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4日 星期三

秘書筆下的哈維爾【名人】

秘書筆下的哈維爾

閱讀2014年12月30日
去城堡:1989年12月19日,瓦茨拉夫·哈維爾在布拉格,幾天後他當選為總統。
去城堡:1989年12月19日,瓦茨拉夫·哈維爾在布拉格,幾天後他當選為總統。
Petar Kujundzic/Reuters
1990年12月,後共產主義捷克斯洛伐克新當選的第一任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Vaclav Havel)出訪華盛頓。「意識先於存在,而不是像馬克思主義者所主張的那樣,是存在先於意識,」他在一次議會兩院聯席會議上說。邁克爾·贊托夫斯基(Michael Zantovsky)當時是哈維爾的媒體秘書(如今是捷克駐英大使),他回憶,哈維爾做完這次演講之後,許多參議員和眾議員都不知道他的話是什麼意思。但已經沒時間解釋了,搖滾在召喚,哈維爾一頭趕往紐約,去了東村一傢俱樂部。

在這位異見分子、舞台劇作家成為絲絨革命領袖的一個半世紀之前,馬克思曾寫道:「意識不能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認為,個人的主觀意識源自他客觀的社會經濟地位。哈維爾反對這一觀點,他訴諸現象學的哲學傳統,認為人類意識才是一切的出發點。
哈維爾認為,個人責任先於社會經濟地位,並且踞於其上。他深受馬丁·海德格爾(Matin Heidegger)與伊曼努爾·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影響,此外還有弗蘭茨·卡夫卡(Franz Kafka)、弗蘭克·扎帕(Frank Zappa)和達賴喇嘛。哈維爾的首個劇本《花園派對》(The Garden Oarty)於1963年首演,其後他的所有劇作都屬於以薩繆爾·貝特克(Samuel Beckett)與歐仁·尤內斯庫(Eugène Ionesco)為代表的荒誕派。
哈維爾生於1936年,童年時期經歷了納粹佔領,青少年時期又經歷了斯大林主義的恐怖。20世紀60年代,當布拉格之春中的馬克思主義改革者們尋找「人性化的社會主義」時,他已經是一個成功的劇作家了。在當時的文壇,哈維爾只是一個小角色,他對馬克思主義從來沒有多大興趣;和東歐許多異見者不同,他從來不是黨員,也不是任何政治運動的同情者,更不相信共產主義制度可以改良。
1968年8月21日,蘇聯的坦克開進布拉格。克里姆林宮罷黜了改革者,扶植一個強硬政權。在其後為期20年的「正常化」過程中,共產黨吝於給予人民自由,但卻對消費非常慷慨。贊托夫斯基在他的《哈維爾傳》(Havel: A Life)中寫道,哈維爾抽煙喝酒,和漂亮女人睡覺。他聽搖滾樂,吃治療精神病的處方葯。那是一段「永恆」的時光,麻木停滯伴隨着享樂主義。贊托夫斯基這本傳記的基調非常口語化,有時也極度個人化:「這位作家記得自己曾經想過:這一切會永遠持續下去,一個派對接一個派對,和一伙人一起喝醉,卻倒在陌生人身邊,第二天早上醒來,感覺微微有些冷漠,或是陣陣噁心,抑或極度失望。」
大多數捷克人與斯洛伐克人都很順從,哈維爾卻屬於極少數大聲疾呼的人。1976年,地下搖滾樂隊「宇宙塑料人」(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被捕,哈維爾動員知識界精英們來支持這些年輕的樂手。「宇宙塑料人」的審判成了《77憲章》的誘因,這份請願書措辭簡單,呼籲共產黨當局尊重人權,遵守在赫爾辛基簽署的相關協定。《77憲章》是哈維爾最重要的公民行動,他為此入獄近五年。
秘密警察還盯上了哈維爾的同伴,《77憲章》的另一位發言人雅恩·帕托什卡(Jan Patocka),帕托什卡在審訊中死去,為了緬懷這位老友,哈維爾寫了《無權力者的權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講了一個蔬菜販子每天早上都熱情地把「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標語擺在自己商店櫥窗的故事,這本書後來成為他最重要的作品。當然,蔬菜商自己和路人都不相信這個標語,共產黨政權自己也不再相信這個標語,但所有人仍然在假裝。對於這個蔬菜商來說,偽裝是有好處的,可以讓他平靜地生活。如果有一天他摘下這塊標語,就會遭到騷擾,或許還會被逮捕。然而,哈維爾指出,如果有一天,所有蔬菜販子都拒絕懸掛標語,或許革命就將開始。沒有權力的蔬菜販子不再無力;如果他不這樣做,便是對現狀負有責任,是有罪的:因為他沒能「在真實中生活」,因此讓這個體制有了繼續存在下去的可能性。
