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21日 星期二

资本主义的道德困境【經濟】

2015年07月21日 06:14 AM

资本主义的道德困境


乍看之下,最近几周给上海和深圳股市造成混乱的巨大泡沫似乎是中国特有的。毕竟,政府对泡沫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无疑希望借着股价飙升来以极低的成本重组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
然而,自近期股市暴跌以来,中国政府在救市中面临的困难表明,中国的威权、干预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也有局限性。泡沫就是泡沫,不管在哪里都是一样。事实证明,在中国驯服资本主义野兽和在西方一样棘手。
1978年,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开始推行资本主义制度,并在巨大的规模上展示了这一制度的一个基本事实。中国拥有让民众摆脱贫困的非凡能力,但这种能力并非没有代价。这种代价不只是资本在工业化初期阶段无情压榨工人的倾向;也不只是创造性破坏的严酷,或者资本主义制度从工业革命直至2008年金融大危机期间周而复始的动荡周期;同样也不只是最近几十年伴随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加剧——尤其是在讲英语国家和中国。
更为根本的是合法性问题,这涉及金钱动机(换言之是贪婪)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作用。据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经说过:“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令人吃惊的信仰,即最卑鄙的人的最卑鄙的动机不知怎地就会追求最美好的结果。”

这种对金钱的道德品质的担忧,至少可以追溯至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法律篇》(Laws)一书中,柏拉图笔下作为他自己代言人的雅典人指责,商业“在人的灵魂中培养欺骗和狡诈的伎俩”。亚里士多德也对贸易不满,他认为贸易不仅卑鄙,而且容易破坏公民承诺。然后是耶稣表示没有时间留给富人,而圣保罗则说,贪财是万恶之源。
商人和商业本身一样受人非议。从古到今,小说家和剧作家都在无情地嘲讽暴发户商人的粗俗和自命不凡,最好的例子是彼得罗纽斯(Petronius)的《萨迪利空》(Satyricon)中,特里马乔(Trimalchio)的宴会上那些令人生厌的宾客,以及莫里哀(Molière)笔下的茹尔丹先生(Monsieur Jourdain)——茹尔丹先生高兴地发现,自己一生都在说散文。巴尔扎克(Balzac)、狄更斯(Dickens)、佐拉(Zola)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等19世纪的小说家,都擅长刻画商人的小气和无赖。现代很少有作家在小说或诗歌中宣扬财富创造带来的社会益处——艾恩•兰德(Ayn Rand)是个引人注目的例外。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历史上许多时期,政治和社会架构中都存在既定的反商业情绪,这有助于解释为何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文化中,资本主义的植入都如此令人不愉快。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价值观——经由13世纪的哲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传承——在欧洲存活并延续至封建时代。当时,权力和财富来自土地——贵族们看不起商业。只有军队、地产管理和教堂这些职业才适合贵族。他们没有时间培养节俭和创业的资本主义美德。
在亚洲许多国家同样如此。中国早期的儒家学者提出“士农工商”的等级划分——最高的是有学问的士,接下来是农民,然后是手工业者,最底层的是低贱的商人和贸易者。在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之前的许多个世纪里,日本封建社会存在着类似的社会等级结构,从上至下是武士、农民、手工业者,最后是商人,后者充其量被视为“必要的恶”。
为什么商业和金融遭受如此多的骂名?经济背景提供了部分答案。几个世纪以来,人均收入只有很小、或者没有增长。没有增长,贸易似乎就是一个零和游戏,某个人赚钱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另一个人亏钱。贸易的道德基础因此看起来令人难以信服。
这种偏见首先在伊斯兰世界开始消退,那里的先知穆罕默德(Prophet Mohammed)支持贸易,不过他反对金融。在中国,在公元10世纪至17世纪之间的宋朝和明朝期间,商业逐步发展,士农工商之间的界限开始松动,富裕的商人被吸收进地主士绅阶层,尽管中国的官僚制度仍然有力地阻碍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在欧洲,商业地位提升的征程真正肇始于意大利城邦。12至14世纪,商人与银行家融入了强大的贵族统治阶层,切断了权力与土地之间的联系。这些城邦的经济变得以货币为基础,并具有资本主义雏形,因为它们植根于市场交换并以合理清晰的产权为支撑。《十日谈》(The Decameron)的作者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甚至能宣称“商人是干净利索而优雅的人”。
17和18世纪,知识界的氛围发生了巨变。在欧洲爆发毁灭性的宗教战争之后,格老秀斯(Grotius)、斯宾诺莎(Spinoza)以及霍布斯(Hobbes)等哲学家批判了盛行于整个中世纪的尚武价值观以及基督教的反唯物主义传统。为了争取和平与稳定,他们的目标是要使人们远离军事英雄主义以及对永恒救赎的全神贯注,而关注当下的繁荣。与此同时,作家塞万提斯(Cervantes)在《堂吉诃德》(Don Quixote)中讽刺了中世纪贵族的英雄价值观,而拉罗什福科(La Rochefoucauld)在《道德箴言录》(Maximes)中强调了人类的虚伪、自利、虚荣和贪婪,而非骑士的美德。
然后是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对自利的赞颂。18世纪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试图使贸易变得受人尊敬,他在《论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中写道:“……商业的自然结果是带来和平。两个有着贸易往来的国家会变得相互依存:如果一方有兴趣购买,另一方则有兴趣出售;所有的结合都是基于相互需要。”
游戏规则随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发生了巨大变化,工业革命体现了我们现在所知的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这一制度后来使许多人摆脱了赤贫。
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是,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同时也带来了商业周期的极端困境以及更加极端的金融周期,并催生了对资本主义的严酷批判——尤其是来自马克思(Marx)和恩格斯(Engels),他们被资本对劳动力的压榨所震惊。席勒(Schiller)在其《审美教育书简》(Letters 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中批判了实用性对艺术的胜利,而奥立佛•高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在他的诗篇《荒村》(The Deserted Village)中,突出了与工业化相伴的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混乱。
歌德(Goethe)是最敏锐的批评家之一。在《浮士德》(Faust)中,尤其是关于浮士德与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一起推动伟大的土地收回计划的故事中,歌德预见了随后在19世纪末出现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在当今的发达国家中,资本主义最残酷的特性已经被国家干预所软化,尽管其代价是不断增加的公共债务。然而,对资本主义道德基础的担忧依然存在。更加矛盾的是,凯恩斯试图在其著作《通论》(The General Theory)中为资本主义披上最漂亮的外衣:“赚钱与私人财富机会的存在,可以将危险的人性疏导至相对无害的渠道,如果人类不能以这种方式被满足,他们可能会在残酷、不计后果的个人权力和权威追求,以及其他扩张自我权势的形式中找到发泄渠道。一个人努力压榨自己的银行存款余额总比压榨自己的同胞要好。”
这是一种有趣的见解,但它夸大了金钱的作用,似乎在暗示:只要希特勒(Hitler)、斯大林(Stalin)和毛泽东在早年间每人都能有一家纺织厂让他们运营,我们或许就能避免20世纪最严重的几场浩劫。
资本主义有自己永恒的事实。其一是,它过去没有而且将来也不会创造出公正社会的政治经济。另一个事实是,繁荣与萧条(以及严重的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永久性特征。中国的泡沫像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一样,是对这一基本事实的有益提醒。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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