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15日 星期一

专访笑蜀:公民运动与中国转型【公共知識份子】

2015年06月11日 11:51 AM

专访笑蜀:公民运动与中国转型(上)


【编者的话】笑蜀,中国大陆知名政治评论员,本周凭借为FT中文网撰写的评论文章《习近平的第三条道路》获2015年亚洲出版业协会(SOPA)“最佳评论奖”。本文为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陈宜中2014年11月5日为笑蜀所做访谈,详细回顾了笑蜀对中国社会政治发声15年的经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文章首发于台湾《思想季刊》2015年第一期,FT中文网获得授权全文刊发。本文为访谈上篇,重点谈及笑蜀作为知识分子和媒体人的经历及其对维稳体制的认识。
一、早期经历
笑蜀:我是1962年生于四川仪陇。父母都是乡村教师。当时乡村教师分两种,一种公办,一种民办。我父母都是公办,在仪陇的边远山村教书。我们县以前是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即所谓“老区”,现在仍很穷,仍是国家级贫困县。像吉普赛部落一样,我父母不断迁徙,这个村子教两年,那个村子教两年,我也跟着流浪,至少住过三个村庄。从小跟农村的孩子一起玩大。

陈宜中(以下简称“陈”):从反右到文革,您家里受到哪些影响?
笑蜀:我父母都是地主子女,文革中受批斗。我到入学年龄,隔壁的民办老师招生不肯收我,就因为我的家庭出身。
陈:您父母都是老师,也教您吗?
笑蜀:哪顾得上?我爸远在外乡,又一直挨批。妈妈一个人带我们五个孩子,还要一个人教复式班(按:不同年级合组而成一个班)的所有课程,根本忙不过来。我打小就是野蛮生长。文革期间无书可读,我只好读报纸杂志。我父亲每周或半个月回家一次,带的礼品都是《解放军文艺》一类的读物,我拿到就高兴得不得了。
所以我的政治启蒙蛮早。最早印象是1971年9月林彪案发生,当时是逐级传达,从中央传达到乡村小学,已经是10月了。当时乡小(按:村小的上级是乡小)叫我妈妈去开会,但没事先告知主题。妈妈刚好生病,就叫我去。我把会议内容回家复述给妈妈听,说林彪叛逃摔死在温都尔汗,妈妈吓坏了,一巴掌打过来,以为我乱说。那时起我就慢慢对政治有了关心。
陈:您1980年去广州中山大学读历史,历史系是您的第一志愿吗?
笑蜀:当时我考分不低,心高气傲,第一志愿就填了北大,中大是第二志愿。历史系也是第二志愿。我从小就想当作家,专业第一志愿是中文系。结果取的都是第二志愿,即中山大学历史系。
陈:能否谈谈您的大学时代?
笑蜀:我刚进大学时,西单民主墙运动和以全国高校为中心的民刊运动,已接近尾声。很多高校都有自己办的民间刊物,有些是文学性的,也有很多政论性的。中山大学的刊物《红豆》我看过好几期,是学生写、学生编,还可以拿到市区去卖,那时比较自由。我体验到思想解放最后的一股春风,也算是一种熏陶吧。但我进校不久就开始查禁了,我曾经在学校食堂的墙上看到禁止民刊的官方通告。
那时我是文学青年,对读历史系是不满意的。只喜欢文学,中国文学、西方文学都读,尤其是读诗。到了大三,当局要清除精神污染。清污重点是围剿白桦的电影《苦恋》(又名《太阳与人》),但这部电影恰恰引起我的共鸣。清污让我非常愤怒,我曾气得在《解放军报》批《苦恋》的文章上到处画叉叉。我不再满足于文学,从大三开始读了很多社会政治类的书籍,尤其是苏联和东欧持不同政见者的读物。到了大四,因为想分到好一点的工作,我下了一番功夫写毕业论文,题目是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关系,后来发表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的特辑“近代中国人物”上。应届毕业生能在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论文,对我是个极大的鼓励。从此我转向史学,走上了研究中国现代史的道路。
陈:毕业后您被分配到武汉医学院,教什么专业?
笑蜀:我去了武汉医学院马列课部(后来改名社会科学部),教中共党史。我教的党史是完全反着来的,跟官方说法针锋相对。但八十年代思想很解放,宽容度较高。再加上我名校毕业,又有论文在权威刊物发表,1987年还和大学指导教授合作出版了专书。这在那时不多见,所以我多少有些恃才傲物,讲课随心所欲。这种状况持续到1989年。
陈:六四之后呢?
笑蜀:学潮之前,我身边已经聚集了一批思想开放的活跃学生,价值理念相当接近。后来他们成了学潮骨干,我也跟他们一起上街、贴大字报。这在其他文科学校很平常,但在武汉医学院这种工农兵当道的学校,像我这样的老师就很少有。六四后学校搞“双清“(清理、清查),全校只有两个靶子,一个是党员,一个非党员就是我。1989年成了我的转折点,一下子摔下来,几乎掉进十八层地狱。
陈:清理跟清查有何不同?
笑蜀:清理党员,清查党外。校方对我内查外调,费时一年,还把我的学生找来揭发我,结果除了大字报和上街,没别的东西。但总之是不让我上课了,把我调去数据室当数据员。我那时很倔、很傲,不服从安排,不去数据室上班,就在家带孩子。每个月只领很低的起薪,生活非常艰苦。
课部主任看不过去,他有爱才之心,想用我。但用我要有理由啊。1990年全国反和平演变,中宣部跟教育部联合,拟了大概几百个反自由化的课题,向全国高校的政治课老师招标。凡是愿意投标的,愿意冲锋陷阵反自由化的,文章优先发表,职称、工资、奖金都破格,助教提讲师,讲师提副教授,副教授提教授。课部主任跟我说:”这是你将功补罪的机会,你领几个课题回去写两篇文章,我来给你安排发表,我就可以给上面交代,说这个同志改邪归正了。这样你就可以上课了,职称、工资所有问题都可以一揽子解决。”但我一看到那些课题,心头就升起一股火,极其愤怒。
为什么愤怒?我是教中共党史的。我一看就知道,那几百个课题好多都是在批判中共自己当初的主张。说话不算话,翻脸不认人,太过分了。
二、历史的先声
陈:您后来编的《历史的先声》流传很广。如果没有这本书,人们大概不会注意到中共当年反国民党的说词,一再诉诸普世标准的民主、自由、人权。
笑蜀:当时不像现在,现在有不同看法,可以写成文章,网上总有发表空间。当时没地方发,只能憋肚子里,憋得很难受,怎么办呢?我就有了编《历史的先声》的腹案,就是要跟“反和平演变”对着干。
我就开始泡图书馆,翻旧报纸。旧报纸不能复印,只能钢笔抄。这个过程跟挖金子、挖矿差不多,找到一篇文章就好像发现一颗矿石,可以兴奋半天,就这样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陈:您挖掘的是哪个时期的中共言论?出处有哪些?
