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4日 星期四

驯服崛起的中国 —— 解读安倍美国国会演讲【日本】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4月29日在美国国会对参众两院共同会议演讲,演讲前即受到多方瞩目。此次演讲不但是第一位日本首相首次对参众两院共同会议演讲,同时是二战结束70周年,安倍预订提出日本政府新“谈话”前的暖身活动,可以借此推测安倍谈话的内容,亦可以顺便探知美国的反应。安倍本人因此从一开始就将在美国国会的演讲当成他此番访美的重头戏,日本国内的媒体对此事亦无比重视。




从观看日本NHK电视台现场转播安倍的演讲,就看得出安倍事前准备充分,从英文发音,演讲台风到演讲内容都是处心积虑,精雕细琢,层次分明,用意深远。虽然他的英文日本腔调仍然有点重,背台词的痕迹却不甚明显,更没有给人感觉是低着头捧着演讲稿读。尽管事后将安倍现场演讲比照日本外务省公开英文与日文的演讲稿,有些许差异,但基本上一致,不得不佩服安倍练习纯熟,临场表现没有失常。总而言之,不管同不同意安倍演讲的内容,平心而论,安倍在美国国会的演讲实属上乘,不能因人而废之。

接下来,我们该如何解读安倍在国会演讲的内容呢?安倍想要达成什么目的呢?这与安倍谈话关联为何?安倍演讲内容主要是在不违背他自己的政治信念前提下,与美国交心,让美国放心,得到美国政界信任。如此,日本才能有机会摆脱二战后政治体制(戦後レジーム)的束缚,以便应付21世纪中国崛起的挑战。

按照外务省公开的英文与日文演讲稿,一共有12段,以英文稿计算,约共有2838字。其中有6段谈美国与日本的关系,约1172字,占全演讲稿4成。谈日本与亚洲过去的历史只在第6段里头,约仅仅137字,占前6段的1成。第7段至第11段谈当下的政治经济问题与日本的政治愿景。最后一段,安倍再次感谢2011年3月11日在日本东北发生大地震后美国的迅速援助。


在演讲一开头,安倍便引用他的外祖父,日本首相岸信介1957年在美国国会对对众议院的演讲,提到日本确信民主与自由主义,强调在价值观上日本与美国同调。然后,他述及自己住在美国加州与纽约的经验;他读大学时在加州住过一段时间,他直觉美国真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国家。后来因为工作关系,他到了纽约,他很欣赏美国组织里讨论时不分尊卑长幼。因此,他后来回到日本,踏入政界,他所属保守的自民党里大牌政治家,都觉得安倍这后生晚辈桀骜不驯。



之后,他谈日本自150年前以来,日本由于与美国的民主接触以后而“开眼”(觉醒),他说(林肯总统)《葛底斯堡演说》中有名的一段话是日本现代化开始的动机;这150年来与美国的遭遇,就是日本与民主的遭遇。以上安倍不但批评日本社会基于儒家的行为原则,更提出一个令人目瞪口呆、证据薄弱的明治维新诠释。这也难怪日本保守派漫画家小林善范气急败坏,连续两天批判这篇演讲,说安倍似向作为宗主国的美国报告。左派报纸《朝日新闻》在4月30日头版由同报言论版副主笔立野纯二署名的一篇文章里,与小林善范质异曲同工,质疑安倍的“日本外交只能通过美日关系的镜头观看世界,这难道不是‘战后体制’吗”?一个曾经喊出要脱离“战后体制”的安倍,竟然在这次演讲里强化“战后体制”里日本对美国的追随,这不是有矛盾吗?以上举例日本左右的评论都感到安倍的矛盾或两面性。以下,我将会提出不同的看法。



接下来两段,第4与第5段,安倍先谈他个人对二战美军死亡军人追悼之意,表达对众多的美国年轻人死于与日军交战的战场上,想到他们因此失去的梦想与未来,他用repent忏悔/悔悟表达他对美国的歉意,repent这个字宗教意味很重,是自我良知的内省,一个人需要承认自己有罪(sins),才能忏悔(repent)。他更进一步说:“他代表日本与日本人民向上次大战美国所有丧命人的灵魂,以最深的敬意献上永远哀悼之意。”从开场白读到这里,不但难以认定安倍是一位历史修正主义,汲汲于推翻二战后东京审判的判决,而且,甚至比之前日本所有的首相,他更彻彻底底接受美方的看法,对日本战前的政治社会文化体制似乎已经全面否定,完全不提战前日本为了“护持国体”而与民主的美国开战。第5段他谈美国今天与日本已经全面和解,而且还成为合作紧密的盟友-昔日的敌人今天的挚友。


