻勢。台灣的防線在於綿密自主的網絡;當開放社會與不透明的體制交往越深,開放的一方,越能產生自我價值認同。
這種價值高地,就是兩岸對峙的戰略要地。

三、微與之期

中日開戰初期,國府唯一的外援來自蘇聯。蘇聯為了遏制日本,對中國的援助可說是真金白銀,給錢給槍。1939年中蘇飛行員曾聯手奇襲日佔的漢口機場,重創日軍。之後蘇聯雖因與日簽訂合約而撤走援助,但日本從未敢小覷蘇軍實力。
對蔡英文來說,今天能扮演昔日「蘇聯」角色的則是日本;而美國還是那個隔山觀鬥,最後才會出手的美國。如同蘇聯因防日而援華,日本理應成為台灣重要外援。不過日本民性遠不如蘇聯痛快,日資企業對中國也多所忌憚,加以台灣親日派歷來多只是日本右翼的尾巴,無法涵括日本民意多樣性,所以台日交流遲遲無法提升到戰略層次。蔡英文應從戰略高度向日本朝野喊話:如果日本想保持東亞經濟均勢,對台技術轉移就不應吝嗇小氣。台灣對日外交也應走出暮氣沉沉的老人圈,轉而面向有批判力及創造力的新日本。
抗戰後期,國府空中支援主要來自陳納德的飛虎隊,這些美國志願飛行員並非現役軍人,卻在戰場上發揮克敵大用。台灣正式邦交國不多,但全世界對中國有意見的好手卻很多。面對強國壓境,台灣不必顧影自憐,只要大膽接合全球超國家的網絡及社群,就會得到許多意想不到的協助。舉例來說,單挑美國的史諾登或全球比特幣的愛好者,都是對抗網路控制的倡議者。又如開放大麻與爭取同志權利的社群,如果台灣能夠成為亞洲對邊緣群體最友善的國家,他們就會是今天的飛虎隊。
中日在八年對戰中,日方多次修改講和條件,想以威勢逼和,蔣介石卻以「不宣戰,不認輸,不講和」回應。重慶時期的最大困難不只在前線,還有經濟封鎖導致的民生士氣的凋敝。 尤其在1939前後,法國陷落,而德蘇、日美尚未開戰,重慶面臨最為孤立的時期。延安的林彪甚至用一個「熬」字,來形容當時抗戰的艱難。
據北京說法,若民進黨執政不遵守九二共識,就會「地動山搖」。從經濟面來說,可能是陸客消費與台商收益遽減,甚至是島內大型投資下降,就業與薪資提升更形困難。但如此種種,比起失國半壁內外交逼的蔣介石,實在算不了什麼。中日戰爭重創沿海城市,但蔣卻藉着撤退到大後方,清理川滇黔的基本結構。蔣提倡「抗戰與建國結合」有一定道理;重慶八年,國府的人才培育基本沒有中斷。
面對中國的合圍,蔡英文應把握時機重整台灣經濟體系,戒除以往只會用大型開發拉動內需的癮頭。對於有以待之的治理者來說,緊縮是改革的良機。而重慶後期為人所詬病的「前方吃緊,後方緊吃」,再次輪替後的民進黨人,更要戒之慎之。
重慶的蔣介石打不贏日本卻要拖住對手,而拖的目的是要等國際情勢的改變。先是歐戰爆發,接着是軸心三國協約,最後是美日開打。蔣的戰略假設就是「把中日問題與世界問題一起解決」。回到兩岸,台灣蔡英文頂住中國的戰略想像是什麼?
即使八年後,中國毫無懸念地會繼續存在。爭取四年或八年台海的平穩,對中國轉型至關重要。台灣首先要避免成為對岸極端民族情緒的出口;其次讓兩岸的爭議,在國際的架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最後等待中國內部,醞釀足夠的能量啟動政改。台灣以民主的價值促動中國轉型,將得到國際體系的廣泛支持,這才是當前兩岸相持的戰略意義。
中國若干犯國際秩序,最壞的下場可能像蘇聯一樣,歷經國土分裂與長期內耗。中國若能和平轉型,美國將分享東亞的領導權,甚至不無可能共組太平洋的北約體系。
回顧重慶時期的美中關係,對今天的台灣也頗有警示的意義。抗戰前期,日本侵華所需的石油及打造彈藥的鋼鐵,大半都是從美國進口。美國直到日本南下威脅菲律賓及南洋石油,才對日禁運。東亞均勢離不開美國,但過於期待美國的善意,必定下場悽慘。台美的軍火買賣是爭取大國信任的暗語,但絕不是安全保證;更何況,今天北京還是美國的主要債權人。
重慶的蔣介石,用的是兵法中的「微與之期」,也就是「不要輕易與敵約期決戰」。如何用同樣心法面對九二共識,值得蔡英文再三深思。