笑蜀:主要是1940-46年全面内战爆发前中共机关报的言论。以《新华日报》为主,包括《解放日报》。比例大概是《新华日报》占70%,《解放日报》占20%,还有10%来自毛选、邓选、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等公开出版物。选择的标准是最能代表中共中央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当时最权威的声音。
这个声音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中共作为反对党,向全国人民许下的政治承诺,即如果中共全国执政,将会如何施政?施政主题就是民主、自由、人权,并以此为据,全面批判国民党如何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权。这就是《历史的先声》的主要内容。最初的书名叫“为自由鸣炮”。
陈:“为自由鸣炮”有典故吗?
笑蜀:这来源于八十年代武汉的一份前沿刊物《青年论坛》,其中一篇文章就叫《为自由鸣炮》,是胡耀邦儿子胡德平写的,我印象很深。
书在1992-93年编完,好多年找不到出版社。最后因为吴思、梁晓燕、徐晓、甘琦等人的帮助,曲曲折折,终于在1999年9月以献礼“建国五十周年”的名义,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新书名是上海学者朱学勤取的。
陈:很快就被查禁了?
笑蜀:不到半年就被禁了。2000年2月,中宣部部长在例行的全国出版工作吹风会上,举着《历史的先声》说:这本书别有用心,用我党的文献攻击我党,代表同我党斗争的新方式。随后下达全国禁书令。汕头大学出版社后来被整顿,总编辑、社长都被调职。在北京,则是派国安去万圣书园反复查抄这书。
陈:何以查禁之后,此书反而不断流传?
笑蜀:事前我已料到会被查禁。所以,我提前在当时影响最大的时政BBS,即《人民日报》强国论坛,把内容都上传了。2000年封杀时,大多数文章都已经在网上传阅,愈封杀就愈流行。
陈:您九十年代还写了另一本书《刘文彩真相》。刘文彩的重要性何在?
笑蜀:刘文彩是四川大邑县的一个大地主,被中共定性为三千年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中共享他来论证所谓土地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合法性,证明三千年地主阶级的所谓罪恶,说地主阶级怎么坏,看刘文彩就知道了,所以农民应该跟着共产党造反,等等。
我个人一直怀疑这案子是假的,但没有直接的证据。直到1993年,有人告诉我,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有很多当年的档案。我是做历史学的嘛,一听兴趣就来了。那个陈列馆最早叫阶级斗争展览馆。1958年毛泽东有个著名讲话,即“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会后回到四川,第一时间就抓了刘文彩这个典型,搞了这个展览馆,来拍毛泽东的马屁。六十年代尤其文革期间,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就两个人,一个是毛泽东,他是神;一个是刘文彩,他是鬼。鬼的存在是为了论证神的伟大。
得知陈列馆有很多档案后,我就决定去那里做研究。
陈:刘文彩1949年就死了,何以1964年之后才变成众矢之的?这跟新民主主义的关系何在?
笑蜀:刘文彩1949年10月就去世了,当时解放军还没进成都。他在1960年代变成一个靶子,是为了服务于毛泽东的核心理念,即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文革之后,很多其他案子都平反了,这个案子就是不能平反,为什么?既然已经把刘文彩说成三千年地主阶级总代表,一旦平反刘文彩,就等于否定了三千年地主阶级的所谓罪恶。正因为如此,《刘文彩真相》很快也享受了《历史的先声》的待遇,全国查禁。跟上次一样,这次也是中宣部部长在出版工作吹风会上,举着《刘文彩真相》跟与会者说:你们有没有人认为新民主主义搞错了?他说,这本书的要害,就是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合法性。
陈:这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笑蜀:我在刘文彩庄园住了将近一个月,啥都不干,就是看檔。重要档案尽量复制、誊写,随后就在刘文彩的家乡大邑县安仁镇,采访当地人,包括刘文彩当年的随从、医生、教师、长工等等。在档案研究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我回去写出了《刘文彩真相》,以还原他的故事,揭示宣传部门的整个造假流程。1999年11月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2000年春遭全国查禁。
陈:您离开武汉医学院跟这有关系吗?
