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16日 星期五

历史的暧昧角落【書評】

2015年01月16日 07:13 AM

历史的暧昧角落


大约十一年前,在香港的一家书店,我随手捡起一本《传教士与浪荡子》(The Missionary and the Libertine),它归属于“亚洲兴趣”(Asian Interest)一栏。
彼时的香港,殖民地的气息正在散去,但仍能轻易感受得到。在湾仔的六国酒店、在银行家穿梭的中环、还有旧中国银行上的“中国俱乐部”,你能感受到那个吉卜林、奥登与大班们眼中的香港。它是西方与东方交融的产物,前者是征服者,后者是承受者,充满了殖民地的异域风情。连Asian Interest这个书分类名称都带有明显的这种痕迹,Asia是欧洲人创造的概念。
这本书是这种视角的延续吗?至少看起来,标题正是如此,封面也是如此,一个裸露双肩的东方女人显露出惊恐的表情。

“如今,比任何时刻,香港都感觉像一座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城市,它只有一个狂热的现在”,翻到其中《香港最后岁月》一章时,正读到这句话。文章写于1990年,他敏锐地捕捉到了香港的不安情绪,旧秩序正在退隐,但新秩序是什么?
我也被作者的叙述吸引,个人游记、新闻报道、文学批评、历史叙述、政治分析,毫无缝隙地交融在一起。他不仅捕捉住这稍纵即逝的时代情绪,还给予了这情绪以更大的历史框架。
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感受到作者对陈词滥调的逆反,他用追问、质询、嘲讽来对待所有程式化的判断,他既质疑西方眼中的东方主义,也怀疑所谓的“亚洲价值观”。比如对于香港,他显然不同意这是一座纯粹的经济城市,他看到了这座城市更深的渴望:“去发展一个政治身份,人们必须有连续感,共同分享一个过去,更重要的是,分享一个他们可以为之负责的未来,他们作为公民、而非臣民。”
我买下了这本书,记住了作者的名字—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一个曾长期在亚洲生活的荷兰人,通晓包括日语与中文在内的六种文字。未曾料到,这本书也随即成为一种隐喻、一个指南,它开始缓慢却有力地塑造我的思考、写作与生活方式。
马尼拉、加尔各答、东京、首尔、台北……我去了他去过的地方,试图像他一样观察、交谈与书写。我也寻找到他的其他作品,从20世纪80年代的《面具背后》(Behind the Mask)、《上帝的尘埃》(God's Dust),到90年代的《罪行的报应》(The Wages of Guilt)、《伏尔泰的椰子》(Voltaire's Coconuts),再到《坏分子》(Bad Elements)与《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还有那本迷人的小说《中国情人》(The China Lover)……
在某种意义上,他与奈保尔(V. S. Naipaul)、保罗•塞罗克斯(Paul Theroux)、珍•莫里斯(Jan Morris)一样,变成了我过去十年中反复阅读与模仿的对象。他们来自不同区域,年龄、性别不同,所关注的题材也不尽重合,却分享着相似的特质——都因个人身份的焦虑而获得了对外部更敏锐的观察,有某种局外人才有的洞见,都在极度个人视角与庞杂知识世界之间达成了微妙的平衡。
在他们中,布鲁玛或许是游历的地理与涉猎的知识最广的一位,在很多方面,他与16世纪的人文主义者或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更相似。他继承了他们对他人的文化与生活的广泛兴趣,除了知识、思想,更有对历史中模糊、暧昧、灰色的地带的兴趣。在他的很多作品中,情欲常占据着显著的位置,他也常把目光投向边缘人,这种诚实正是理解、接受、庆祝人类情感与思想的多样性的基本态度。
但在这多样性中,思想的清晰性与道德的严肃性,从未消失。印象深刻的是他在追溯德国与日本的战争罪责与社会记忆的著作《罪行的报应》中的陈述:“没有危险的人民,只有危险的情境,它不是自然、历史规律或民族性格的结果,而是政治安排的结果。”
一些时候, 1951年出生于荷兰海牙的伊恩•布鲁玛让我想起他的先辈伊拉斯谟。后者在16世纪开创了人文主义传统,倡导一种宽容、多元的价值观,他也是世界主义者的先驱,从不受困于具体的地域、语言与文化。布鲁玛不具这种开创性,却是冷战结束后涌现出的新的全球经验书写浪潮中的重要一员。2008年,他获颁伊拉斯谟奖,被认定是“新世界主义”的代表人物,“将知识与超越距离的担当结合在一起,以反映全世界的社会发展”。
2013年出版的《零年:1945》(Year Zero: A History of 1945),既是布鲁玛(Ian Buruma)一贯风格的延续,他为被不断论述的二战胜利带来了新视角,探索了那些常被忽略的角落;在结构上,还从他惯常的松散文集,变成了一本更有系统性的专著。
在西方读者熟知的叙事中,1945年是一个英雄主义、充满胜利感的年份——自由世界战胜了法西斯的挑战,是罗斯福、丘吉尔的光辉岁月,战后的世界新秩序由此建立起来。
布鲁玛却描绘了历史的另一些面貌。
