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31日 星期日

罗马帝国的崛起【書評】

2015年06月01日 06:12 AM

罗马帝国的崛起



公元前四世纪末到三世纪初,地中海世界呈现出一派“大众创新”的盛况。
“创业板”上雄州雾列:斯巴达的风格是坚持主业,不断做减法。雅典的优势是审时度势,整合资源。从一个原本偏僻的小国马其顿,出来了一位千载难逢的军事天才亚历山大大帝,他只用13年的时间就创造了“市值第一”的帝国。但亚历山大的帝国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公元前323年,年仅33岁的亚历山大在巴比伦发高烧身亡,庞大的帝国随之分崩离析。他的两个部将,托勒密和塞琉西,分别占据了埃及和叙利亚,成功地“借壳上市”,马其顿王国的本部经历了60多年的动荡之后,通过安提柯二世的重组,也逐渐稳定下来。在地中海南岸,迦太基凭借海上优势,雄踞西地中海,规模不断扩张。
当时,几乎没有人会想到在意大利半岛上一群逃亡者建立的罗马,才是这一地区最终的王者。

罗马人自称是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的后代,他们的祖上在特洛伊兵败城破之后一路漂泊,最终到达台伯河下游的七座小丘,才落草为安。事实上,这不过是一群打家劫舍的土匪,因为光棍太多,没有姑娘,他们就去抢夺、强暴附近撒宾族的妇女。公元前509年,罗马进入“共和时期”。从公元前5世纪初开始,罗马先后战胜了附近一些部落,成为意大利半岛上的霸主。从公元前220年到公元前167年,是罗马扩张的关键时期。按照古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Polybius)的说法,“没有人在其性情上会如此狭隘或冷漠,乃至不想去探究罗马人究竟是利用何种方法,以及在何种政府体制之下,在不到53年的时间,将几乎整个人类所居住的地方都纳入他们的统治,这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成就。”
这段话是一个战败者对胜利者心悦诚服的赞美。
波里比阿出生在公元前3世纪末,他的故乡迈加洛波利斯(Megalopolis)是当时希腊城邦的两大联盟之一亚该亚联盟的成员。公元前171-168年,爆发了罗马与马其顿之间的战争,马其顿战败。亚该亚联盟在这场战争中犹疑不决、瞻前顾后,惹恼了罗马的元老院。公元前167年,大约1000名亚该亚人被送到罗马审判,一去就被羁留了16年。波里比阿到达罗马之后,很幸运地与“非洲征服者”西庇阿的养子小西庇阿(Scipio Aemilianus)相识,成为小西庇阿的家庭教师,与罗马上层社会交往甚密。
波里比阿的名著《历史》记录了从公元前264年到公元前146年之间的历史。在这段时期,罗马与迦太基名将汉尼拨苦战多年,最终摧毁了迦太基。罗马军队东征西伐,在西边征服了西班牙,在东边灭了马其顿、科林斯,控制了整个希腊。地中海上,已经无人能够与罗马抗衡。罗马帝国的基业,正是在这一时期奠定的。
为什么罗马帝国能迅速崛起?波里比阿谈到了罗马在战术上的创新,比如迦太基的海军力量更为强大,罗马军队则擅长陆战。于是,罗马军队发明了一种特殊的装置,绰号“乌鸦”,即装在船头的一套活动舷梯。当罗马的战船和迦太基战船相撞之后,罗马战船上的“乌鸦”就会从天而降,落在迦太基战船的甲板上,牢牢地把两船固定在一起,罗马士兵乘机登上迦太基战船,短兵相接,如履平地。这一“秘密武器”一下子扭转了罗马和迦太基在海战中的优劣对比。他也谈到罗马军队组织高效、纪律严明,对罗马军队如何安营扎寨、排兵布阵、以及将士的武器装备、盔甲制服,均有详细的介绍。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强调的是历史深处的体制力量。在他看来,罗马在政治体制上的优势,才是其迅速崛起的最重要原因。波里比阿描述了政治革命的周期:最早是贤明的国王,建立的是王权政治。人们之所以推选国王的后代当权,乃是因为相信他们会和先王有着一样的胸襟和气度,但“王二代”往往令人失望,王权政治沦落为僭主,甚至暴君统治。一个社会中最有地位的贵族们就会起来驱逐暴君,建立贵族统治。好景不长,贵族统治逐渐腐败,又会蜕化为寡头统治。被统治者的失望最终变成了绝望,他们会赶走贵族,建立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一样会孳生蠹虫,人们会习惯慷他人之慨,觊觎邻居的财富,民主政治又沦为暴民政治。周而复始,万劫轮回。但在波里比阿看来,罗马的政治体制却融合了王权政治、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的优点,是最优秀的宪政典范。执政官手握大权,但却要向元老院汇报。元老院决定财政收支、诉讼外交,但也会受到平民大会的节制。