笑蜀:当然。六四之后我被停课七年,直到1996年恢复上课,待遇也慢慢恢复了,职称也评了。但这两本书一出版,我又变成黑名单上的人,学校就扛不住了。2001年底我不得不办了离职手续,去北京的《中国改革》杂志上班,半路出家进了媒体。
我一进北京,就被北京国保盯上。接下来的三年当中,国保国安骚扰不断。当时互联网开始繁荣,我在网上比较活跃,再加上北京是个大圈子,跟敏感人士的接触也令我更被敏感。杂志社受到压力,也扛不住了。2005年2月赵紫阳去世后,我因在观天茶舍发表悼念文章,被国保锁定。赵紫阳追悼会前夜,我被他们软禁了五天五夜。五天之后,国保把我押上回武汉的火车,不许我再回北京,我就没法到《中国改革》杂志上班了。
《南方周末》的朋友同情我,悄悄给我办入职手续。2005年5月我重回广州,到《南方周末》上班,这是我的另一个转折点。我在《南方周末》做评论员将近六年,直到2011年3月被迫离开。
三、维权与维稳
笑蜀:入职《南方周末》是我真正告别书斋,介入中国现实尤其介入维权运动的一个起点。维权运动从2003年孙志刚事件开始发端,但真正进入高潮是在我踏进《南方周末》的前后。那时许志永在北京组建了“公盟”即“公民联盟”,目的就是维权。同时还有山东临沂的陈光诚事件、广州番禺的太石村事件。维权运动的三大标志性事件都集中在2005年,这年简直就是维权运动的元年。
维权运动的兴起有个社会背景,就是中国的社会矛盾到了高发期。从2005年开始,每年都有超过十万起的群体性事件。
陈:最后一次公布的数字是十八万起。
笑蜀:这几年干脆就不公布了,说明局势更不乐观。
社会利益结构的全面失衡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同步的。邓小平南巡之后,开启了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市场化的头几年,应该说是蜜月时代,全民都多少享受到市场化的红利。1992-93年,是知识分子下海的高峰期,国企干部乃至很多党政干部也竞相下海,他们多数都发了财。当时的社会矛盾比较少,一直延续到1999年中国加入WTO,有将近十年的缓和期。
陈:但1990年代末,国企工人大量下岗,还出现所谓的三农问题。
笑蜀:这样说吧,在全民共享市场化红利的头几年,社会矛盾少。在这个前提下,朱镕基把市场化改革集中到两个方向:一个是融入全球化进程,加入世贸组织;另一个是国企改革。国企改革导致几千万工人下岗,当然是个矛盾,但刚刚说的市场化红利太厚实了,相当程度缓解了下岗问题。几千万国企工人下岗放在今天不可想象,但当时没大事,没引起大的社会动荡,因为市场化提供了大量的就业空间,把这几千万工人多数都消化了。
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源头是分税制,这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按照那个财税结构,愈是下级政府,公共财政的分配愈少。当时土地财政还没起来,乡镇一级政府主要靠搜刮农民来创收,搭着农业税的便车向农民收费。农业税是国家收的,实际只占农民负担的30%不到;另外70%是乡镇政府搭便车的摊派,不摊派它们就没法生存。大概是那么一个情况。农民当然怨声载道。但2003年胡温免除农业税以后,这问题基本解决了,或至少大幅缓解了。
陈:在市场化的前十年,政权跟知识分子的关系又如何?
笑蜀:2002-03年以前,政权跟知识分子的关系也比较缓和。因为经济高速发展,有的是红利,可以用来收编知识分子,尤其是体制内的高校知识分子。一直到2002年前后,连许志永、滕彪、陈光诚这几位维权先驱,也都得过奖,都上过中央电视台,这在今天不可想象。他们选择在维权的路上走,一开始多少也是因为他们相信有空间。胡温刚上任时,表现出励精图治的姿态,包括让政治局学习宪法,给了自由派知识分子一些希望。但胡温顶不住党内压力,很快就有了学古巴、学朝鲜的表态。
陈:到了2005年,对体制内政治改革的期盼已经大致落空了?
笑蜀:最明显的转折是青岛会议。青岛会议是曹思源主办的,参与者包括朱厚泽、吴敬琏、茅于轼,聚集自由派大老讨论宪法问题。这个会议马上被打成敌对势力策划的颠覆活动,形势急转直下,政权跟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关系愈发对立。于是,维权运动开始拐弯,逐渐走到了政权的对立面。政权把维权当成假想敌,谁如果坚持继续维权,就等于跟政权唱反调。我正是在这个时候进入《南方周末》。
陈:您在《南方周末》写评论和社评,跟维权运动的连结何在?
笑蜀:《南方周末》是民间第一大报,维权是它的关注范畴之一。本来我去之前《南方周末》并没有固定的社评栏目。但因为现实问题提供了大量丰富的题材,而单纯的报导又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评论界的黄金时代就随着维权时代到来了。在这之前,《南方周末》最受欢迎的题材是调查性报导。但2002年张君案报导和2003年孙志刚事件报导遭到重挫,调查性报导变得敏感而且越来越受压制。调查性报导渐渐沉寂之后,评论就成了中国市场化媒体最受欢迎的栏目。
我刚好躬逢其盛。《南方周末》的评论先扩张成两个版,后扩张到四个版。除了扩版,社评栏目也固定了下来。我的主要任务就是编社评、写社评(叫“方舟评论”),主要针对现实中的公共问题。
陈:可否再回到“维权时代”的政经社会背景?
笑蜀:我刚刚讲1990年代是和缓期,尽管也有矛盾冲突。为什么在2002-03年之后,中国进入了社会矛盾冲突的高发期,而且愈演愈烈?我认为背后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利益结构的改变。
自1999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就开始强化一种崭新的权力和利益结构,简单说就是寡头利益结构。这个利益结构当然不是突然出现的,但它在江朱早期比较低调、收敛。在江后期逐渐得到巩固,到胡温上台以后,变得不可收拾。核心家族控制一切,完全放开了手脚,真正把中国变成了他们分肥的大蛋糕。各重要产业的上游像能源、金融诸如此类,都被他们垄断。他们往往把国企尤其央企当成他们的白手套,这些国企尤其央企都是被他们圈占的,本质上都是私有的,是他们洗钱的杠杆。所谓“国进民退”,背后充满了这种猫腻。愈是利润空间大的产业,愈是被寡头集团垄断。整个中国进入了寡头资本主义的狂欢期。
陈:“国进民退”这个词最早出现在2008年?
笑蜀:这词早就有了,但2008年以后才流行。这年遇到金融风暴,就有了四万亿,实际上四万亿都是分给大家族的,分给被他们圈占的国企尤其央企。
陈:“国进民退”肥了国企尤其央企。但在“国进”的表象下,蛋糕大都被寡头分食,这是您的意思吗?
笑蜀:当然。华能公司名义上是央企,但实际上是家族控制的,这是最经典的例子。他们把中国的江河湖海几乎全霸占了,尤其西南地区,梯级水电站都修到了西藏高原。几乎每一滴地表水都装进了他们的管道,为他们发电赚钱,导致原有地表干枯,生态急遽恶化。太子党控制金融更是时尚,国家开发银行就一度由陈云儿子陈元控制。薄熙来在重庆,为什么市政建设那么漂亮?因为他有钱啊,钱从哪来?薄熙来跟温家宝关系很紧张,很难从国务院拿到钱,就通过大家族之间的交易,从陈元控制的国开行弄来很多亿。这些都是寡头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实例。寡头控制各大产业的上游,把民营企业的命根子都掐住了,民企就只能从事各大产业的下游,而下游附加值最低,实际上都血汗化了,都是给上游的寡头打工。我把这种寡头主宰的所谓市场化,叫做“下半身的市场化”。
陈:在寡头资本主义的格局下,还产生了哪些社会矛盾?