安倍为何对美国好像放弃自己的政治信念与历史认识,如此卑躬屈膝地“谢罪”呢?当然可以从国民性,日本人论等文化决定主义来解释,这样的解释容易流于大而无当,多为泛泛之说。其实理由很明显,演讲稿中便透漏玄机。简单说,安倍的算盘是唯有对作为西方国家代表的美方全面认错,由衷道歉,日本才能在东亚与中韩两国打历史战时,有翻身反正、转劣势为优势的机会。如果安倍在美国国会已经认错忏悔,在许多美国人眼里,他便不是历史修正主义者,尔后,日本与中韩在历史问题上的纠缠,日方就很容易可以宣传抹黑,说是中韩两国不愿和解,一直无理取闹,打历史牌,恐吓日本,破坏日本的国际名誉。这是在历史问题上分离美国与中韩共同立场的绝招。



因此,第6段,谈到东亚时,安倍仅仅承认日本的行为造成亚洲各国国民的苦楚,他接着说,演讲稿的日文版是关于(二战)这些问题,他的想法与日本历代首相完全没什么差别,在英文版则是他会坚持(uphold)日本历代首相关于这些问题的观点。英文的意思比日文强调他会继承历代首相的谈话,但这话已经空话。此话怎说?第6段一开始说(日文版)日本对之前的大战痛切反省于心,英文则是用deep remorse,可是如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日本研究专家Tessa Morris-Suzuki教授在East Asia Forum(东亚论坛)2015年4月26日的一篇文章里指出,将“反省”翻成英文的remorse有点牵强,而且中国韩国民众听到看到不会是英文的remorse,而是反省(fanxing/banseong)而已。而且,反省,在一般日语的情境里,可以是非常随意,比如说公司开“反省会”,讨论这次什么没做对,什么没做好,之后大家便一起出去喝酒。


在我看来,更严重问题,不限于用字狡猾而已,而是在第6段第一句日本对之前的大战反省,到底什么被反省或需要反省,语焉不详,根本没说明白。对日本右翼而言,他们反省二战很多,不是反省侵略,而是反省为何日本没打赢,到底有没有南京大屠杀,当时究竟死了多少人,诸如此类百鬼夜行的反省。且看,1993年“河野谈话”,1995年“村山谈话”与2005年“小泉谈话”,三个谈话中,到底反省什么,都界定得很清楚。在河野谈话,是对日本政府(军方)造成慰安妇身心痛苦的经验道歉与反省。在村山谈话与小泉谈话,反省的对象是因日本的殖民地支配与侵略造成多国,特别是亚洲各国人们的损失与痛苦。于是,说到底,安倍在美国国会演讲里的这番话,与他两次在日本国会里答辩时说侵略的定义并没确定是一脉相承、互通款曲。

在第6段,安倍的重点当然不是反省侵略,而是讨人情,往自己脸上贴金。他主张战后亚洲各国,从韩国、(中国)台湾到东南亚诸国与中国的经济成长,都有日本以献身的精神,注入资金与技术支持。今后日本亦会全力支持亚洲各方面的发展,戮力于此区域的和平与繁荣。他这番说法真是片面之词,完全不提各国同意放弃赔款,转而以接受日本的海外援助基金(包括技术)的形式,解决战后赔偿问题。所以不是日本大方,而是亚洲各国在各种内外环境制约下,遂宽宏大量,以德报怨,不像一战后欧洲各国对德国索求巨额赔款,这,才是安倍应该提起鸣谢。现在,他竟然反倒过来,觉得亚洲各国包括中国今天的成就欠日本很多。



与村山谈话以及小泉谈话对照之下,更看得出高下好坏。在村山谈话与小泉谈话都感谢战后各国支持,使得日本重返国际社会,进而深表谢意。虽然小泉谈话有进一步提到日本也回馈国际社会,但仍不像这次安倍的演讲颠倒事实,自我膨胀。自从安倍在2012年12月上台以来两年半,与中韩重燃历史战,英美与欧洲多数媒体秉持良知,对日本的修正主义经常严厉批判或好言相劝,这不但没有使日本右翼如安倍反思却步,反而更为执拗,变本加厉,以退为进,将历史记忆是非问题的争执加码换档,这次安倍在美国国会的演讲业已开启了新的一轮的历史战。这样的新局面,中韩两国与世界上有良知人们准备好了吗?

