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25日 星期一

同代人【創業者】

2015年05月22日 06:29 AM

同代人


4月5日 晴
你是要创业,还是要当个作家?
T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任何一方都要全情投入。或许,他也对我的困惑不真的感兴趣,他只是在抒发自己的感受。他也很知道,我从未体验过一个组织迅速扩张的快感,那种巨大的信息与金钱流动带来的刺激性。
四年前,他也是一个网络编辑,属于由南方报业文化熏陶出的一员(尽管他未必赞成这种文化,它过分煽情),忙于对各种公共话题的讨论,敏感、富有热情。突然间,他成了一个创业者,开发了一款最初饱受嘲笑与怀疑的APP——它帮助陌生人的相识,但谁都知道,性才是这相识的驱动力。人人称之为“约炮神器”(我始终难以接受这样的词汇用法)。
既出于运气、也缘于对产品与社会情绪的把握,T把这些怀疑与嘲笑迅速转变成羡慕、赞叹与敬畏。不过三年的时间,他把这家公司带入了纳斯达克交易所,宣称自己是中国第三大移动社交平台,成为了一家市值30亿美元的公司,按照他的股份,他则在35岁时获得了近10亿美元的身价,是《财富》杂志的全球40位40岁以下的富豪之一。

对于我这一代、曾从事新闻业的人来说,这是个令人瞠目的故事。T的起点、他积累财富的规模、速度,显得既熟悉又遥远。人们对于身边人的变化,往往更难理解(或许)与释怀,你昨天还在我旁边吃烤串、喝啤酒,怎么今天就加入了世界级的富豪俱乐部,上一刻还在和我讨论《财富》杂志的报道风格,这一刻就登上了这份杂志……
我不认识T。两年前,我被年轻同事强迫安装了那款APP。我住在三里屯,夜晚无聊时,打开它立刻被吓了一跳,那么多时髦、妖艳的姑娘、小伙子突然涌到你的手机里,他们清晰地标明与你的距离,100米、300米、1500米,他们的头像都富有诱惑性。我感到内心一阵慌乱,距离我800米的姑娘的长腿动人,1000米的则有一张性感的脸……但我该发出邀请吗,我期望直接,又害怕太直接,那些可能的无趣、不快、甚至不测,让我很快删除了这个APP。当时我在一份商业杂志工作,当我的同事D约我与T聊聊社交产品时,我没有一点兴趣。尽管以一个观察者自居,我却对社会的变化保持着惊人的迟钝。
一见面,我就喜欢上了T。他有一种罕见的坦率与直接,对昔日的朋友有一种特别的忠诚。我也知道,我们都对所谓的“道德”嗤之以鼻。我们先是在书店里喝了那股有烟熏味道的威士忌,然后是将台路大排档上喝燕京。
过马路时,T说起,他最爱杨奎松的历史写作,他还是想作纪录片导演,公司现在离不开他,但五年后,他一定要自己拍一部,那一刻,那个湖南小城的、想反叛、爱文艺的青年清晰地展现在我面前。他还说,我们一起来开24小时书店。这既出于爱好,或许也是某种使命感,倘若没有文化的支持,中国的技术创新很难实现,他对自己的成功也不无解嘲,“我们就玩玩市场,创新还是要来自硅谷”。
他对于技术充满感激。的确,正是在BBS里,他认识朋友H,H让他来到北京,摆脱了要么娄底打混、要么在长沙做包工头的命运,在这个同时出产曾国藩、陈天华与麻辣香干与槟榔的地区度过余生。
也是在网上,他认识自己的太太,是后者容忍了他显著的缺点、愿意卖房子支持他创业。他也是技术更新的崇拜者,用不了5年,手机就过时了,我们身体上的一切都将成为链接手段,行走在大街上,路人将迅速彼此辨认,认识你想认识的、应该认识的人……似乎出于对少年时代闭塞的成长环境的逆反,他迷恋更多的选择。
T提醒了我的盲点。长久以来,我厌恶网络上的众声喧哗,却忘记了,成长于北京的我享受天然的社会系统的支持。互联网的确是个巨大的民主化过程,给予那些从未有有机会表达人以机会,让他们彼此认识、联结,互相抚慰鼓励、产生集体行动……
出于自身知识与训练的傲慢,我对于网络带来的戏剧性、颠覆性的变化视而不见。很多时刻,我变成了一个蹩脚的路德派,对新技术充满抗拒。很有可能,它也妨碍了我对中国社会的观察,我变成了一个刻舟求剑者,被固定于的视角,逐渐僵化。
也有可能,这反省也缘于自我说服。因为正卷入商业世界,我要为自己的行为找到新的辩解。我知道,此刻很多行为与表达,正与昔日的自己背道而驰。我可能同时在拓展、也在背叛自己。