笑蜀:这个话题谈不完。但比方说,民营企业被挤压到最低谷,国企尤其央企的就业容量又很小,这就导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同时又高校扩招,应届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尤其二本三本的大学毕业生,往往毕业即失业,相当比例变成了蚁族。再比方说,进城农民工的二代三代,既不愿意回家乡种田,在城市也找不到自己的归属,又不愿像父辈那样吃苦耐劳、接受低工资高强度的劳动,于是多数变成游戏厅里的浪荡少年。
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公司化了。连中央政府的各部门都公司化,地方政府更是如此。地方政府及其各部门,变成了总公司、分公司、子公司等等,权力就是他们最重要的资本,都用权力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都成了利益主体。政府与民争利的情况层出不穷,矛盾冲突大都由此而来。
我刚刚谈到的城市矛盾,一个是大学生蚁族,另一个是集中在城市的农民工二代。他们是未来可能的社会大动荡的火种。相对来说,农村地区还是相对平静的,尤其免了农业税之后,加上有限的农村福利政策,例如低保、医保。虽然福利很少,但在中国历史上,农民从没得到过福利,现在有了一点点,农民就很容易满足。但在城镇郊区,农户拆迁的冲突就比较多,这大概占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七成左右。
陈:中共应付维权的主要手段就是维稳,您如何界定维稳?
笑蜀:维稳是维权的对立物。中国没有法治,没办法通过法治渠道解决利益结构失衡导致的社会冲突,于是就诉诸高压维稳。实质上是得罪不起权贵寡头,就只好得罪老百姓。比如说拆迁,很多地方法院都接到政法委的文件,或是同级党委的文件,说这些纠纷法院不得受理。法院在社会矛盾冲突面前干脆关门,司法救济走不通,总得靠其他办法来解决,那就靠维稳。
维稳手段大致有两种:一是利益赎买;一是暴力维稳。用他们的话讲就是,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如果你只是利益要求,而且要求不高,那就用利益来摆平你。如果不能用人民币解决,或如果要求太高,当局不愿满足,那就不是人民内部矛盾,就动用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维稳。
另一种情况是利益要求变成了权利要求,这当局绝不许可,一定压制到底。你可以跟我要钱、要物质赔偿,但不能说这是你的权利。谁讲权利谁就是刁民,甚至是政权的敌人,就要用专政的办法,也就是暴力维稳来对付你。
陈:所谓的维稳体制从何时形成?
笑蜀:当中国进入维权高潮之后,同时也进入了维稳时代。维权高潮发生在2005年。来年2006年周永康接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国就开始形成一个庞大的维稳利益集团。
今天众所皆知的一个现象是,中国的维稳经费年年高涨,从2010年开始超过军费。某种程度上,天价维稳成本就是维稳集团的部门利益。他们需要制造越来越多的矛盾冲突和敌人,来证明维稳和维稳集团的重要性,以便从不断高涨的经济红利当中分到更多蛋糕。说白了是借敌自重,最后的结果就是矛盾越来越多,敌人越来越多,同时维稳的利益越来越大,维稳部门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包括控制舆论。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陈:在何种情况下,利益要求会发展为显性的民权或权利要求?
笑蜀:维权意识通常有一个变化过程,就是从初级阶段到比较高级阶段的变迁。刚开始大多是出于直接的利益冲突,当事人原本可能并没有权利意识,也没想到自己会变成维权人士。如果利益没有受到剥夺或直接的侵犯,基本不会闹事。维权刚开始都是被动的。比方说,重庆钉子户为什么要跑到楼顶上挥舞国旗抗议?因为他的房子马上要强拆了,否则他不至于这样。如果你不拆我的房子,或拆迁补偿能让我满意,那我就算了,这是刚开始。这是老一代的要求,主要都是利益取向。有些能够用人民币摆平,有些用人民币摆不平,摆不平的怎么办呢?案主就上访。由于地方法院通常不受理,就去找更上级的政府,还不行就一路上访到中央。
这么一来,上访的队伍就如滚雪球愈滚愈大,这是维稳的第二层对象。维稳的第一层对象大都是征地拆迁的直接受害人,或环境污染的直接受害人,这些人通常先去找地方政府。维稳的第二层对象是那些没被摆平的、不服气的,要去找上级政府讨公道或打官司的。于是,全国出现了规模越来越大的上访潮。极盛时期,北京有十多万上访的访民,国家信访局门口每天大排长龙。后来中央政府觉得烦了,便要求地方政府就地解决,而且建立了一个量化的登记制度。哪个省、哪个市、哪个县,到北京上访的人多了,就一票否决,地方官就不提拔了,严重的甚至直接免职。这逼到地方官员纷纷“截访”,就是用暴力剥夺访民自由,不让去上级政府或北京上访。如果有漏网之鱼到了北京,地方官员会想方设法在访民进入信访局之前,及时拦截或绑回去。这是第三层维稳。
所有这些维稳对象,刚开始都是利益要求。但当类似冲突多了,尤其访民之间交流多了,发现这是普遍现象之后,很多访民就开始自身转型。从原来的利益要求,慢慢就导致了权利要求的萌芽。他们开始意识到北京跟省里、跟基层政府其实一样黑,甚至更黑。意识到这并不是哪级官员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是权利得不到保障的问题。部分老访民慢慢觉醒,甚至向民主人士转化。
陈:年轻一代的权利意识要更强?
