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25日 星期四

启功与毛泽东【共產黨】

2014年12月25日 07:01 AM

启功与毛泽东


据韩联社获得的朝鲜内部文件显示,金正日曾在2011年1月5日下达文件,禁止民众与“金正恩”同名。文件要求,要对与“金正恩大将”同名的居民做好思想教育,让其主动改名,并修改各种身份证明材料;对于那些想以“正恩”的名字给子女进行出生申报的人,要劝其改用其他名字。在此之前,朝鲜曾分别禁用“日成”和“正日”。一个独裁世袭王朝的心思,中国人当不难理解。唯一、神圣、伟大,且有枪杆子护持,自然就赢得臣民们的膜拜。
避讳在中华大地是一门幽深的学问,言说和书写都有各种不得不遵守的忌讳。对统治者不敬,一字一词一句话,往往会招致杀身之祸。事实上,对皇帝的避讳一直延续到当代中国,且有变本加厉之势。

小时候,第一次从语文课本上看到“毛主席万岁!”,幼稚的心以为,“毛主席”就是一个词,“毛主席”就是“毛主席”,根本不会想到在毛之外还有别的“主席”,“毛主席”生下来就是“毛主席”,天地下最大的官职,中国人的神祗。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由陕北民歌改编的颂圣曲中的“毛泽东”,则属于特别伟大的名字,是“毛主席”的官名,不是升斗小民可以随便叫的。
跟“毛主席”不相上下的另一个词是“共产党”,也有诸多避讳。比如说,一个非中共人士,若直呼“共产党”,尚可原谅;若简呼“中共”,则有大不敬之嫌。在公共空间,人们习惯以“我党”呼之,既亲切,又得体。“贵党”则有距离感,让党内人士有强烈的不适感。“党”,指的就是“共产党”,而且只有“共产党”才是唯一能被称为“党”的组织,“党”——不言而喻,代表着神圣、伟大、正确、不容侵犯、不容亵渎。
与“党”的关系,体现着一个个体在这个国家的地位。入党与否,不仅是一个人认同既定社会制度的试金石,也是中国国家政权主宰者分辨敌我的标志。“党员干部”连用,既说明入党与做官的本质联系,也是国家主人的独特标识。对官员的处理,“党籍”是最坚实的一层盔甲,足以抵挡诸多恶行;开除“党籍”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处分,意味着从此打入另册,不复为党国一员,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就此终结。入了党的人,在言谈举止间不自觉地具有主人的气度,令人一望而知;真正的党外人士,则如漂浮在空中的柳絮,与权力无缘——既无假装的选举权,也无假装的被选举权。
“入党”“在党”“党的人”“党性”“组织”“党中央”等诸多称呼,在中国独有的政治语境下,才发散出其微妙、复杂的含义。
“小平你好!”是当代中国民众称呼党魁的特例。大学生亲切地直呼垂帘听政者的芳名,以为进入了人格平等时代。当坦克车碾过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血肉之躯后,人们才从幻觉中醒悟过来。自此以后,对最高权力的称呼,官方与民间分属两套称呼系统。对江泽民,官方除了称其为“总书记”外,还有“领路人”的雅誉,民间则以“老江”、“蛤蟆”呼之;对胡锦涛,官方似乎没有新词冠之,民间却有“面瘫”之讥;到了习近平,文宣总管似在“英明领袖”与“新设计师”之间斟酌,半官方半民间的称呼有“习总”“大大”,纯民间的则有“包子”“维尼”等绰号。
书法大师启功是怎么称呼毛泽东的呢?
李强主编的《启功书毛泽东诗词》一书,为我们揭示了士林与领袖二者的真实关系。这本精致的八开法书,收集了九十六件毛泽东时代的启功作品,书写内容皆为毛泽东诗词,从“红军不怕远征难”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在那个年代,不甘于寂寞的书法家,为了政治正确,也只能书写三十七首毛泽东诗词自娱或送人。
启功在作品里一般是这样称呼毛泽东的:“毛主席诗”“毛主席词”“毛主席诗句集联”“毛主席如梦令”“毛主席菩萨蛮大柏地”“毛主席词念奴娇”“毛主席十六字令一首”等等。在1975年,则突然出现了“毛主席冬云一首 一九七五年 敬录”字样,足以现出书法家对领袖毕恭毕敬的态度。他唯一一次称呼“毛主席”为“毛泽东”,是在一九九三年,题跋曰“韶山毛泽东纪念馆为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征书”。在随后的一九九四年的两幅作品中,还沿用以前的称呼:“毛主席答友人一首”“毛主席和柳亚子一首”。
有人以启功趋附毛泽东及当局而恶之,断定其曲学阿世,人、字皆不可取。其实,启功和毛泽东的关系,启功是被动者,因为被整怕了,其身段就特别柔软,以至于被人诟病。事实上,启功和毛泽东的关系,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