3月7日 阴
“共产党宣言是德文写的”。E的反应让我一怔。我们正谈到“知乎”的未来——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知识生产基地,但知乎的中文环境能支持他与同伴们的雄心吗?
这既是他一贯的急智,也与他日渐增长的自信有关,既然德语的《共产主义宣言》可以扩散到世界各地,知乎也可能超越中文环境。作为知乎的联合创始人与首席运营官,他催生了这个理念的诞生、塑造了这个社区的爆炸性成长。
人们总容易低估身边人的成就。自2000年起,我们就是亲密的朋友,一起在网站工作、一起进入媒体,一起前往以色列与英国采访。他身上保有让你惊喜与绝望的品质。他乐观、理解力强、待人热忱、有着广泛的好奇心,同时他又是个选择障碍症与拖延症的重度患者,他似乎永远在担心他了解得不够多、写出的第一个句子不够好,给出的建议不是最佳……他对于智能手机的迷恋似乎正是这种混合性的隐喻——它通向一个丰富、也过分发散的世界。他是个视野开阔、勤奋、讨人喜欢却低效的记者,似乎才华与热忱都耗散于寻找知识的途中。
大约2009年前后,E离开了新闻业,加入刚创办的创新工场,它的创办人是李开复。我感到一丝不解,或许也有某种不屑。我相信“创新”一词正在被时代曲解,它似乎变成了一个手机配件、或是一个充斥了无聊内容的所谓web 2.0。李开复则象是科技版的汪国真或刘墉,在努力倾销同样的“心灵鸡汤”。
我的情绪,与自己正陷入某种职业与个人的困境。我眼见媒体行业的迅速衰落、知识分子的急剧边缘化。压力似乎来自各种方向,集体主义的兴起、消费主义的盛行、民粹倾向的涌现,在1990年代末开始那股开放的、启蒙式的社会情绪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大众式的狂欢。我也会抱怨同行的堕落,他们无力坚持既有的人文知识分子立场,纷纷去拥抱技术与物质的力量。
7年过去了,创新工厂变成了E最正确的人生选择之一。因为创新工厂的经验,他与朋友2010年创办了“知乎”——一家知识分享与生产社区。如今,“知乎”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知识社区之一。更重要的是,E身上所有的那些矛盾甚至弱点,都在这个新实践中得到了释放。他的杂乱的知识谱系、对他人的无穷耐心、无法满足的好奇心、表演欲,都似乎完美的适用于知乎的产品特性。
在某种意义上,知乎延续Wikipedia或是Quora的哲学,它们都是纽约大学教授Clay Shirky所说的“认知盈余(Cognitive Surplus)”的聚合。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人们可以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进行既零散又集体性的创造,在其中同时实现参与性、社区感与创造性。因为这个人群足够庞大、而且在继续增加,它会造成惊人的成效。
但与这些产品不同,知乎成长于一个知识系统更为破碎、传统社会连接更稀疏的中国社会,这意味着它可能扮演一个更综合性的角色。它似乎同时鼓励起业余精神与专业知识。
E与他搭档曾用“一台超级印刷机”来形容知乎。这可能是面对提问时的即兴反应,他们需要一个他人理解的比喻来形容自己。但同时,这也是极为准确的类比。我们正面对的信息革命与15世纪的印刷革命颇有类似,在一项新技术出现后,是一整套知识、价值、社会组织的重组。我们很可能是五个世纪以来最后一代“印刷人”——习惯于书本上的线性、逻辑性、孤独的阅读。也与15世纪的欧洲相似,新技术最初总是带来无序,这让在保守的人保持旁观,这正是如今混乱的互联网文化的显著特性。但接下来,新的秩序开始逐渐形成,开始创造新的习惯与结构,E与知乎都象征了这种变迁。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 霍默静 mojing.huo@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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