笑蜀:新生代的权利要求比起上一代,进步太多了。就拿年轻工人来说,他们不仅仅要求相对公平的薪资,而且要求更人性化的工作环境。比方说,富士康工人跳楼并不是因为收入问题,他们的收入相比同类企业严格说不算差,但不能忍受那样的工作环境,认为不人性化,太孤独太压抑,就跳楼了。再比方说,最近一年多来在广东和湖南很多地方,工潮迭起。这些工潮最重要的要求跟过去不同,不是工资不高的问题,而是争取稳定的、普遍的社会保险。在广东和湖南,只要有工潮就有维权律师介入协助。维权运动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正不断纳入新兴的权利要求。
(注:本文作者陈宜中,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研究员,台湾《思想季刊》编委。研究兴趣在当代政治哲学以及社会主义思想史。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 霍默静mojing.huo@ftchinese.com

2015年06月12日 12:41 PM

专访笑蜀:公民运动与中国转型(下)

【编者的话】笑蜀,中国大陆知名政治评论员,本周凭借为FT中文网撰写的评论文章《习近平的第三条道路》获2015年亚洲出版业协会(SOPA)“最佳评论奖”。本文为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陈宜中2014年11月5日为笑蜀所做访谈,详细回顾了笑蜀对中国社会政治发声15年的经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文章首发于台湾《思想季刊》2015年第一期,FT中文网获得授权全文刊发。本文为访谈下篇(上篇链接),笑蜀在文中回溯了他是介入新公民运动的过程,并系统阐述了他对中国转型的认识。
四、立足社会的公民力量
陈:您在《南方周末》评论过许多维权事件,能否谈谈您印象最深刻的几件事?
笑蜀:2005年的重庆钉子户事件就是一个例子。当时征地谈判谈不下来,冲突一触即发,全国很多人过去围观,但当时主政重庆的汪洋还是用和平手段解决了。我写了一篇评论叫《重庆钉子户揭开大片时代》,什么大片时代呢?我说是“民权时代”。
另一个是成都的唐福珍事件,也是有代表性的。唐福珍是个中产,不差钱,主要是求公平。政府要把她家的地征了楼拆了,也是谈不下来。但成都李春城的处置跟重庆汪洋的处置不一样,非常强硬,唐福珍最后自焚致死,但自焚的消息被成都当局捂盖子捂了十多天。披露之后我非常震惊,写了一篇评论叫《成都唐福珍事件必须有人问责》,直指成都当局。
因为在《南方周末》负责社评栏目,我很早就意识到维稳的祸害。2010年,清华大学孙立平、郭于华的课题组有份很重要的报告《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算是知识界批评维稳的头号重磅。他们先投《中国青年报》,但该报不敢发。回头联系我,我在《南方周末》的大参考版发了出来。我本人抨击维稳的文章也不少,影响较大的是2009年6月《天价维稳成本为何难降》,发在上海《东方早报》上。这是第一次提出天价维稳成本的概念。
由于连续抨击维稳,《南方周末》跟维稳部门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
此前,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南方周末》推出一组校舍垮塌的专题报导。那些豆腐渣校舍多数是周永康任四川省委书记时修建的,但当初我们也没想到这一层。这组报导包括我做的专访《真相比荣誉更重要》,我让一位四川教育厅的现职官员现身说法,揭露豆腐渣校舍的真相以及危害。他说得非常坦率,非常震撼。
陈:您如何界定您的评论尺度、风格和价值观?
笑蜀:我投入公共评论始于《重庆钉子户揭开大片时代》。在这之前我也写过评论,但都是典型的文人论政,文章都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书斋气息、文青气息。在这之后,这种气质越来越少。
《南方周末》有个重要的定位。基本上,它是处于体制内外的一个结合部,它有很多体制内的资源和通道,但更向体制外开放。当时地方官员如果想搞一点改革,很少去找中央电视台、新华社或《人民日报》等官媒,因为官媒贴金只会起反作用。他们相信《南方周末》的信用。体制外当然更不用讲,很多访民、维权律师、独立学者,都通过《南方周末》发声。我在评论员的位置上,评论写得最多,又是社评栏目的编辑,所以体制内外都有广泛接触。这种经验多了之后,我就得尽可能保持相对客观、平衡、准确的评论视角,才经得起各方追问。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南方周末》强调新闻专业主义,不认同过度的意识形态化。这不等于不要价值观,不等于不要现实关怀,只是主张把价值观变成隐性,而不是直接出场。
第三点是要考虑第三方的感受,也就是受众或社会大众的感受,要顾及他们的接受度。毕竟高高在上的、自以为是的单向灌输也就是所谓“宣传”,在中国太多了,大多数受众对这非常反感。如果我的评论不够客观,受众就会拒绝,评论就没有信用,就不会产生积极的传播作用。所以我必须多方面倾听受众的需求,用第三方视角来平衡自己的观点。
陈:所以,在您的价值观和评论写作之间,实际上是有张力的。您如何理解这种张力?
笑蜀:我从不讳言,我写评论的目的就是要传播我的价值观。我的价值观主要两条:一是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再就是推动公民社会进程。这两条也可以合而为一,因为对我来说,推进公民社会就是为了实现自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是我不变的追求,从《历史的先声》直到今天都如此。但我确实逐渐觉得,仅仅停留在概念层面、宏大叙事层面的言说远远不够。
六四之后,我一度非常压抑。那时只存在官方舆论场,几乎所有声音都被垄断。那时敢于言说的人少,敢言就是英雄。但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尤其因为市场化媒体和社交媒体的普及,2008年之后崛起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民间舆论场,很大程度把官方舆论场给边缘化了,对体制的批判随即从小众批判升级为大众批判。体制成了裸体,丑陋暴露无遗。不仅体制外骂声一片,体制内的人也往往不满现状,逮着机会都骂。
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我认为知识分子不应停留在八、九十年代的水平,只一味重复宏大叙事,只一味骂,只解构而不关心建构。在这个崭新的时代,我们不仅要指出彼岸所在,更要寻找到达彼岸的具体路径;不仅要指出现实问题所在,更要寻找技术上可能的解决方案;不仅要呼吁改变,更要用具体的行动去改变,并最大程度聚集行动的力量。
这就不能只靠小圈子的先知先觉,只靠现有的存量;需要更广泛的参与,需要突破存量,扩大增量。增量来自小圈子之外,即来自社会,来自普通人。社会上有变革愿望和有参与动力的人群,数以千万计。他们可能不愿当斗士烈士,但他们追求中国的改善或进步。如果能有具体的路径,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每天照他们的价值观去参与一点点,行动一点点,他们就可能成为推动中国变革的有效力量。所以,如何撬动和扩大增量,一直是我思考的重点。
我不同意两种极端。一种认为,变革必须等到多数民众都觉醒都参与才有可能。另一种认为,变革无须社会参与,多数人都是搭便车的;变革是极少数人的事业,只要有了先知先觉的先锋队,等到大崩盘那天出来接手,一切就都总解决了。对这问题,我持坚定的中道立场。我既不幻想绝大多数,不相信能自动等来绝大多数;也不信任极少数,我认为只靠极少数先锋队的革命,无非是重复列宁式共产革命的老路。
我的主张是“相对规模论”。不能是小圈子的自娱自乐,必须社会参与进来,而且必须达到一定规模才有力量。规模是决定性的,但另一方面,规模的起点也不可能很高。如果把中国比喻成十三亿人持股的公众公司,则因为股东过于分散,无须、也不可能等来过半股东赞成;只要能争取到相对规模的股东认同,就能拥有规模优势,就能左右公共决策,影响国家发展方向。
这个相对规模就是贯通体制内外数千万人的中间社会,他们的集结将构成中国公民社会的基础性力量,也将是变革的基本推动力量。而要撬动他们,就不能只停留于抽象的言论启蒙。他们的认知不是问题,需要的是用具体的公共议程和行动来调动他们,让他们从中自我训练,建立自信。这才是真正有效的、有行动活力的启蒙。
这个推动变革的过程,我笼统地归之为“公民运动”。即立足于社会,以公民运动来激发、来聚集力量,以不断成长的社会力来形成不可抗拒的趋势,自下而上地倒逼体制内的分化,形成体制内外合力,共同促成中国转型。
陈:广州是全中国公民行动最发达的地方,您的观点跟广州经验有关吗?
