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22日 星期一

制度演进解码【國家】

2015年06月15日 06:39 AM

制度演进解码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斯是年轻一代经济学家中的翘楚。阿西莫格鲁现为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罗宾斯是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阿西莫格鲁1967年出生于土耳其,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到麻省理工学院任教,他已经在《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杂志》等顶级经济学期刊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并于2005年获得了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约翰. 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他的研究领域极为广阔,涉及政治经济学、经济增长、劳动经济学等各个领域。罗宾斯是阿西莫格鲁多年的合作作者,他们两个和另一个合作者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共同发表了近30多篇论文,对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有很大的影响。罗宾斯和阿西莫格鲁还曾一起出版了《独裁与民主的经济起源》一书。

《国家为什么失败》2012年出版之后,引起极大轰动,一直畅销不衰。此书最先由我介绍给湖南科技出版社,我还介绍了我的师弟李增刚博士担纲翻译重任。从开始翻译,到中译本的最终出版,时隔两年,中间颇多波折,诚可谓好事多磨。
阅读此书,读者不由得会被作者汪洋恣肆的文笔倾倒。两位作者穿越时空,时而把我们带到古罗马帝国,时而把我们引入网络时代,时而谈到古代玛雅文明,时而又会游历中东的穆斯林世界。这种史论兼顾、娓娓道来的风格,在经济学著作里已是久违了。阿西莫格鲁和罗宾斯将经济学重新带回了广阔的现实世界,带回了政治经济学的传统。
此书是一本经济学理论著作,而非一本历史书。作者试图回答的问题,是经济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即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兴盛,有的国家却长期落后。这一问题是经济增长理论的终极关怀,是萦绕发展经济学的主旋律,也是推动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不断探究的动力。这一问题不仅令经济学家痴迷,也吸引了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其它学科的关注。
若是从经济增长理论来看,增长的源泉无非是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按照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穷国应该逐渐赶上富国,最终会出现“趋同”。遗憾的是,这样的好事很少发生。穷国摆脱落后局面,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比一国内部的贫富差距还大,而且这一趋势并没有出现逆转。发展经济学沿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试图改变落后国家的悲惨命运。发展经济学家尝试了“大推进”,也试验了“平衡增长”;有的鼓吹“进口替代”,有的主张“出口导向”;一开始推崇资本投资,后来则强调人力资本投资,但这么多年下来,他们不得不承认:成功的案例寥寥。
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忽视了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国家的行为动机并非像经济学模型中假设的那样,总是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国家有其自己的动机,经济增长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因为只有国家才能提供较为充分的产权保护,但国家又时常是扼杀经济增长的主要元凶,因为政府会犯错、官员会寻租、民主易于畸变为民粹。制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解释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
诺贝尔奖得主诺斯在其《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等一系列著作中提出,制度是最重要的,制度的最重要使命是保护产权。良好的产权制度安排能够提供适宜的激励机制,鼓励人们去创新,而个人的努力最终将带来社会财富的积累。诺斯的理论在中国一度风靡一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人很容易理解制度变迁带来的巨大差异。人们对计划体制时期的短缺和低效仍然记忆犹新,而对改革开放之后物质财富的涌流惊叹不已。但从诺斯的理论本身来看,美则美矣,了则未了。如果我们继续追问,为什么会出现有效率的产权制度?为什么国家拥有了暴力潜能之后不去掠夺臣民,而是要去保护私人产权?反过来,如果保护私人产权真的是带来长期收益最大化的唯一渠道,为什么国家那么短视,会杀鸡取卵?