(解读系列上篇,请点击阅读《安倍演讲:向美国交心,应对中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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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美国国会演讲除了极少数批判意见以外,在美国政界普遍受到叫好,与安倍随行的日本参议院议员,安倍的亲信山本一太在其博客里,5月8日就记载安倍演讲时,受到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全员九次起立拍手喝彩,他听美方说与他国领导人相比,次数相当多。另外,有美国媒体著名记者言简意赅告诉他,安倍演讲受到好评(well received)。
山本一太总结说:“安倍首相的演讲在美国国内受到高度评价是毋庸置疑的。”另外,据日本《朝日新闻》5月1日报道,在场聆听的美国驻日大使卡萝兰·肯尼迪说:“令人印象深刻,当场反应热烈”,同报道中提到众议院议长约翰·贝纳甚至感谢安倍对美国二战殉国者致哀默祷。

美国极具权威的《外交事务》杂志网站,于5月6日刊登一篇题为《安倍表达自己-对安倍国会演讲的感想(“带走”)》评骘安倍演讲的文章,文中强调最大的惊讶便是安倍对“战时历史的处理”,他提到虽然安倍的批评者不会满意安倍对历史的处理,但对美国听众而言,安倍对历史的处理是“有效的,因为内容是雄辩,明确与富有象征意义”,如同5月2日我在《大家》发表《解读安倍美国国会演讲·上篇》对美方感想的评估。他对安倍演讲的总结非常画龙点睛,他说:“通过对历史很有技巧的处理,并将历史与美日同盟共有价值,共同目的与未来愿景结合起来,安倍(成功地)达成使命。”因此说美日对安倍国会演讲的成功,是具有高度共识绝非言过其实。


《朝鲜日报》(日文版)4月28日的社论在安倍演讲前,就警觉到美国可能将现实政治利益与历史问题切割。所以,安倍美国国会演讲的成功,远在东亚的韩国便立刻很敏锐地感受到,而且迅速理解到经过这次安倍在美国国会对美国“谢罪”后,提供美国政府站在历史正义一方的制高点,一个极佳的下台阶,美国于是在历史与美日同盟的利益之间,已经不会别扭地选择美日同盟。

所以,据《日本经济新闻》5月5日报道,韩国总统朴槿惠在前日5月4日青瓦台首席秘书官会议中已经说要将外交与历史问题分开处理,突然释出改善对日关系的意愿。直到今年三月左右,韩国仅仅以为只要站牢在历史的制高点,以慰安妇一事的大义,终究可以令美国迫使日本放弃漂白否定历史的企图。现在韩国对日本的策略与美国最终抉择的觉悟毕竟来不及,没有及早洞烛先机,演练因应之道,从朴槿惠的近乎仓皇失措的发言,看到韩国的窘况。


一年前我在台北《思想》杂志发表,后于《腾讯·大家》分四回转载的《21世纪的中日大战-东亚国际秩序中的“日本问题”》中,便指出安倍的策略是将其历史修正主义与日本配合利用美国“重返亚洲”的安全战略捆绑,迫使美国在谴责唾弃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与对付中国崛起引起的挑战两难之间做出抉择。文中,我便预测,很不幸地,美国最终会将容忍安倍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而与安倍合作,共同面对他们眼中的中国威胁。安倍这场演讲现在更可以让美国放心,在历史问题上,自圆其说,为美日联盟展开新的一页。安倍这次在美国受到盛大欢迎,高规格接待,便是一个划时代的象征。


这个发展并非世界上有良知的人所乐见,所以今年3月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在芝加哥举行年会时,诸多日本研究学者便同样预知此变局风雨欲来,而聚集集思讨论。在安倍演讲后,5月4日,便由187位主要在美英澳三地的日本研究专家署名,发出一份有点文不对题,题为《一封支持在日本历史学者的公开信》的声明。声明文中,虽然起头批评中日韩三国民族主义滥用历史问题,使得许多记者与政治人物忘却“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应该是理解人的处境与如何改进它”。此文主要还是以“慰安妇”问题为主轴,针对日本,同时提醒美国政界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横行与不当。声明中的语言婉转,客气,偶尔晦涩不明,但说来说去,就是希望所有政府(主要是针对日本政府)能面对过去,“不要介入,审查与私下威吓历史研究”。



这份声明值得重视,倒不是其持平婉转,却又议论正大的内容,而是署名人数之多,背景之广之杂,令人啧啧称奇。其中包括意识形态上左右两边,学科从人文到社会科学应有尽有,对日态度有“亲日”“反日”的学者,同时美英澳日本研究的大牌学者与美国常春藤名校教授众多网罗在内,更有不少杰出的日裔或日籍教授加入。所以,这份名单不是美日政府或美日右翼一句反日便可定调,嗤之以鼻而视若无睹。