笑蜀:明显如此。我是从北京去广州的,北京知识分子的气质是高谈阔论,务虚居多。这是北京知识圈的特点和魅力所在。广东的知识分子跟广东的社会气质是同步的,要更务实。广东没有那么多大知识分子,能把话说得天花乱坠,把文章写得活色生香,但却有很多踏实的苦干家,公民社会的实际推进者。我受到他们很大的影响,也因此更关注现实中的具体问题。
南北第二个分别是,广东相对来说是一个市民社会。它跟北京不一样,北京像是一个服务皇权的等级社会,按权力秩序来分配资源。广东不完全是这样,而有强烈的平民性,即便底层也能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活起来相对宽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松弛。
南北第三个分别是政治原因造成的。2007年汪洋调到了广东。在中共高官当中,汪洋的观念相对前卫。他在广东的施政重点之一,就是社会建设,实质就是公民社会建设,只是他不去碰“公民社会”这个敏感词。但他在这方面做了不少事,投入了不少资源。
今天,广州实际上是全中国公民社会的首都,公民社会的发育程度比北京要高太多。比方说,劳工运动在全中国是最敏感的,因为共产党是靠工人运动起家的,知道这个厉害,强力打压。但就算这样,也还是广东的劳工运动搞得最好。这除了香港、澳门很多劳工组织就近支持,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广东当局对劳工运动相对容忍。广州草根NGO的发达,也是北京望尘莫及的。
“公民社会”这个词北京谈的人多,但现实中见的不多,感受不强烈。等我到了广州之后,身边的好些朋友都致力于公民社会建设,对我是一个震撼。所以我在《南方周末》评论员任内,用得最多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普世价值”,另一个就是“公民社会”。
陈:但是很不幸,这两个词后来都被禁了。
笑蜀:2008年汶川地震后,官媒发动对”普世价值”的全面围剿和封杀,此后普世价值就被彻底妖魔化,没人敢讲了。
陈:北京奥运的广告词不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吗?
笑蜀:那是忽悠全世界的。奥运还没开始,就围剿普世价值了。因为普世价值遭到全国自上而下的封杀,我就重点讲公民社会。但”公民社会”到了2010年之后也不能讲了。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周本顺(现任河北省省委书记)当时有个著名讲话叫”公民社会是陷阱”,说公民社会是西方给中国设置的陷阱,中国不能要。
陈:您的常用词快被禁光了。“宪政”也被禁,现在很多人连“宪法”都不太敢讲。
笑蜀:2011年中东北非爆发茉莉花革命之后,路就越来越窄了。但是言路紧缩也为我打开了三个天窗,或者说强化了我的三个体悟。
第一个体悟是,我意识到我们必须立足于中间社会。知识分子不能老在概念中兜圈圈,不能老在书斋或自己的小圈子里自我陶醉同质感动,一定要进入社会才有力量的源泉。
第二,如果说社会是力量的来源,是出发点,公民社会就是经营的目标。公民社会进程在我来说,就是一种组织化的进程,一种建立社会默契、社会协同、社会合作的进程。在原子化的公民与公民之间,不断扩充彼此连结的机制。这正是我所理解的”新公民运动”的意义。
第三,前面说到《南方周末》本是一个体制内外的结合部。近年来,我更意识到这种内外结合的必要,就是既要影响体制外也要影响体制内。毫无疑问,体制本身是顽固的。但体制本身的顽固并不等于体制内没有变量,最大变量就在于具体的人。体制内数千万人,比欧洲一个大国的总人口还多。
这么巨大规模的人群处在一个开放多元的时代,除非上帝,没有任何世俗的力量能够绝对控制,不可能铁板一块。社会有多少变化,体制内就有多少变化;社会有怎样的思潮,体制内就有怎样的思潮。因此在认知上,需要把体制内具体的人跟体制本身区别开来,不能混为一谈。要坚决地改变体制,对体制本身不能有任何幻想;但同时要相信人性,相信体制不可能消灭数千万人的人性。聚合、连结中间社会的公民运动,就是“倒逼”体制内分化的力量,就是汇聚体制内外最大共识的动力来源。但这公民运动必须足够强韧,才能发挥关键的杠杆作用。
五、新公民运动
陈:公民运动跟中国自由主义的关系何在?
