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30日 星期日

中国对日并非“黑船来航”【日中】

2014年11月24日 07:28 AM

中国对日并非“黑船来航”

 
今年11月中旬APEC北京会议的一大看点,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面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这场全球瞩目的外交峰会之后,英国《金融时报》的亚洲版主编皮林(David Pilling,曾为该报东京分社社长)接受BBC中文网记者的采访,把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引起的与近邻日本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由此而触发的两国多层次的摩擦,作了一个总结,将当代快速发展的中国对日本的冲击,比作“今日的‘黑船来航’”。主要观点摘录如下: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率领四艘舰船来到日本,向日本官方递交美国总统的国书。这起事件在日本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由于这四艘船的船体均为黑色,后人将此事件称为‘黑船来航’,且多看成对孤立日本的冲击。次年一月,佩里再率军舰驶入江户湾,日本终于打开国门。对当代研究日本的观察者来说,这起事件促使当年封闭的日本急速变革。整个二十世纪,世人目睹了日本的兴衰。……”
“‘日本回来了!’(Japan is back!)安倍晋三上任以来在多次外交场合上这样表示。不过,在皮林看来,安倍政策调整更大的一个动力是正在经济与政治上崛起的中国。他认为,对日本来说,中国今天的变化更像是当年的‘黑船来航’。”(全文见BBC中文网11月17日欧阳成专稿《访谈:“中国更像日本今日的 ‘黑船来航’” 》
这一问题在华人世界颇受公众关注,同期我在台湾参加一个两岸三地的研讨会时,所做的发言《中国发展模式的“亲属们”——德国、日本、苏联/俄国》也是与这一问题密切相关的,其核心问题是,当今中国对日本的冲击是何种性质?
所有对亚太区域经济发展和国际纠纷有长期研究的东西方学者,都能列出大量数据图表,以显示20世纪后期以来中日在各项重要力量方面此涨彼落的曲线。大多数观察家都会同意皮林的意见:日本相对于中国,在很多经济指标上都表现乏力;同经济力量密切相连的武装力量之规模,日本也明显落后于中国;同经济力量和军队规模不可分割的国际政治影响力,中国也越来越使日本政府神经紧张。在所有这些观察点上,我也持相同观点。
但将当代快速发展的中国对日本的冲击,比作“今日的‘黑船来航’”,却是把两个性质决然相异的重大事件,放在一把尺子上,呈现给公众。
“黑船来航”的比喻: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冲击
凡是学习过19世纪亚太区域比较政治经济史和国际关系的人,都知道一个大概的脉络:当美国四艘黑船1853年强行撞开封闭的日本国门的时刻,那场大搏击剧的双方,代表的是两种截然相异的文明:美国一方是开放性市场经济的、工业化的、法治的、代议制民选政府的西方文明国;日本则是封闭的、农业为主体的、封建幕藩制的、行政权力分裂的、民众不参政的、社会愚昧不开化的东方国。二者之间的区别,不仅仅是文化和种族渊源迥异(一为基督教,一为佛教神道教;一为白种人,一为黄种人),更关键的是经济生活方式、技术发展阶段、国家治理制度、社会开化水平的迥异;简言之,是“两种文明的碰撞”、“两大文明阶段的差异”。
所有这类根本的相异,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深刻冲突,就是日本近代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当今日本纸币最大面额便是他的图像,而非国家元首)在他一系列著述、特别是《文明论概略》(中文译本多种,以商务印书馆版为佳)中剖析解释的道理。此书从术语到观点,影响了日本和中国的几代知识分子和政界人士。汉语圈里诸如“东/西方文明”、“文明社会/国家”、“精神/物质文明”等流行提法,大半来自他的启发。