这份名单里亲日的大学者,有伦敦政经学院荣誉院士的罗纳尔多·多尔(Ronald Dore),哈佛大学荣誉教授的傅高义(Eraz Vogel)以及与日本自民党关系极佳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拉尔德·科提斯(Gerald Curtis)等人,多尔从60年代就崭露头角,以《德川日本的教育》一书,参与60年代的现代化论争论,指出儒学在日本独特的发展,导致日本德川时期人口识字率高于西欧,十分有助于后来日本工业化,虽然现代化论已经消沉,其书至今仍被奉为经典,历久不衰,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几年前还有重印本。更不用说从70年代初,多尔的《英国工厂-日本工厂》一书与他后来几本对日本经济与企业的研究堪称世界前茅。傅高义1979年的《日本第一》宣告80年代日本经济光荣时刻的到来,适逢其时,傅高义一时成为学界媒体的风云儿。科提斯对日本国会运作精心的考察,令学界不少人对日本官僚治国的刻板形象外,有一个更丰富复杂的理解。名单中当然亦少不了不少“反日”或左派的著名学者,这里就略去,不再列举介绍。



归根究底,这份声明的代表性来自美英澳日本研究学界跨党派跨意识形态的高度共识,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对日本历史修正主义严厉警戒与对美日政府的好言相劝。这份声明便是世界上有良知的英语系国家日本研究学者对安倍美国国会演讲的回应。不仅如此,这份声明更令人认识到日本历史修正主义,不应只是中日美韩四国间的历史问题,更不应沦于四国内政外交的历史牌。这首先是对在东亚地区20世纪人类处境的认识与对人的尊重。这样的声明实在令处于东亚各国的学者知识分子汗颜——依然受到自己所处的社会中各种政治议题与关心左右,依旧浑然不觉在国际上纵容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美日同盟对东亚,对世界是一个多荒谬的错乱。



这个错乱固然与中国崛起导致东亚势力均衡巨变有关,但主要还是由日本策划造成。通常一个大国兴起必然造成既有国际体系内大国的反弹实属常情,如何控制掌握彼此间的紧张与矛盾,其实各方有责,没有一定的此是彼非。今天美国与日本对中国崛起的戒心与对策并非反常,在中国,责任便是如何和平崛起,如何让关系国,无论大国小国安心接纳,在美日,责任便是如何在中国崛起过程中,以和平的手段保护己国利益与影响力。
由于日本战后长期受到美国与日本宪法的制约,日本一直无法以强化军事的手段,提高遏制力来保护自己,当然也不能以武力解决国际纠纷,于是日本保守派的民族主义政治人物只有仰赖历史,以重写历史为手段强化日本人民的凝聚力与防御力,以历史战解决与中韩两国矛盾。于是历史变成日本与中韩两国的前哨战与代理战。



然而,日本保守派的民族主义者并非一开始就着力于漂白战前侵略亚洲的历史,而是试图或多或少恢复战前的国家体制。安倍首相的外祖父岸信介首相曾在1952以后试图恢复明治民法里的“家”制度(原则上长男继承的家父长制)而饱受批评,最后不得不打退堂鼓,之后再也没有人提起。接着,三岛由纪夫更进一步想要全面恢复日本战前的“国体”,从现在公开的《三岛由纪夫宪法改正草案》,一目了然,第一章第一条即是天皇是(日本)国体。再来是天皇是奉神敕以主祭祀。他的呼吁在1970年自卫队东京市谷营区里,丝毫没有激发自卫队队员的认同,进而揭竿起义,推翻日本政府,恢复国体。当时日本一般人与自卫队队员的反应,反倒觉得三岛由纪夫的行动很突兀,近似笑话闹剧一场,最后三岛由纪夫以切腹自残谢幕。





三岛由纪夫的失败,象征任何企图恢复日本战前国体或明治宪法的想法,只能是在私下酒余饭后随便说说而已,已经完全上不了台面。但是像安倍这次在美国国会演讲里,完全彻底否定日本战前的“国体”,却也是保守派领导中头一遭,而且演讲后在日本保守派中反弹些微,这透露现在日本保守派中理解支持战前的国家体制与理念(国体)的人已经微乎其微;他们最关心的政治诉求不外乎是修改宪法第九条,使得日本自卫队与其他国家的军队无异而已。此外,顶多加上将目前的象征天皇制改为与其他立宪君主制相同,总之,其实是蛮“正常”(普通)的政治主张,名副其实,只是对走向“正常(普通)国家”的冀望而已。



虽然如此,保守派的民族主义者却在1968年成功地恢复“纪元节”(建国纪念之日),这个来自战前国体因而极富文化民族主义的象征,但实际上却不触及宪法或法律上对政治权利与权力的安排。岸信介与三岛由纪夫试图恢复战前体制(国体)的挫败与恢复“纪元节”的成功清楚告诉保守派民族主义者,日本只能走文化民族主义的路子,只能推动一些极富文化历史象征意义的议题,而不能真正地去恢复战前体制—国体。