笑蜀:公民运动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为自由主义提供了政治上的纵深。自由主义在中国浮出水面始于1990年代,以李慎之为代表。最初只是一种思潮,没有体现为具体的社会运动。自由派本来是只有大脑而没有对应的社会力的。但2003年后,维权运动慢慢填补了这个空白,造就了一个巨大的政治市场。
这个政治市场促成了两个群体的崛起。一个群体是维权律师,这是最重要的一股行动力量。维权律师群体的出现,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高校扩张之后,法律系学生越来越多。其次,由于司法机构相对封闭,体制内的位置供不应求,新毕业的法学系学生进不了体制,就只能在体制外找出路。想发财的走向商业;有政治抱负的就成了维权律师,进入了法律和政治市场。
维权律师之外,另一个崛起的群体就是自由派媒体人,包括一大批调查记者和评论员。
陈:也包括微博公知(公共知识分子)和大V(粉丝众多的微博大户)。
笑蜀:他们也属于民间舆论场的重要力量,共同推动了民间舆论场的扩张,使中国进入一段公共舆论空前繁荣的时期。但我刚刚也提到,最晚从2008年开始,当局对公共舆论的压制节节升级。
陈:维权律师的政治风险有多高?
笑蜀:维权风险最高的是替良心犯维权,其次是替访民维权。风险稍小的,是为征地拆迁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都有政治风险,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陈:这两年来,维权运动遭到更强力的整肃,民间舆论场在官方强压下也走向低迷。您刚才提到三个体悟,说您的努力方向是汇聚社会力量,着眼于组织化的公民社会进程。但大陆正处于六四之后最强烈的一股政治寒流,许多维权人士和NGO工作者遭到关押。这个逆境会持续多久,无人能知。您如何自处?
笑蜀:不能说都是坏消息,好消息还是有的。比如华南地区的劳工运动就一直在发展之中,甚至公开提出要朝“组织化维权”迈进。比如人权律师团在短短的一年多,已有近三百位人权律师加入,每遇重大公共事件都坚持发声,几乎无役不与。再比如,给良心犯和良心犯家属人道救援的”送饭党”在遭打压后,也并没有终止,而是以更曲折的形式推进。事实上,公民运动的空间并未都关闭,也不可能都关闭。毕竟,今天统治者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控制一切了,高压之下仍有缝隙。
当然必须承认,总体讲公民运动现在的确处于困境中,很艰难。国家与社会力量太不对等,当统治者以最大决心倾举国之力来打压时,公民运动不可能不受挫。这不奇怪。中国转型本是当代史上最艰难的转型工程,全球民主化最后的一道闸门。要不难,也不会那么多党国体制的国家都转型了,就中国的党国体制还巍然屹立。中国的转型,公民运动的发展,本来就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本来就是屡败屡战。
只就短期来看,公民运动一时难以走出低潮。但中长期而言,我充满信心,乐观以待。因为打击公民运动并无助于改善体制最大的短板,这短板就是现代治理。中共体制长于镇压,拙于治理。现代治理必须以公民权利的复苏为条件,以公民参与为要素。打击公民运动,冻结公民权利和公民参与,哪来现代治理?怎么可能解决现实中堆积如山的治理问题?只一味镇压而无力治理,现政权怎么阻挡合法性的流失?如果说合法性曾主要来自经济增长,则在经济开始下行之后,合法性就只能主要来自现代治理。打击公民运动就是狙击现代治理,会让治理问题发展为更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
陈:在政治紧缩的当下,公民运动能怎么做?跟体制内的关系为何?
笑蜀:体制内自上而下的变革,我不排斥,有最好。但对这不指望,因为它来不来,什么时候来,以什么方式来,后果怎样,不是我们能预期和控制的。我们现阶段唯一能做的,就是激活社会,壮大民间,把一盘散沙转化成组织性的公民聚合。组织化维权,因此是当下的核心议程。
的确,当下”组织”是高压线。但”组织化”跟”组织”有联系也有区别,不能完全等同。”组织”是高压线碰不得,不等于”组织化”没有空间。组织化是极其宽泛的过渡地带,蕴藏着丰富的可能性。具体讲,组织化至少包括三点:第一是发现有共识的人;第二是从共识发展到共同行动;第三是在共同行动中建立信任与默契。这三点在当下并非没有尝试的空间,关键只在于我们有没有自觉、有没有智慧去开拓这空间。
组织和组织化的关系,好比汽车跟汽车零组件的关系。如果没有条件马上组装一部汽车,起码可以先做好汽车所需的各种零组件。一旦条件成熟,就可以第一时间启动组装程序,第一时间开车上路,一秒钟也不耽误。这即是说,组织化是组织的前奏,组织化是组织的基础。这一切都应该在组织的条件成熟之前完成。那种寄希望于一夕变天,以为没有汽车零组件无妨,到时自然会天上掉下一辆奔驰,第一时间就可以开车上路的想法,在我看是太异想天开了。
陈:您如何看待许志永发起的”新公民运动”?
笑蜀:我非常赞赏许志永、郭飞雄、郭玉闪、浦志强、唐荆陵,他们有智慧有勇气,敢于为自己的追求付出代价。许志永知道他一定会坐牢,但他没有畏惧,他经受了考验。我相信他出狱后更是一条好汉。郭飞雄、郭玉闪、浦志强、唐荆陵,莫不如此。2014年迄今对公民社会的大镇压,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真正的金子会留下来,并且一定会在日后的转型进程中更加闪亮。
“新公民运动”的具体内容包括街头行动和组织化,而我最推崇它的组织化尝试。比如“教育平权”这个议题,发动了至少十万家长参与,为主流媒体持续聚焦,成了整个社会的公共议程。新公民运动倡导的官员财产公示也是如此,调动了很多主流媒体,舆论压力之大,以至政治局委员张春贤、政治局常委俞正声都不得不表态个人愿意公示财产。
我从来强调社会运动必须进入社会,而事实表明,教育平权和官员财产公示的确得到了社会认同。而且,这一切都是在合宪合法的框架下实现的。是的,即便如此,统治者仍难容忍,仍要镇压。但非要那样做的话,统治者必得付出巨大的镇压成本。社会上广泛的同情,更会累积出一种巨大的道义资本,这种道义资本是公共财,是社会资本的一部分。所有这些,最终都会转化为倒逼变革的压力。
陈:可否向本刊读者说明一下新公民运动的背景?