当时日本幸运的是,尽管其国内也有拒绝向西方开放的人士,有坚决认定“祖宗章法万世不能更改、改了就是叛祖被宗”的人士,也有“和魂洋技”的人士(到了清末的中国便成了“中体西用”),也有“引进宪法日本必亡”的,也有“愤少愤青愤中”等等,但日本大多数决策者,还是达成了基本共识——美国“黑船来航”对日本的冲击,其性质是先进对落后、开化对愚昧、强大对羸弱、未来对过去的冲击。学习美国冲击带来的启蒙要素和先进模式,日本才能走出闭塞深谷,参与人类进步主流,变成发达国家。
于是才有了其后大胆开放改革的措施种种——明治维新、初施宪政、文明开化、普及教育、公共卫生、殖产兴业、富国强兵。这一切奠定了现代日本的基石,使其成为非白人世界第一个靠自身努力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成为近代第一个黄种人打败白种人的国家(日俄海战)。当然也是近代中国维新、革命人士反复研习仿效的“后来居上”的榜样;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黄兴到宋教仁、蒋介石到陈独秀、毛泽东等等,他们走上改革或革命图自强的道路,统统都受过这个“先学生、后老师”的国家的强烈刺激(参阅国际学界的经典教科书:费正清和赖肖尔等著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oston,1973)。
问题在于,如今中国对日本的冲击,虽然有时也大到令日本某些集团及其代表人物头痛烦恼的地步,却完全不是以上概括的那种“黑船来航”性质的挑战。这里不妨用“模拟教学”的方式来说明其中隐含的道理。
对中国高速发展vs.日本经济衰退的解释
假如面对一群来自日本大学的交换生(我班上有来自西欧北美、东亚南亚的交换生,就是缺日本的),列数中国在最近的30年里,怎样从落后地位赶上或超过了日本(我们皆知,这类数据是不难罗列的)。并希望他们理解日本应认真观摩中国的发展模式和操作方法,推动日本的模式和方法的更改。
那么极有可能的是将面对日本学生的如下疑问:
——中国确实在许多重要产品的总量上赶上和超越了日本,如钢铁、煤炭、水泥、汽车、造船、家用电器、玻璃、纺织品等。不过,日本总人口只是中国的十分之一,用不着生产那么多。而且那些产品多半也是附加值低的,我们早年要脱贫,大量生产以供出口;后来我们不愿再维持这类高耗原料、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所以就转移到外国去了,包括去中国。我们不愿意把它们再搬回来。
——中国在有些项目上比日本速度快得多,但我们不是不能那么快,而是不敢那么快。比如高铁的时速,我们要是一味提速到世界第一,万一出了大事故(像温州的那样),死伤人一大堆,就会被法庭追究刑事责任,负责机构要重罚,负责者要重判。日本又无法禁止媒体揭露这类大事故,所以不得不把安全放在速度之上。造房子也是一样,日本不敢高速度低成本建大片的豆腐渣工程,尤其是校舍(像汶川地震暴露的那样)。
——中国政府那么有钱,日本政府显得穷,是两国不同的财政和福利制度使然。日本不能很多年里像中国那样,只把GDP的37%左右分给居民所得。世界上公布统计数据的所有经济体一旦进入市场化,没有任何一国的政府能强行把居民所得的比例压到那么低,绝大多数都在GDP的55-70%(引自《中国模式:赞成与反对》第八章图表9-12)。日本政府现在的国民负债总额超过GDP的200%,多半是源自社会福利开支。
——中国2008年以来,各类金融刺激力度特大,新增债务达到9万亿美元。日本今年争论是增加2万亿还是3万亿日元(117日元换1美元)的刺激,跟中国相比小菜一碟。不过中国9万亿美元的刺激,只带来5万亿美元的居民财富增长。美国同期内6.5万亿美元的刺激,居民财富增加了22万亿美元(据AEI研究资料,TNI 2014/11/12)。日本不能学中国高投入低回报的浪费投资模式。根据中国研究者的最新报告,过去5年里无效投资占中国总投资的一半,浪费了约42万亿元(6.9万亿美元),问题在近两年里恶化(据2014年11月20日《上海证券报》)。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期,日本经济低迷长达14年。日本的问题一大半是此前房地产泡沫带来金融体系败血,而泡沫又主要归于政府官僚不许金融机构自由化竞争,长期压低存款利率,巨量储蓄只好涌进房地产炒作。这个问题只不过是日本走在前,中国随其后。日本问题的另一根源是人口老化造成经济增长乏力,企业界现在有高达2.54万亿美元的营业所得,却不愿意花费(WSJ,2014/11/21-23,p.9)。小孩出生越来越少,老人越来越多。这也是日本在前,中国随后。