《启功书毛泽东诗词》序言里收录有启功一幅小画,画面为苍松日出图。据考证,这是他在1950年代为毛泽东奉献的祝寿礼品。在当时,画界流行此种表忠心方式,齐白石、关山月、傅抱石诸大师百鸟朝凤般竞相献画,启功亦不能免俗。他于画面右下方钤了一枚小印,怯怯地表明心迹。
1965年,启功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发动前的一场“演习”——“兰亭论辩”。翻案高手郭沫若发文《兰亭序不可能是王羲之写的》,意在掀起一场疑古文化论战。郭派人请启功出山做局,遭婉拒,再请,仍不从。启功而立之年就写过考证兰亭的论文,认定为王羲之所作,他不可能出尔反尔自毁清誉。但当来人亮出“毛主席”的底牌时,就一下子“将”死了启功。启功被迫随了一篇《<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乖巧地复述了一遍郭沫若的“见解”。尽管“兰亭论辩”是一个未做成的局,在启功却确是顺从,而且是一个过分的顺从。或许还能以“这是一个使恶显现荒唐的顺从”来为其辩解,但恐有偏袒、开脱之嫌——在一个法西斯肆虐的黑暗时代,生存成为人的第二本能,以正常社会遵循之“道德”裁决,几近于苛求了。
如果了解一些启功在新中国的遭遇,或许会容易理解他的苦衷。
贵族出身的启功属于革命对象,先后拥有“右派”“摘帽右派”等阶级身份。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启功因属于“黑五类”中的“准牛鬼蛇神”,只有陪斗资格。据启功日记记载,造反派勒令“黑五类”自降工资,他的工资便从每月170余元降到15元。那些家伙还勒令启功退回出版社预支的稿费300元。启功受命扫厕所,他竟然很快琢磨出“经验”:扫厕所先扫周围,收在中间。当时,没有粮票就吃不上饭,粮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启功险些就领不到保命的票证。原来,发粮票的看到启功家书箱上贴着红卫兵的封条,便生出一股革命警惕性:“你哪个单位的?让你们单位开证明来!”启功马上恭恭敬敬汇报给造反派,找派出所找居委会,一番折腾,终于求得“中文系革委会”开具的“证明”,“证明”经派出所过目交给粮店,才算过关。……
经历过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人,对毛泽东威权的恐惧可谓深入骨髓。有两件事可以说明启功的畏惧心态。八十年代中期,北师大官员请启功写副大字,替换学校会议室原本悬挂的作品,不意遭到当面拒绝。启功私下对人说:那个地方,我不敢写。原来,要替换的是一张巨幅毛泽东影印手迹“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另一件事是,李可讲向启功请教毛泽东草书的价值问题,回答是:“毛主席的草书那当然是好哇。”“我是心服口也服。”最后才评论道:“要说评论,就是那些人当时搞得就他一个人能写了。”
对他们那一代人而言,说出毛泽东的名字甚至都需要极大的勇气。陈漱渝在《有关丁玲的苦难叙事》(《新文学史料》今年第四期)一文中披露,去年五月,众人去医院看望九十六岁高龄的陈明(丁玲丈夫),陈忽然说:“我和丁玲这一辈子被一个人害的。”作者接到:“我知道,你是指周扬。”陈摇头说:“不是,是那个皇帝。”问:“你为什么早不说?”陈说:“不敢。”
在当下,对毛泽东的称呼依然是个敏感话题。官方称之为“毛泽东同志”,拥戴者称之为“毛主席”“红太阳”“开国领袖”,这都没有问题。但一个被毛泽东伤害的人,一个反对毛泽东的人,若使用“魔鬼”“暴君”“蟊贼”等称呼时,政治风险还是相当大的。“毛主席”死了,他的时代还在。他用乳汁哺育的那一代人终于掌握了政权,他的思想遗产通过他们还将统治中国一段时间。121年前,韶山冲诞生了毛泽东,中国的命运仿佛就此确立。
如果有来生
我选择在12月26日出生
只要再过5天
就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如果有来生
我选择生在湖南
最好是在韶山冲
我要沾沾主席的灵气
如果有来生
我还要生为男儿
我要学吃很辣很辣的辣椒
我要追随主席去闹革命
我还要学习主席
喜欢诗书喜欢游泳
我还要试着喜欢吸烟
在微博长期置顶表白“毛主席就是神,赛过我的亲曾爷爷!”的“中国作家刘信达”,昨天贴出了这首名为《如果有来生——赠毛主席》的“诗”。这些文字有无诗意是另一回事,但以拥戴毛泽东、消费毛泽东为荣,却是显而易见的。相比之下,启功在红太阳面前的姿态,也不算太难看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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