2011年,哈維爾去世之後,贊托夫斯基開始回顧,試圖從整體把握住哈維爾的一生,因此不免犧牲了一些深度。他一方面直言自己同哈維爾的友誼,以及他對哈維爾的同情;一方面也認真地盡量避免為尊者諱。這本書中的哈維爾有原則、勇敢、自我放縱而又依賴他人。他為自己的弱點感到痛苦,對自己富裕的資產童年生活充滿愧疚;他靜靜地說服自己,他註定將在療救這個殘酷世界的戰役中扮演領導角色。贊托夫斯基強調,哈維爾「極有禮貌,非常謙恭」,就算面對長期監視他的秘密警察也是如此。
1989年11月,柏林牆倒下了。很快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政權意識到遊戲走到了終點。「哈維爾去城堡!」(指布拉格城堡,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所在地——譯註)成了天鵝絨革命中的一句口號。而且它很快就變成了事實。
這本傳記中最精彩的部分正是從這裡開始;贊托夫斯基在講述自己親眼目睹的事情時,文筆尤為生動:哈維爾總統「七拼八湊的班底」中都是留長頭髮的顧問,一個「開劇院比呆在總統辦公室更在行」的團隊。他們來到布拉格城堡,那裡沒有汽車、沒有電腦,也沒有工作人員。沒穿衣服的皇帝已經溜走,留下緊鎖的大門,沒有鑰匙。各種門被撬開之後,哈維爾覺得不喜歡這裡的裝修美學,於是在上台之爭的頭幾個星期里重新設計了布拉格城堡的室內裝修。
沒有人知道該怎麼管理軍事。總統的軍事最高長官應當是一位將軍,但所有的將軍都是受過共產主義教化的。他們一字一句地回答所有問題,後來贊托夫斯基想起,可以問他們晚上睡覺前讀什麼,「第一個人顯然只讀法律法規,還有戰爭手冊上的規定;第二個讀全套俄文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還有一個,稍微受過點教育,喜歡讀從漢尼拔(Hannibal)到馮·克勞塞維茨(von Clausewitz)的各種戰爭史和戰役。第四個是一位防空導彈旅的指揮官,他猶豫了很長時間,最後結結巴巴地說:《第22條軍規》(Catch-22)。結果就是他了。」
贊托夫斯基寫得最好的部分正是哈維爾最軟弱的那些時刻。在東歐所有地方,後共產主義過渡期都很艱難。哈維爾的信條是「我們都要負責,我們都有罪」,但這個觀點並不受歡迎。他對除嚴重刑事罪犯之外的所有罪犯實行大赦,代表捷克斯洛伐克為「二戰」後驅逐蘇台德的德國人而道歉,並拒絕對秘密警察的合作者進行大清洗。這些事也很不得人心。政府在私有化與對私人進行賠償期間,哈維爾質問金字塔式社會結構、金融腐敗與強盜式貴族資本主義。1993年,他見證了自己的祖國一分為二(雖然沒有流血),成了捷克共和國與斯洛伐克。
贊托夫斯基直率地寫出了哈維爾在擔任總統期間經常性的抑鬱情緒。1999年9月,哈維爾給他的工作人員寫道:「親愛的城堡,水杯已經滿溢。我內心有些東西腐爛掉了,或者是社會中有什麼東西腐爛掉了。不管怎樣,我堅持不了太久了。」正如贊托夫斯基所描述的,這個男人在執掌權力時還不如他在監獄中那樣令人敬畏——政治與生活的「廣泛貨幣化」並不是他能拿出解決方案的問題——但他畢竟從始至終都極為誠實。2003年2月2日,在執政的最後一天,哈維爾做了公共講演:「所有對我感到失望、不贊同我的行為,以及覺得我可憎的人們,我誠懇地向你們道歉,相信你們會原諒我的。」
《哈維爾傳》
邁克爾·贊托夫斯基著
有插圖,543頁,格羅夫出版社(Grove Press),30美元
馬爾西·肖爾(Marci Shore)是耶魯大學歷史學副教授,著有《灰燼的滋味:東歐集權主義的死後餘生》(The Taste of Ashes: The Afterlife of Totalitarianism in Eastern Europe)。
翻譯:董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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