四、政治的三角結構

重慶的蔣介石,除了抗日以外,還要面對延安毛澤東與南京的汪政權,兩者背後都有大國撐腰。當選的蔡英文在面對北京之外,島內還有親中的國民黨與抗中的激進派。如果我們穿越時空形象地說,卸任後馬英九像是言必稱九二共識的汪精衛,台北的柯文哲則像嘻皮笑臉的毛澤東。而國民黨的傳統勢力,就像北伐前後殘餘的軍閥勢力;在陸居留的上百萬的台商台幹,則有點像淪陷區的親朋老友。
蔣對汪政權的處理分為上下兩手策略。對汪政權的上層人物,重慶政府堅壁清野斷其後路。但對於為保存實力而被迫加入偽軍的將領,以及淪陷區的中下層官員,蔣介石卻能有同情性的理解。不但透過地下組織保持聯繫,且不以「非忠即奸」的二分法苛責。蔣的彈性的作法很大程度掏空了汪政權的正當性,也解消了日本逼降的政治攻勢。
對蔡英文來說,清理國民黨不當黨產與政治獻金,是必須上綱到轉型正義的原則問題;但對於農漁會或婦女會等傳統國民黨外圍組織,則必須有更多的耐心與新血投入,在每個具體的社會領域,迎戰對岸對人心的收買。
蔣介石從沒放下對延安的戒心,但他卻從未真正了解延安醞釀的重大變化。從1927大革命失敗後,毛澤東就在三灣整編重建紅軍,把黨支部建到連與車間一級。在延安窯洞裏,毛一方面對史達林聯蔣抗日陽奉陰違,同時也透過整風與再教育,建立了足以一爭天下的剛性黨組織。日本學者遠藤譽研究史料後發現,延安在1938年,還透過上海的情報頭子潘漢年與日本佔領者聯繫,不但接受經費補助,也提供打擊國民黨的訊息。這種行為既是對抗戰的背叛,也干犯第三國際統一戰線的大忌。但對於毛這般的實用主義者,鬥垮對手的手段不必有底線。
蔡英文若仔細回顧蔣毛汪的三角博弈,想必對選後的台灣政治會有不同體會。未來藍營的頭面人物一定還會遊走兩岸對台北施壓,但民進黨政府要消化國民黨的殘餘力量應非難事。真正難的,或許是搞懂柯文哲所代表的社會力量。
重慶時代的蔣介石無疑是個民族主義者,是全中國抵抗日本的象徵,但最後在內戰中,共黨的宣傳卻成功把「反蔣」與「反美反內戰」畫上等號。共產黨絕不只是口號動人,上海等大城市的年輕人會奔赴延安,昆明的教授學生會反獨裁反內戰,還是因為他們對未來的想像,與蔣委員長出入甚大。
所以未來若看到「兩個凡是」的柯文哲與對岸互動頻繁,或是太陽花世代到對岸創新事業,綠營的支持者千萬不用大驚小怪。新世代的光譜及經驗值已經超過原來的藍綠分布,他們可能認為台獨就是天然狀態,但也不會看不到對岸龐大的經濟機會。未來蔡英文與台北小延安之間的競爭,不是在國族認同中決勝負,卻會在經濟與兩岸的想像力上見輸贏。
蔡英文該謹記,最後讓蔣介石離開南京的,不是汪精衛而是毛澤東。

五、贏得抗戰、輸了內戰

蔣和他的部隊撐過八年抗戰,卻打不贏國共內戰。
遠因之一,卻要追溯到1944年日本發動的大陸打通作戰(即一號作戰),在38天連下37城,也佔領了美軍規劃轟炸日本本土的基地。此役之中,美國把蔣介石部隊的種種弊端看在眼底,懷疑其戰力,是以在雅爾達密會要求蘇聯參戰。蘇軍進入滿州後,移交了錙重武器給林彪的四野,決定了東北戰場的勝負;一旦東北易手,國軍在關內也幾無勝算。蔣介石在關鍵時刻被美國看輕,更導致美國最後在內戰中袖手旁觀。
勝敗畢竟是兵家常事,蔣介石在西方受到嘲弄,追其根本,仍是蔣個人與國民黨文化與時代扞格。重慶之前的國民黨,有着時代激烈變遷的過渡性印記;反映在蔣個人身上,就是意識形態上的徬徨。蔣曾經是紅軍的仰慕者,卻又仿效納粹成立藍衣社;他以陽明信徒自許,其後又隨妻改宗信耶穌。蔣終其一身,難脫信念的駁雜。
傳統民進黨人也十分駁雜,既有着商人的現實感,也有秘密會社的排他性。在當前兩岸情勢下,蔡英文及其政黨若只把自己當成國族主義的代理人,不但不合時宜,也無法面對複雜的現實。陳水扁第二任在外交上荒腔走板,連保守派的美國總統小布希(港譯小布殊)都公開羞辱台灣,堪與英美領袖看輕蔣介石前後呼應。可為借鑑。
對於勝選的蔡英文來說,在自家門內有幾場硬仗要打,分別是環境與國土,勞動體制與教育。此三者互相關聯,直接決定台灣在全球知識經濟的競爭中能否存活。要打贏這幾場戰,蔡英文必須精銳盡出,全力拚搏。只有拉開了與對岸社會差距,台灣才能有安全縱深。
蔡英文的學經歷看似與國際接軌,但東亞現代科舉出身的政治人物有個很大缺陷,就是信念模糊。據說蔡英文把德國總理、出身新教牧師家庭的梅克爾(港譯默克爾)當成偶像;不知蔡英文可否知道,新約中有段經文教人「把不冷不熱的溫水一口吐掉」?從馬英九的例子可知:凡事先求自保避錯的領導者,很難擔起千鈞重擔。蔡英文能否走出同樣輪迴,知情者應該都不樂觀。