甲级战犯合祀于靖国神社,政治人物的靖国神社参拜,以及对战前关于日本殖民与侵略亚洲的历史含糊其辞,模糊责任,甚至否认事实,其实,说穿了,都是被阉割的民族主义者无可奈何的替代弥补行为,所以这些行为并非一开始就是针对中韩两国;这也是小泉当年口口声声辩解参拜靖国神社不是有意冒犯中韩两国的原因。



这样的替代行为在1980年代以来,直到小泉首相为止,均受到日本国内政治相当大的约束,中韩两国的抗议,同时一直起着一定的遏制效果。到了1990年代,甚至可说是保守派民族主义者一个愤懑的10年,这最大的屈辱不外是1993年的河野谈话与1995的村山谈话。即便小泉纯一郎在2001年当了首相后仍参拜靖国神社,霎时间搞得中日政冷经热好几年,他在2005年战后60年的首相谈话,基本上仍不得不乖乖地照着村山谈话来说。这对保守派民族主义者,又是一个屈辱的象征。洗雪这个屈辱便是保守派民族主义者的悲愿。

这个悲愿在安倍上台后逐渐偿愿,除了日本国内政治丕变,在野党分崩离析,自民党党内派阀政治凋零,使得现在自民党首相的权力剧增,比较可以为所欲为,不像以前自民党的首相处处受到党内外的牵制。另外,中国崛起后在亚洲造成的势力均衡改变,加上近几年来中日的钓鱼岛矛盾加剧,中国针对钓鱼岛的护权行为,在绝大多数的日本人眼里,极具威胁。这些材料提供保守派民族主义者翻身的机会。

安倍于是捉住时机,充分利用这新局势,将保守派民族主义者的历史修正主义与日本的亚太大战略结合起来,先说服了日本国内选民与政界大部分的政治人物,现在折腾两年后,亦终于相当成功地说服了美国。而安倍真正有说服力的在于他的亚太大战略,这便是日本国内外很多不喜安倍的民族主义与历史修正主义,却又最后不因此而反对拒绝他的理由。欲知他的亚太大战略为何,我们便要回到安倍国会演讲正文的下半部。

安倍国会演讲的下半部基本上分成三个部分,其一,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议”;其二,安倍经济学-日本的改革;其三,日本的亚太外交安全战略蓝图。三者紧密结合,首尾一贯,从日本国内经济到亚太区域经济的重组与升级,并赋予此经济基础明确的政治意义与目的,以支持以美日同盟为主轴的亚太地区势力再均衡策略,这就是日本的亚太大战略(grand strategy),这个亚太大战略其实业已开始指导影响美国对中国与亚太区域战略的思维。






在谈TPP时,最有意思的是,安倍根本没强调TPP在经济上的好处有多大,而是TPP的本质是什么与TPP非经济领域的目的。他说TPP的本质是“将美日共有的价值观——自由,民主与法治在世界上传播,令其生根”。他接着提醒美国国会议员,TPP“超越单纯的经济利益,长远来说,不能忘却在国防安全上有重大的意义”。在这段中,他主张TPP应由美日领导,完全没有考虑邀请中国参加。







安倍这段话说得很实在,TPP的确有没太大纯经济利益,根据英国《金融时报》5月13日马丁·沃尔夫的文章,指出,TPP对美国国民收入实质所得只会增加不到0.4%,虽非负面,但好处微不足道。因此,TPP在安倍看来,主要是形成一个足以对抗中国高度整合跨国界泛亚太的经济实体。至于这个经济体内成员是否真有共同价值并不重要,现在参与TPP谈判的有越南,试问越南的政治体制与美日相同吗?越南与美日有安倍所说的共同的价值观吗?无论怎么看,越南毋宁与中国的体制相近。所以共同价值的说法只是个幌子,美日与越南有一个共同的假想对手——中国才是真的。






从TPP的谈判到TPP的成立与落实深化,其实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需要成员国调整己国国内经济里的各种产业与各种利益团体。美日两国的经济又不尽然互补,在许多产业都有竞争关系,这在汽车工业与农业上的冲突看得最明白不过,这亦是现在美日两国谈判最后尚未克服的节骨眼。以汽车工业而言,美日互为竞争,但日本居优势,所以美国欲在汽车产业设限,日本则要美国更大幅开放,在农业则是美国在很多农产品价格上便宜,品质相去不远,目前卡在米、猪肉、牛肉等项目,主要是斤两问题,即是有多少吨米或猪肉等可以进到日本来。