另一位制度经济学的大师曼瑟.奥尔森独辟蹊径,他在《国家兴衰探源》中强调了利益集团的作用。国家不是铁板一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人们组成利益集团之后,他们更愿意去“分利”,也就是说,他们更关心如何分到更大的一块蛋糕,而非把蛋糕做大。更糟糕的是,利益集团在抢夺蛋糕的时候,会故意破坏社会财富,就像公牛闯进了瓷器店,横冲直撞,留下狼藉一片。如果社会长久地稳定,利益集团就会逐渐滋生,要想阻止利益集团的壮大,有时候不得不依靠革命和暴力。奥尔森谈到,二战之后西欧和日本发展速度迅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战争肃清了既得利益集团。
同理,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会比苏联更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副产品就是粉碎了既得利益集团,所以中国在推进改革的时候,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几乎没有遇到巨大的社会阻力,但苏联试图推进经济改革的时候,根本绕不开庞大的官僚机器和无处不在的既得利益集团,举步维艰,顾此失彼。奥尔森的观点可谓精辟,但细思极恐。杰斐逊说,“自由之树要靠爱国者和暴君的鲜血不断浇灌”,据说毛主席也说过,“文化大革命七八年要来一次”。难道不破不立,就是历史的轮回?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斯将诺斯的观点继续向前推进。阿西莫格鲁和罗宾斯认为,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之间总是保持着张力,未必完全一致。政治制度可以是包容性(inclusive)的,也可以是汲取性(extractive)的。同样,经济制度可能是包容性的,也可以是汲取性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汲取性的,也就是说,只有少数人能够掌权,那么,这个国家就很可能会采取汲取性的经济制度,国家会不断地从臣民那里榨取财富,哪怕最后是极度的贫富悬殊。阿西莫格鲁和罗宾斯讲到,有一次,津巴布韦银行组织大家抽奖,一等奖能够获得10万津元。猜猜谁得了一等奖?津巴布韦总统罗巴特.加布里埃尔.穆加贝!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斯将发达国家现有的制度概括为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在他们看来,这就是长期经济增长的保证。这种分类其实有偷懒的嫌疑。发达国家的确在过去三百年出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经济增长的绩效差异很大。欧洲国家如今应该算是经济增长的代表,还是经济衰退的代表呢?日本经历了“失去的十年”,“失去的十年”又变成了“失去的二十年”,它还有多大的机会,能够再度出现强劲经济增长呢?如果不是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那么,在欧洲殖民地到来之前,北美有些印第安部落很可能既算是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又是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在不少与世隔绝的部落中,我们同样可以认为他们的政治、经济制度都很包容,但他们并没有,甚至也不需要经济增长的概念。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斯也注意到,制度会出现逆转,古代罗马在共和政体时期,大体上可以算得上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的经济制度,但最终为什么会退化为日益衰落的帝国?
再接下来的一种组合是汲取性的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阿西莫格鲁谈到,这种组合之下,也能出现经济增长,甚至经济增长的势头还会更强劲,但最大的问题是增长不可持续。苏联在计划体制时期经济增长一度超过西方资本主义。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其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多次预言,苏联的人均收入很快就要超过美国,最终,苏联帝国突然在一夜之间四分五裂。经济增长是一场马拉松赛跑,拼得不是速度,而是持久的耐力。只要假以时日,持续稳定到经济增长就能够带来滚雪球一般的“复利”。汲取性政治制度在短期内更方便调动资源,提高投资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难以提供对创新的足够激励。
从逻辑上讲,还存在着包容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的组合,但在现实中却难以存在,因为在包容性政治制度下,国家难以不受约束地直接汲取民间财富。假设阿西莫格鲁和罗宾斯的理论是对的,那么,能否出现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是保证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问题在于,包容性政治制度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政府会主动地约束自己的权力?