六、台灣是不是滿州國?

中日開戰關鍵是滿州國。汪精衛 1942年訪問長春時,曾流淚說「我們以往今後都是同胞!」但同胞都未必須同國,歐洲自一戰至南斯拉夫的解體,帝國的傾圮與人命的傷亡,皆因於同族必須同屬一國的偏執。如果中日不因滿州而大戰,也許蔣的繼承人能在南京繼續掌權,而亞洲面貌也將完全不同。
我們無從得知重慶時代或敗戰來台的蔣介石是否因此後悔,但今天的蔡英文,卻有機會說服習近平,文化同源而政治分治的現況,其實是當前最好的安排。
以上世紀30年代的中日比喻當今的兩岸,也許各方執意者未必領情。但讀懂中日一世紀以來的糾葛,才能了解強弱乃相對的態勢。強者至剛必將折損殆盡,而弱者也必有全其國之道。
蔣一生最大的幸運,是對手日本的偏狹與輕敵;時代給蔡最大的祝福,是全球社經慣行的組織法則,正開始發生驚天動地的改變。在這個巨變的開端,國家量體大小的不是決勝的關鍵,社會願意面對改變的共識,才是最稀有的資源。
周鄰大國與國內的信任,對領導者同等重要。蔡英文最大的挑戰,就是平衡於民意與國際信任之間,力求「彌禍於無形」。台灣能與中國和平共處並持續提升彼此,絕對是世界級的成就。
扁馬之後,台灣人必須承認,我們表土尚淺的民主,還養不出有歷史視野的領導人。我們的選民太浮躁好動,領導人則盡做些血汗型的例行勞務,導致台灣缺乏政治中最需要的大跨度換位思考。以台灣和中日歷史的交錯,台灣社會與領導人,應該可以同時取益於德川家康和孫蔣毛鄧;但實情剛好相反。國民黨的上層,是一群被毛澤東嚇壞了的流亡集團,而民進黨人則十分自在於,他們對中國歷史的疏離無知。
蔡英文是否能深思東亞及中國歷史,並有所啟發,我們不必有任何期待;但蔣的確是近代東亞無法跳過的思考座標。台灣海峽的現況,就是蔣介石對民進黨人的饋贈(或許也有人會覺得是詛咒)。蔣的追隨者中,至今沒有任何人能在視野上夠超越他本人(包含他的兒子蔣經國)。而蔡及身邊的幕僚,也許此生還沒想過以蔣的情境為摹本,來思考兩岸關係。但歷史真正有趣的地方就在此,跨距越大,越能避免偏見與看清自己。
至於蔣在蔡當選後會不會被請出中正紀念堂,其實不是問題核心。真實的歷史是:委員長既是獨裁者又是戰略家,討回東北卻輸了內戰,反對台獨卻保全了台澎金馬。只是國共兩黨對蔣的定位都我執太深,短期之內難有公正評論。倒是三次輪替後的台灣,只要開放心胸,就會是個把故事講得透徹精彩的好地方。
台北 228 公園的館前路正門,至今還有一對滿州國致贈的銅牛。倘若中日八十多年前能相忍於一時,讓滿州國延續至今,其成就或許難以想像。其實台灣更似當今中美之間的滿州;只要台海三十年無釁,新品類的超國家型構或許就此誕生。
歷史從不缺憾事,但缺謙虛和想像力。
冷眼向洋看世界,從重慶到台北,有一個道理該被記住:
只要存在就是力量,只有存在才能催生變化。
(林正修,海西諮詢顧問公司負責人,曾任台北市民政局長、研考會主委)
註一:本文有關蔣介石歷史,多處參考黃自進教授《蔣介石與日本》一書,特此申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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