波里比阿的描述不免有疏漏和失真之处。和迦太基财大气粗、大量依靠雇佣军相比,罗马军团主要由公民和意大利联盟的友军组成,军心更加稳定,士气更加高涨。不可否认,这确是罗马的体制优势。但是,罗马的公民权有名无实,理论上讲,罗马公民都具有参政权,但其对政治的影响力有限。元老院总是能够通过各种手段,扼杀平民阶层的夺权。罗马公民能够享受到的福利也很少,主要是穷人能得到一些“救济粮”,但就算这些“救济粮”也时多时少、时有时无。正因为如此,罗马才和希腊诸城邦不同,当征服了周边部落之后,罗马会“慷慨”地把公民权给予被征服者。
如果再仔细去看,罗马的公民权也分不同的等级,犹如中国古代的“五服”制度,从内到外,由近及远,一层层扩展和稀释。与罗马结盟的意大利其它邦国,或因战败而臣服罗马的人民,能够享受到的权利是有差异的。罗马城外的公民因居住偏远,实际上无法行使其公民权;罗马在外建立的拉丁殖民地的居民,只享受部分的公民权,只有移居罗马之后,才能享受充分的公民权;拉丁殖民地的当地精英,可以被赐予罗马公民权,以此吸纳地方精英;与罗马结盟的意大利和希腊的部落或城邦,与罗马分别订立不同的条约,打仗的时候要出兵,有了战利品也可以分一本羹。正是借助这样的“分层管理”体制,罗马才能对其盟友“分而治之”。在对外扩张的战争中,罗马俨然是最大的股东,享受到最多的好处,其它意大利联盟的成员则好似小股东,也能利益均沾。
在罗马漫长的历史中,这一体制并非总是有效的。贵族与平民的政治斗争贯穿了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历史,留下了无数暴力和流血事件。公元前91-88年,意大利半岛上爆发了“同盟者战争”,意大利联盟的成员不满于来自罗马的不平等待遇,纷纷揭竿而起,他们建立了自己的首都,建国号为意大利,选举了自己的执政官、元老院,还铸造了自己的钱币。派去镇压造反者的罗马将士心情是复杂的。他们的敌人就是昔日战场上的兄弟,罗马的敌人和罗马军团的作战方式一模一样。
想要从体制上找出决定一个组织、一个国家兴衰的原因,很可能是一种虚妄。体制犹如基因,基因代代相传,但也会出现变异。这些变异或是随机的失误,或是过度自信的狂热,或是走投无路时不情愿的试错。但基因的变异本身无法决定物种的生存和进化。更伟大的力量来自环境的选择机制:适者生存、优胜劣汰。
当一个组织、一个国家在上升时期的时候,它所遇到的失败和成功都是一种祝福。罗马并非无往而不胜。公元前390年,高卢人突然入侵,占领了除卫城之外的整个罗马,罗马人不得不付出巨额的赎金,才送走高卢人。公元前321年,罗马人在意大利南部被萨莫奈人围困,全军缴械投降,从敌人用长矛架起来的“牛轭”下低头走过,满心屈辱。公元前216年,著名的坎尼战役爆发。当时罗马军队有步兵8万,骑兵6千,而汉尼拔只有步兵4万,骑兵1万4千。但汉尼拔竟然用比敌人少一半的兵力包围了敌军,罗马损失了7万余人,汉尼拔只损失不到6千人。但所有这些失败,对罗马帝国的崛起反而都是激励。
当罗马由盛至衰的时候,它所做过的成功的尝试,最后也会酿成失败的苦果。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记载了罗马面对蛮族和基督教时的种种努力:试图招募蛮族加入罗马军队,在边境安置蛮族,给他们土地、农具和牲畜,但他们反而成了其它蛮族入侵时的内应;对基督教的态度由迫害转为支持,但教兴国败,基督教使得人们更关注天国的回报,而非尘世的政治,罗马帝国境内的宗教之争不仅没有消弭,反而愈演愈烈。吉本忍不住哀叹:历史不过是“人类的罪行、愚蠢和不幸遭遇的记录。”
波里比阿在《历史》一书中,开篇就提到历史中的命运。古希腊神话中,堤喀(Tyche)是命运女神。她蒙着眼睛,随意地把好运和恶运分配给世间的人们。据说多才多艺的希腊英雄帕拉默德斯(Palamedes)要把他发明的第一套骰子献祭给她。但从事后的眼光来看,命运女神又好像从来都不是随意的。正如波里比阿所说的:“命运女神将世界里几乎所有的事物都引导至相同的方向,强迫它们汇聚至相同一致的目标。”
【作者注】 本文系阅读波里比阿的《历史》一书的笔记。此书英译本和中译本均改名为《罗马帝国的崛起》,以突出全书主题。参见:波里比阿,《罗马帝国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 霍默静mojing.huo@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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