安倍谈TPP时,除了点出TPP的外交安全战略价值以外,其实就是以此想说服美国政府与国会,不要老在TPP的项目细节上斤斤计较,要往大处看。根据《金融时报》5月7日报道,美国一些退休的将领呼吁美国国会要尽快授权给奥巴马总统“贸易促进授权”(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TPA),让他可以尽快完成TPP谈判,不然将会有“伤害性的战略后果”。这不就说明了美国国会对TPP的战略价值仍然缺乏共识,这就很刺眼地呈现在5月12日美国参议院奥巴马总统所属的民主党参议员中,仅有一位投票支持将TPA(贸易促进授权)授权给奥巴马总统。虽然,事后白宫做出一些让步,取得参议院同意再审此案。这个过程已经充分暴露美国政界,特别是民主党对TPP定位的认识依然有很大分歧。







接着,安倍言及所谓安倍经济学在日本国内推动的一些改革,他谈最多的,仍是日本的农业。他解释日本农业人口已经迅速老化,现在农民平均年龄已经超过66岁。他深知日本农业已经非变不可,而且他也正在推动新的农业政策,改革日本农业里的合作社——农协。尽管如此,他这段话主要的企图是暗示美国,再过十年日本农业人口将会消失殆尽,届时反对美国农产品进口的力量自然就不存在,自民党不比现在将不会受到地方农村农民选票左右,自然而然,彼时日本对美国农产品大量开放便不成问题。所以,他希望美国现在可以看到TPP的战略价值,在农产品问题上,暂时网开一面。







他之后三言两语提到日本的企业管理已经朝向全球标准,在医药与能源两个产业已经开始自由化,他知道美国在这两个领域比日本有竞争力,所以一直想到日本开拓市场,他就是间接说,一旦有了TPP,美国公司就可以到日本进入这两个市场。他蜻蜓点水地提到他正在改变日本老习惯,鼓励日本女性参与社会各式各样的工作,企图缓和美国自由派与女性团体向来对日本社会非难的态度。







在安倍的说法,这些改革,不但是准备日本加入TPP,更是为了建设一个更强大的日本。然而,这个更为强大的日本目的为何呢?正如日本《每日新闻》报导安倍在美国国会演讲后,参加华盛顿市内的座谈会时,安倍说:“外交安全保障政策与安倍经济学表里一体”,此语虽然是典型富国强兵的思维,但不仅于此,而是与日本的亚太地区战略计划结合。因此,TPP在短期内并非与中国断绝或冲淡经济关系,而是在长期间影响TPP成员国对外贸易投资的形态由偏重中国到以TPP内部经济体为重心,特别是将美日两国的经济更紧密整合在一起。







2007年哈佛大学教授尼尔·佛格森(Niall Ferguson)与柏林自由大学教授莫里兹·束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提出Chimerica(中美国)的概念形容未来中美经济关系的性质,简单说,他们认为中美在经济上的互相依赖会越来越大,两国经济体实际上已经形成共生关系,他们叫此经济体为Chimerica,这样的新经济体需要两国政治上更加合作。







TPP在安倍的盘算,便是受到Chimerica概念的启发,他认识到如果美日的经济合而为一,不但会远远大于中国,中国GDP在短期内一定追赶不上美日两国合算的GDP,以2013与2014三国的名义GDP比较,美日两国加起来是中国GDP两倍强,所以,一旦中国经济成长失速,中国很有可能永远追不上“美日国”的GDP。







此外,这个美日经济共同体更可以支撑美日两国的对亚太地区顶层设计——日本的亚太大战路。TPP于是在日本的构想里,便是如同以前欧洲共同市场一样,是一个政治计划,一个成员国走向政治邦联的过渡途径。在这个构想里,TPP成员国并不一定在政治上须要高度整合,而是如同当年欧洲共同市场,在外交军事上有一个北约组织。不消说,如果走到这一步,那么美日基本上就是采取围堵(containment)的方式对待中国。美日是否采取围堵,在一定程度,取决于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政策与行为。






上述安倍日本这个宏大构想并非空穴来风,更非我捕风捉影编织而出,最晚在2013年就有安倍的铁杆支持者,同时参加安倍2006年第一次政权与2012年以来第二次政权有关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总理官邸恳谈会的葛西敬之,在接受2013年3月8日《日经商业》(日経ビジネス)访问时,便如此说;“我认为21世纪的世界是夹着太平洋的海洋联盟(TPP)对大陆成员国中国、俄罗斯、印度的局势。TPP可以看成是太平洋地区民主自由的海洋国家朝向合作的动向。TPP加盟国试图经由与中国取得势力均衡,从而创造区域经济的安定与经济发展的平台。这便是TPP除了是经济发展的问题,同时不能不理解为国防安全问题。”