对中日政治效率及改革的比较解释
以上的模拟问答,聚焦在经济层次。若再往深层次挖掘,模拟问答就触及到政治制度行政体系。假如我列出日本政府的软弱无力、首相走马灯、行政效率低,然后建议他们认真参照中国政治体制的高度集权、行政系统自上而下一直到底,以此推动日本的政体改造。极有可能,日本大学生的回答是:
——日本政体的低效部分是源自明治维新前几百年藩政割据导致的权力分裂传统,部分是来自战后美国强加给我们的制度。日本只是在两次大战间试图引进法西斯的集权制,先对内镇压,后对外扩张,造成的后果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政府低效问题只能在多党议会制的大框架下来改进,不可能走向一党独断制,那样不但日本国民不答应,亚洲邻国也会强烈反弹。
——最要紧的问题是日本民选上台的政治家,老是打不破长期形成的官僚(非民选的公务员体系上层)和财阀联手的利益集团,这才是日本很多难题的根子,包括房地产泡沫和金融体系败血症。安倍算是比较强势的民选领导人了,也未必能撼动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他之前的小泉纯一郎最强势,是三十多年里任期最长的首相(安倍第二长),也只做到了日本邮政民营化的改革。改革难,在东亚这类官僚和大企业财团相互勾结源远流长的社会里,打破既得利益网的改革更难。中国也不例外吧?
中国对日冲击:是经济规模的影响而非文明高度的改进
以上种种旨在说明一个核心观点:当今中国对日本的冲击有时确实猛烈,但基本上是“规模”的冲击,而非“高度”的冲击。换言之,中国本身的体积巨大,日本相对细小,中国一发展起来,即便人均下去只是日本的几分之一、十分之一,也会让日本有些吃不消。
但是,如今的日本却不可能通过从中国发展模式中学习取经,来提升自己,因为这几十年中国发展模式的很多要素,是从过去的日本发展模式里借鉴而来。日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高度发达社会的问题,是不可能从中度发达的中国来取经医治的。19世纪中叶“黑船来航”对日本的冲击,是高级文明对低级文明的冲击(此乃日本各界精英的共识);日本向冲击源学习取经,很快就把日本推进现代化的主流。当今没有日本精英会主张,中国对日本的冲击是先进的文明对落后文明的冲击;日本人不可能倒退回去,来做很多他们已经放弃了的事情。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日本天然瞧不起中国。只要是真正优越的东西,不管来自东方或西方,日本人都是认真学习的。日本史上最重大的开放改革,就是一千多年前对盛唐华夏的取经,随即发动“大化革新”,把半开化的日本推进那时的文明主流。
要使当代中国对日本的冲击上升到“黑船来航”对日本冲击的更高文明水平,中国本身就必须首先达到“文明全面复兴”的高度——实现至少是亚洲范围内更好的政治法律制度、更清廉的官员体系、更出色的技术创新、更好的经济制度、更好的教育体系、更好的人权保障、更自由的文艺创作环境、更持续蔚蓝的天空和清澈的河湖、更安全的食品药品、更合理的社会福利体系、更融洽的民族关系。到了那个高度,中国才能再次成为“文明输出国”。
但愿你我能见到这一天。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 霍默静 mojing.huo@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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