他描述女人们——她们是法国的、德国的、日本的——对于到来的盟军士兵的强烈情欲,胜利者不仅意味着正义与力量,更是强烈的性感。而胜利不仅意味着旧秩序的崩溃,更是被压抑欲望的巨大释放。一位法国女小说家伯努瓦特•格鲁曾这样描述她与美国大兵情人的关系:“四年的敌占期和守了二十三年的贞操让我胃口大开……我狼吞虎咽地吃下两天前在华盛顿下的鸡蛋,嚼着在芝加哥罐装的午餐肉和四千英里以外成熟收割的玉米……战争可真是好东西。”这些来到欧洲的士兵也像是历史性的隐喻,作为解放力量与历史新动力的美国不可阻挡的诱惑,格鲁感慨被美国大兵压在身下就像跟整片大陆同床共寝,而你“无法拒绝一片大陆”。
被释放的不仅是情欲,也有饥饿感、报复欲。它们都带来了道德上的混乱。所有人都成为极度自私者,如德国作家波尔所说的:“每个人掌握的只是属于自己的生活,以及任何落到他们手上的东西:煤炭、木头、书籍、建材。所有人都能理直气壮地指责别人偷窃。”
报复行为也随着这失序到来,那些昔日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们成了残酷的报复者。报复也常是盲目的,克拉科夫的犹太人即使在德国人的压力下幸存,却又遭遇了本地人新的攻击,而在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华人而不是入侵者日本人,常成为攻击对象。
让我尤其难忘的是大町的命运。1945年秋天,她是安东市七万多日本侨民中一员。对于这些带着希望与憧憬来到伪满洲国的日本人来说,这是个失败与惶恐的时刻。日本天皇已宣布战败,涌来的苏联红军则让他们忧惧不已—自1905年日俄战争以来,俄国人的残酷印象就根植于日本人心中。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大规模的强暴与混乱,日本侨民领袖决定成立一个“卡巴莱舞团”,它以歌舞表演的名义提供妓院式服务。
大町四十岁出头,是个昔日的艺伎,她成为这个歌舞团的管理者。她招募一批日本女性,说服她们要为日本献身,牺牲自己来保持更大的群体的安全与尊严。据说,因为秉承“不问政治”的立场,对于所有客人一视同仁,使得歌舞团驻守的安宁饭店很快成为安东的避风港。光临的不仅有苏联人,还有日本退伍军官、新来的国民党军官、中共党员、昔日的汉奸……他们在此或寻欢作乐、或寻找情报。对于这个中朝边界的小城来说,一切都暧昧不明,日本人失败了,接下来的掌权者将是谁,它将给这群日本人带来什么样的命运?
这个例证恰好说明了这本书的迷人之处,它既是历史事实,又引人充分遐想。它探究了历史中的暧昧之地,也显示作者着力要从昔日的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中摆脱出来。
除去中日关系,他也写出印尼的苏加诺对于日本的暧昧态度,日本是入侵者,但也是某种解放者—它至少驱逐了上一个殖民者。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缅甸与越南,这些国家年轻的民族主义者都想在这混乱中重获对命运的自主权。1945年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图景,很多被压抑的故事值得重新去书写。
“这个世界是如何从废墟中站起来的?当数以百万计的人饿着肚子,一心只想报仇雪恨、血债血偿,又会发生什么?人类社会或‘文明’将何去何从?”布鲁玛在序言中写道。
对他来说,1945年代表着父辈的世界,“欧洲福利国家、联合国、美式民主、日本和平主义、欧盟”,都是父辈理想的产物。理解1945年,不仅是出于对于上一代人的天然兴趣,也是对此刻的回应。战后的世界秩序正在瓦解, 而在过去几年中,他“见惯了寄托着推翻独裁者、建立新民主国家这一宏愿的各类革命战争”,他很希望父辈的故事能为此刻提供某种参照,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过去长长的阴影中”。
塑造我父母与我的生活的不是1945年结束的二战,而是1947年开始的冷战。1945年不是一个胜利时刻,更是一个通向新的混乱的前奏,是真正胜利的一个必要过渡。
在我成长岁月的历史叙述中,1945年的意义被有意低估,1949年才意味着一种新秩序的形成,被赋予了解放的意义。加入苏联阵营的中国开始了一段崭新的历史轨迹,也创造了一种封闭、特定的历史叙述。在这种意义上,1945年的意义被双重忽略了。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它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被忽略,因为中国的自我封闭,中国的角色在全球叙述中被忽略。
如今,重估历史潮流已经开始。在中国国内,一股民族主义的倾向将强化1945年代表的胜利意义,而在国际舞台上,伴随21世纪的中国成为世界舞台的中心性角色,其被忽略的历史作用将被再度挖掘,它不再是1945年旧金山会议上最容易被忽略的五大国之一了。
这意味着伊恩•布鲁玛对中国读者的双重意义,它提醒我们被压抑、被遗忘的历史,同样重要的是,你要学会用更敏感、富有同情的态度理解他人,理解历史中的暧昧含混之处,防止自身滑入新的、僵化的陈词滥调。当中国愈来愈成为新世纪的主要角色时,这种视角变得更加迫切。
(注:本文系作者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零年:1945》撰写的导言。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 霍默静 mojing.huo@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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