阿西莫格鲁强调了历史中的偶然性因素和路径依赖性。一开始,可能是外部环境的差异,比如,同样是欧洲殖民者,到达南美的西班牙人找到了黄金,而到达北美的英国人却没有这样的好运气。法国、西班牙国力相对强大,能够直接把殖民之置于政府控制之下,而英国政府鞭长莫及,只得委派贵族或殖民公司,等到英国政府想起来把北美殖民地管起来的时候,北美殖民地已经羽翼丰满,不肯俯首听命了。追根溯源,英国之所以出现“大宪章”,以及之后的“光荣革命”,乃是因为国王的实力相对薄弱,难以和贵族抗衡。阿西莫格鲁和罗宾斯也提到,欧洲封建制度的解体,和黑死病有直接的联系。黑死病导致欧洲三分之一人口死亡,瘟疫过后,劳动力变得更加稀缺,资本在和劳动的谈判过程中不得不甘拜下风。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斯的理论博大精深,令人叹为观止。但历史细节的差异之处往往非常微妙,对历史事实的解读也时常会受到主观意识的影响。读完阿西莫格鲁和罗宾斯的《国家为什么失败》,掩卷而思,不免仍有遗憾。两位作者对制度的理论解读,并未能像他们想象中的那样不拘一格、突破陈见。
将政治和经济制度划分为包容性和汲取性,本身就有武断之处。同为“包容性”经济制度,北美和欧洲就有很大差异,欧洲内部北欧和南欧的差异也很大,只看北欧,丹麦和挪威之间的不同之处也极其明显。同为“汲取性”政治制度,苏联的体制和津巴布韦的体制是一样的吗?再从制度的演变来看,阿西莫格鲁谈到,不是所有的制度变化都是进步的、线性的,制度会出现突变,好的制度会变异和退化,不好的制度也可能突然出现“跃迁”,但他们似乎仍然坚持,制度的变迁到最终应该趋同,“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的组合才是制度均衡。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斯在书中提出了“制度漂移”(institutions drift)的概念。事实上,这一概念借鉴了进化论中的遗传漂移(genetic drift,或称遗传漂变)概念。遗传漂移是指在某种条件下,随着世代遗传,有些基因会逐渐消失,而另一些基因则最终固定,从而改变了整个群体的遗传结构。我感到遗憾的是,两位学者何以浅尝辄止,为什么不能借鉴物种进化的思路,真正发动一场理论革命呢?
国家兴衰和物种存亡之间的相似程度,很容易引发人们的想象。假如借鉴进化论,尤其是分子生物学对进化论的“进化”,不妨提出若干假说,以激发学者们的讨论。
首先,物种之间的外表差异极大,但基因的重合程度超过人们的想象。人类和黑猩猩之间的基因重合程度高达99%,和猴子的基因重合程度达到90%,和香蕉的基因重合程度都有50%。同理,各种制度,万变不离其宗,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需要完成的基本功能都是相似的,内在的逻辑也一以贯之,从表象来看,制度的区别很大,从内在的基因来看,可能相似程度极高。如果仅以制度的外在形式判断其绩效差异,恐怕很容易谬以千里。
其次,基因会出现变异,制度会出现变革。基因的变异往往是随机的、大部分是中性,甚至有害的,只有少部分是有益的。同理,大部分政策都不过是为了官员为了显示自己没有闲着,而是有所作为才出台的。政策变革很少有深思熟虑的长期安排。盲目的变革、随意的调整占了大多数。这些“制度变迁”大部分是瞎折腾,不少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只有极少数才能带来巨大的社会进步。
再次,正如地球上已有的物种,99%都已经灭绝了一样,人类社会所尝试过的大部分政治、经济制度都会失败。我们看到幸存下来的制度,可能会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这就是最适合人类的制度,但这是一种典型的“生存者偏差”,被淘汰掉的制度很可能仅仅是因为运气不好。假如亚历山大大帝没有英年早逝,假如1588年英国在海战中输给了西班牙,假如美国没有打赢独立战争,假如希特勒没有出兵苏联,而是占领了英伦三岛,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又该如何解释这个世界?
最后,不是所有的制度都是完美的。正如生物学家古尔德讲过的一个故事,熊猫的拇指其实不是拇指,而是“桡侧腕骨”,只能凑合着用。人类的阑尾到底有什么用,谁也不知道。海星和海胆早期已经有了脑的雏形,但进化着进化着反而把脑弄没了。我们的眼睛构造极其笨拙,完全装反了,之所以还能读书、看电影,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发达,能够把看到的零星碎片重新编码、整合。政治、经济制度恐怕亦然。一个国家所经历的全部历史都是它的遗产,我们往往只能背负着所有的“传统”,漫无目的地寻找新的出路。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 霍默静 mojing.huo@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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