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29日 星期日

何帆讀《論語》

这说的就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就是要知道权衡,这是一种至高的境界。孔子讲:“可与共学者,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能一同学习经济学的朋友,未必能在志向和趣味上心心相印;能有共同的志向和价值观,未必能一起把事情做成;一起做成事情的朋友,未必能在微妙的情景中体察毫厘之间的差异。这也是窃以为儒比道难的原因。道家讲究的是减法,放得下就一身轻,儒家却要求出“二阶导”:不仅要看变化,还要看变化中的变化。

這段精彩。中西科普,夾敘夾議,我類比法

2015年03月30日 06:32 AM

读《论语》


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都会有一个不同的孔子。《孟子》中的孔子总是肃穆庄严,《荀子》中的孔子更加出世激进。在《论语》这本书中,孔子时而谦恭,时而狂放,也会骂人,偶尔撒谎。他是不甘寂寞、奔走江湖、到处碰壁的“丧家犬”,最后喟然长叹:不如回乡教诲“吾党之小子”,这才有了和弟子们的精彩对话,以及记录这些对话的课堂笔记。
孔子的伦理思想,简而放言,大抵是推己及人。《孟子》里对人有“四端”,人都有恻隐之心,讲得更加详细。这一思想源泉的传播并非顺利,“一山放过一山拦”,中间无意中经释家“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点化,突然在宋明时期大放异彩,这是后话。
孔子的这一思想,不是出于对“真善美”本质的思辨,纯粹是一个阅尽沧桑的老人的感悟。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反复提到人有同情心,也是出于同样的感悟。这一感悟恰恰契合了脑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研究结论。人之异于禽兽,在于人有察言观色,体会别人内心复杂微妙感受的能力。这一能力是我们人类在“出厂”的时候就预装的一套“系统”。正是由于我们能够根据自己的感受去推断别人的感受,才会有社会伦理的基础。当然,这种推断并不一定总是对的,不是讲“有一种冷叫我妈觉得我冷”吗。儒家推崇“己之不欲,勿施于人”,或是因为在实践中总是能感受到种种的不对劲。
儒家和西方思想分歧的地方在于,西方自启蒙运动以降,格外强调人人平等。如果我们推己及人,那就应该平等地适用于所有的人,在动物保护主义者看来,甚至要适用到所有的动物。换言之,每一个人在我们伦理秩序中的权重都是一样的。儒家则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国的伦理秩序是一层层的圈子,最近的一层是你的家人,再往外一层是你的乡亲、同学、同事,直到五服之外,其他人就跟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这一朴素的推断或许更符合真实的人性。
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试图说服我们,当我们以为是自己“自由选择”的时候,其实是你的基因在给你下指令。为什么人会有利他主义?背后有基因的冷静算计:人愿意为自己的孩子牺牲自己,因为要保证基因的传承;兄弟之间既有亲情,又有竞争,因为他们是同一个基因的不同备份;亲兄弟之间的关系会比表兄弟、堂兄弟更亲密,因为他们的基因更为相仿。当你坐在电视机前,看着非洲出现内战,成千上百的人惨遭屠杀,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这时,你的孩子突然哇哇哭着跑过来,他不小心用刀子割破了自己的手指。你更关心哪一个?
儒家亦可有自修和度人之分。张横渠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不知为何,我每次听到这样的豪言状语都感到不自在。像我这样自卑而庸俗的人,无法理解别人怎么会有这么壮的气势。我的有限的修为,让我更能接受曾子的教诲,每日三省吾身,看看自己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怎么做才能更加成熟从容,才能做到不败不馁,苟全性命于盛世。
按照我的理解,孔子的教导有二,一是“积极清单”(positive list),就是你必须要去做的。那些必须要去做的事情,都是对维系人伦攸关的大事:夫妻、父子、兄弟、师徒,以及君臣。“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能够放进“积极清单”的任务其实并不多。世异时移,义有恒然,礼有权变。遵守道德不是按照一个“操作手册”机械地执行,而是要细心体察你所处的处境,权衡取舍,“从心所欲不逾矩”。人的成熟来自于对分寸感的把握。和那些懂得把握分寸的人交往,我们会觉得如坐春风,而和那些不太会拿捏分寸的人交往,我们多多少少总是感到别别扭扭的。拉罗什福科在《道德箴言录》中说:“大多数虔信者让我们对虔诚感到厌恶。”比如,孝道当然是要倡导的,但到了“二十四孝”的地步,就变成伪道学了。在《论语》的教诲中,“负面清单”(negative list)才是更值得细心玩味的。比如说,“勿意、勿必,勿固,勿我。”凡事不能主观臆断,凡事不能强求,凡事不能固执,凡事不能以自我为中心。有位朋友跟我讲:“Don’t rush, don’t push, don’t wish”,也是人生的至理名言。
这说的就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就是要知道权衡,这是一种至高的境界。孔子讲:“可与共学者,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能一同学习经济学的朋友,未必能在志向和趣味上心心相印;能有共同的志向和价值观,未必能一起把事情做成;一起做成事情的朋友,未必能在微妙的情景中体察毫厘之间的差异。这也是窃以为儒比道难的原因。道家讲究的是减法,放得下就一身轻,儒家却要求出“二阶导”:不仅要看变化,还要看变化中的变化。
修身的目的是为了干什么?《大学》里讲,先修身,后齐家,最后就能治国平天下。我始终疑心这种君王学是朱熹之流强加给孔子的。在《论语》中,我读到的更多是修身养性,没有看出孔子非要把自己的学生培养成帝王将相。后来的儒家那么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很可能是集体串通起来骗皇上的。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只有阿甘才信。儒士们最拿手的就是礼仪、道德,看看《二十四史》,打仗的时候很少有儒士,治水的时候很少有儒士,轮到皇上该定太子,该立妃子,该祭奠祖宗的时候,一群儒士,呜呜泱泱,全冲上来了,七嘴八舌,乐在其中。大臣们最热衷的是掺和皇上的家事。何以如此呢?因为他们别的不懂,只知道名教。人最喜欢干自己最熟悉、最会做的事情。无它。
让我们面对这一现实吧:从《论语》中推导出来的伦理观很可能是有科学基础的,但儒家无法应付全球化时代的复杂社会。儒家认为人只有在具体的情境中才有价值和意义。你是谁?按照身份证号码确定一个公民的身份,在儒家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当我们知道自己是谁的孩子、谁的父母、谁的配偶、谁的朋友,我们才有社会中的定位,才有存在的价值。拿这一套东西推广到普天之下?或许有一天能行,但“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像我这样一个天生的怀疑主义者,之所以对《论语》感兴趣,无非是因为这里有中国人的文化基因,这是中国文化的底色。在我身边的那些能称得上榜样的师长,大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士”或“君子”这一传统的熏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里,会有一群人的道德水平普遍高于社会的平均水平。比如在中世纪的欧洲,骑士有自己的一套道德规范。又比如,有很多传教士们在无论多么荒蛮的地方都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和准则。当你认定自己是属于这样一群特立独行的人群之后,你才能在艰难的处境中坚持下来。
飘茵落溷,人世无常。想要找到在这个空空落落的世界里找到一点小小的踏实感,或许只能尽可能地去靠近自己的文化的根。这是滔滔洪流中让我们求救的一根柱子。孔子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无非求其心安而已。心安,就是我们能够追求到的最高境界。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 霍默静 mojing.huo@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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