笑蜀:新公民运动的前身是公盟,公盟就是公民联盟的简称,已有公民运动的内涵在内。北京市当局把公盟当眼中钉,2009年以所谓漏税为由把许志永抓了,关闭了公盟。但许志永做公民运动需要一个平台,就在2010年发起”公民承诺”,即有共同理念的一群人,基于要做公民的共识,彼此承诺、互相监督、互助合作,这叫公民承诺。最初有几百人加入。许志永也几次邀请我,但我还在《南方周末》,不宜介入任何行动,都婉拒了。2012年5月,许志永把公民承诺正式升级为“新公民运动”,仍邀请我加入。这时我已离开《南方周末》,但我还是婉拒,只答应以言论响应。
我的介入是在后期。2013年3月,丁家喜、赵常青等八人被抓,全是新公民运动的骨干,这就对许志永形成包围态势,他的结局不言而喻了。7月16日,他果然被抓。对我来说,抓许志永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即当局要整体镇压新公民运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再不能做局外人了。许志永被抓四天之后,我跟王功权发出联合声明,在抗议的同时,宣布我们接力新公民运动。
陈:您现在的角色是什么?
笑蜀:以前我主要从理论上、言论上呼应新公民运动。但在许志永等新公民骨干全部被捕之后,我身不由己,必须站出来守护新公民运动的理念。如果大难来临大家都放弃,都鸟兽散,让这个运动销声匿迹,怎能把衣钵传承下去?没有传承就没有积累,断层接着断层,每一次都只好从零开始。而这对统治者也是鼓励,让他们觉得镇压有效,既然屡试不爽,何乐不为?
其实我知道自己的局限。我最怕从事职业政治,因为自己没有这方面的必要素质,没有跟广大人群打交道的能力,没有管理协调的能力,更没有运筹帷幄的能力,绝无可能撑起一个运动。我希望做到的,是让新公民运动的理念不因镇压而消散。理念就是旗子,只要旗子在,哪怕只剩下最后几个人,都象征着队伍还在,失散了的队友就可以找到方向。作为媒体人,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舆论告诉公众,镇压的意图并没有完全实现,新公民运动并没有结束。等到哪天许志永和其他新公民运动者都出狱了,我就完成了我的阶段性使命。那时我会回到书房,回到我的专业,静下心来写书。那一天,我希望不会太远。
六、台湾观察
陈:您多次来台访学,对台湾社会有何观察?如何理解台湾的转型,以及近年来聚焦于中国崛起的政治纷争?直言不讳的批评无妨,请不要客气。
笑蜀:大陆有家杂志叫《新周刊》,出过一期台湾专辑,封面主题叫”最美的风景是人”,这比较能代表我的心声。台湾很人性化,很诗意很温馨。我近年跑得比较多的大概就几个地方:美国、香港和台湾。美国很好,但对我太陌生;香港太商业化,节奏太快压力太大,我不适应。中国大陆的人文环境则基本被毒化,要恢复正常至少得三五十年。相比之下,台湾是我最喜欢的。如果只考虑个人生活的质量,其实我非常希望定居台湾,在台湾乡下有个小房子,在台湾安度晚年。当然我知道这不现实,我的主场毕竟在中国大陆。
我最欣赏的还是台湾的民主转型。放到全世界的范围来看,台湾转型的成本是最小的,尤其是生命成本。这最值得大陆借鉴。但遗憾的是,台湾的转型经验还是太特殊了,不可能在大陆复制。相比之下,倒是台湾转型的一些缺憾及其教训,更值得大陆记取。我很希望两岸学者在这方面有所合作,对台湾转型在哪些方面比较失败,为什么失败,如何避免等环节,展开充分探讨。
中国大陆能否平稳转型,不只关系大陆,也跟台湾的命运休戚相关。如果要对台湾有所批评的话,这点上我不能不无讳直言。据我观察,台湾各界确实带有二战前夜弥漫于美国的”光荣孤立”情绪。普通台湾人认为中国大陆的事情看不懂,也惹不起,不如躲得愈远愈好,过自己的小日子就行了。作为常人,这种偏安心态当然没错。但是,有抱负的政治家就不该这么想。当年罗斯福总统如果认同光荣孤立,美国肯定不会参战,肯定不会有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那法西斯的铁蹄应该早已经征服世界了。
当然历史不能简单模拟。台湾不是当年美国,今天的世界也不是二战前的世界。但在我看来,台湾的光荣孤立心态并不可取。如果台湾跟古巴换个位置,就在美洲大陆的旁边,与美国为邻,光荣孤立挺好,谁也不能拿台湾怎样。但问题是台湾没这幸运。地理位置注定了台湾不可能躲得开。中国大陆就像一艘巨舰,它摇摆激起的一点点风浪,都会对台湾有重大影响。如果它哪天突然倾覆,一定是比海啸还要大的震荡,台湾社会根本不可能承受得起。
未来两岸关系的定位,肯定需要开放的思维,需要想象力。就当下而言,无论台湾朋友愿意不愿意,两岸命运客观上的交集度确实太大。这就需要台湾政治家有洞见、有担当、有魄力来面对这一切。但是很抱歉,据我对台湾极其有限的了解,在台湾政坛上我还看不到这样的政治家。我前面说我很喜欢台湾人、台湾社会,但我对台湾政坛的评价实在不高。视野所及,看到的都是政客而且是小政客,没有政治家。
这样的一个台湾,将没法预见中国大陆未来的急剧变化,也没法应对这种急剧变化对两岸关系的冲击。其实,岂止台湾的政治人物这点上不及格,台湾的中国研究,在我看及格的也不多。按说,在全世界的中国研究中,台湾应该走在最前列。但我看到的情况不是这样,总感觉台湾的中国研究太表面太简单,难以深入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汹涌暗流。
以上批评未必对,但愿是我错了。倘真如此,我很乐意将来有机会道歉。但无论如何,我对台湾充满感激。在我个人最困难的时候,在大陆的公民运动最困难的时候,曾得到台湾朋友尤其台湾公民社会最热诚的帮助与声援。他们是我在台湾看到的最美风景。
(注:本文作者陈宜中,台湾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研究员,《思想季刊》编委,研究兴趣在当代政治哲学以及社会主义思想史。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 霍默静mojing.huo@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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