但是,短期内,诚如葛西敬之所说,安倍目前设想的不是围堵,而是重新调整亚太地区的势力均衡。这便是他演讲下半部的第三部分-日本的亚太外交安全战略蓝图。







在这部分,安倍提出两个方针。其一,以“自由世界上第一大民主国(美国)与第二大民主国(日本)的同盟”为主轴管理亚太地区,甚至一起领导世界,取代中国提出的太平洋很大的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要做到这点,除了美国要放弃G2(中美两大国)共治亚太地区的幻想以外,日本亦需要脱离战后日本和平宪法的束缚,解禁集体自卫权,让日本自卫队可以同美国到世界各地,与日本认定的盟友并肩作战。安倍在同演讲中承诺今年夏天会在日本国会通过有关法案。







其二,便是呼朋引友,与澳大利亚、印度、亚细安成员国、韩国深化战略关系,形成对中国崛起的一个抗衡势力。在演讲中他提到韩国,但大家心知肚明日韩关系在安倍上台以来未曾好转,日本因历史问题,特别是慰安妇问题,与韩国至今尚未举行首脑会谈。不过,日本一直密切观察韩国,虽然,日韩关系现在不佳,日本认为一旦韩国知道历史牌无效,在政治上选择中国与选择美日同盟领导的亚太各国之间,日本的如意算盘是韩国早晚会乖乖归队。







日本与澳大利亚在战略关系的发展亦不可忽视,一方面澳大利亚供应中国诸多工业生产矿产品,中国在资源上仰赖甚多,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已经向日本询问是否愿意一起开发制造澳大利亚下一代的潜水艇。这个军事科技合作一旦启动,将使澳大利亚更倾向日本的战略利益。此外,澳大利亚的重要性正如张锋在《澎湃》4月22日天下会专栏里的文章所说:“因为澳大利亚正在成为西方国家对华政策转变的重要实验场。”







所谓亚细安成员国,主要指的还是菲律宾与越南两国。据《华尔街日报》报导,5月12日日本又与菲律宾在南海共同举行海军演习,这次更明显地剑指中国,因为演习的目的是应付“海上临时遭遇”(unplanned encounter at sea)的状况。日本同时也正进一步强化与越南的战略合作,继2013年,日本以外援(ODA)对菲律宾提供无偿资金,协助菲律宾提高沿岸戒备队的船只与本部的通讯能力后,在2014年,日本以外援无偿资金(ODA)给越南6只中古船只与关联设备器材,以日本外务省的说法是“帮助确立海上的法治,期待我国与越南关系更进一层强化”。







从安倍经济学,到TPP,再到日本的亚太战略计划,三者前后紧扣,一以贯之,形成日本21世纪的大战略。日本这个大战略毋庸置疑就是回应中国崛起的挑战,只要稍微翻阅日本政府与日本智库近年来所有的国防外交与亚太区域报告,假想对手大概有三个国家,中国、俄罗斯与朝鲜。这些报告的字里行间,可以很清楚看到中国才是日本主要关心的对象,其他两国只是陪客,顺便在外交辞令上冲淡针对中国的色彩。







虽然日本政府公式见解并不直接指名中国或任何国为其威胁。在日本外交国防圈子里,特别是安倍身边的人不论在私下或是公开的场合,也从不讳言中国是日本主要的假想对手。据《时事通信》报道,安倍在4月30日访美期间接受日本电视台(日本テレビ)访问时,就异常地明确指出《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就是针对中国的海洋进出与军备扩张所做出的反应。话说回来,如果不是应付中国的崛起,日本又何必东奔西走,大费周章呢?






日本这个大战略可攻可守,并非一成不变,完全可以随着中国的情况与动作调整。这个大战略虽非以侵略中国为目的,但其目的则是驯服崛起的中国(the taming of the rising China),从而确保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和平。驯服(taming)一词出于威廉·莎士比亚的戏剧《驯悍记》。这个大战略若执行顺利,中国高不高兴都是其次,反正总是可以让中国妥协,无法为所欲为,最终将使各个关系国皆大欢喜。







日本处心积虑,步步为营,试图以万全的准备对付中国,如果撇开中日历史恩怨不说,日本的反应极其正常合理,不需大惊小怪,今天如果中日异位,中国采取现在日本的大战略亦是极为可能可行,不为不智。日本这个大战略在国际政治里的说服力,一方面来自目前在美日两国与其他亚太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国家里,其大战略提供一个确实可行的集体行动方案,另一方面,相当取决于中国在国际上的一举一动与中国的大战略(大战略的有无与若有大战略,何种大战略)-如果周边大小国越感觉到中国的威胁,日本的大战略就越有说服力。







过去谈亚太国际政治或中美关系的人往往忽略日本,这个轻视在过去不是没有道理。的确,二战后,日本长期采取“吉田主义”(吉田ドクトリン),以“轻武装,重经济”,在外交国防上紧紧跟从美国,因此,日本过去在国际政治里并非是举足轻重的角色,顶多只是美国的跑龙套。然而,日本在近年来已经改弦更张,置“吉田主义”为弃屣了,在日本以外,在美日共同外交圈外,中美很多国际关系观察家尚未完全察觉日本的豹变,仅仅将目光投射在中美两国,导致对近两三年日本大战略的内容与推动非常生疏隔阂,转而使得对美国的观察理解也出现误差与不解,比如说无法理解为何美国不爱提新型大国关系等所谓中美关系的怪圈。







在安倍的演讲中,他说日本会全力配合美国的rebalancing(再分配/再平衡)。美国最早使用这个英文词时,所指涉毋宁是美国全球军事资源使用的再分配,也就是整体上,调整美国在其他区域资源与亚太地区资源的比率,这也符合更早的希拉里·克林顿在2011年11月“亚洲轴心”(Pivot to Asia)的说法。但是作为再分配的rebalancing到2013年就悄悄转朝向势力均衡概念中的再平衡。美国前国务助理部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ell)与布莱恩·安德鲁斯(Brian Andrews)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一份报告里,便提出内容接近日本大战略,但却仍然非常初步简略的愿景。在报告中,rebalancing的意思已经转向再平衡,但仍未为成熟。一直到安倍这次访美前,这个再平衡的具体想法在美国政界,甚至在白宫里都不算取得共识。







此话怎讲呢?近几年来,美国外交国际政治杂志与专业学报对中国崛起的讨论不胜枚举,提出对中政策建言之多,有如百花齐放,并没有明显的共识。在美国政府里同样三心两意,据爱德华·路特瓦克(Edward Luttwak)在其书《中国的崛起vs战略的逻辑》中提到美国有三个对中政策。第一个对中政策,由财政部代表,积极鼓励中国经济成长。第二个对中政策是以国务院代表,主张对抗/抗衡(confront)中国。第三个对中政策,以国防部为主,倾向围堵(containment)中国。由此观之,美国政府对中政策的分裂状况与安倍日本的首尾一贯,而且宏观微观兼具的亚太大战略迥然不同。







今年3月美国极具指标性的智库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发表一份题为《修正美国对中的大战略》,其中读来与安倍美国国会演讲神似,虽然细节侧重有所不同,对中战略重点却高度吻合,而且多处呼应日本的对中战略与观点。报告推荐美国抗衡/平衡中国的崛起,放弃过去协助中国成长的大战略。同时强调TPP的战略意义,同意鼓励日本与澳大利亚、印度与亚细安成员国发展战略关系。这份报告与其说影响安倍国会演讲,不如说受到日本大战略的启发指导,毕竟美国对中国的理解有不少是经由站在对中前线的日本转达。







其实,安倍国会演讲的内容,大多可从他上台后2013年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与2014年的“防卫计划大纲”两份报告书里,找到材料与线索。安倍演讲将原来死气沉沉的官僚文章改得生动活泼,将原来隐而未发的主张讲得清楚。日本这套亚太大战略本身就非常有说服力,即便与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绑定后,其魅力对于亚太国际体系中一些的大小国仍然难以抵挡。安倍美国国会演讲的成功绝非昙花一现或歪打正着,而是这几年来日本大战略在构思与推动上的开花结果,所以,安倍在去美国国会前,早已胸有成竹,势在必行了。







面对日本的亚太大战略,东亚该如何思考呢?拙文在《解读安倍国会演讲上·中》已有提示,而中国该怎么办呢?我会另外为文申论。在此,只是再度提醒中国,真的需要正视东亚国际秩序中的“日本问题”,日本是中国的问题(problem)与课题(question),这是无法回避的考验。中国自明末徐光启以后,从未认真思考对待“日本问题”,因此后来尝尽苦果无数,历经后患无穷。







日本是中国的挑战也是机会。没有成功处理“日本问题”,便没有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崛起不会平坦。处理“日本问题”,亲日反日皆不济事,知日只是一个必修课,拥有对日新思维也不充分,而是需要有全盘的战略思考——大战略。






《战国策·秦策三》在<范睢至秦>有一段“王不如远交而近攻(按,读为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则王之尺”。两千年后,依旧令人深思回味。






【注】本文为蔡孟翰先生《解读安倍美国国会演讲》下篇。前两篇为:






中篇:《东亚的历史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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