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日 星期日

哈耶克與凱恩斯的論戰【哈耶克】

2014年07月09日 06:07 AM
哈耶克與凱恩斯的論戰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韋森

【編者按】凱恩斯與哈耶克是二十世紀的兩位重要經濟學家,兩人在三十年代曾發生過一場理論論戰。經濟學家韋森指出,這場論戰推進了人類對具有越來越複雜的金融和貨幣市場體系的現代市場經濟運行的認識,也實際上催生了經濟學理論中的“凱恩斯革命”,從而産生了現代宏觀經濟學。他認爲目前對二人理論爭論的研究還比較欠缺,結合對《凱恩斯大戰哈耶克》一書的評論,韋森從史實和理論全面探討了兩人理論論戰的來龍去脉和理論爭論的核心問題。本文節選自其新著《重讀哈耶克》,FT中文網獲得授權連載。

在經濟學中,你不可能判定你的對手有錯;你只會讓他愈發相信自己。况且,即使你是對的,如果你自己的闡釋和說服力上有瑕疵,如果他腦子裏已經充斥了相反的概念,跟不上你向他展示的思路,你也不可能說服他。”
——凱恩斯
“我年輕的時候,只有很老的長者才相信自由市場制度。等我人到中年,除了我自己,就沒人相信它了。現在,我很高興自己活得足够久,看到青年人再次相信它。”
——哈耶克
“Many of the monetary and theoretical issues that were at the heart of the Keynes-Hayek debate have never been resolved; they have just been swept under the rug.”
——Roger Garrison 1999, p. x


在新近出版的《重新審視凱恩斯革命》(Rethinking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201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這本學術專著開篇第一章,英國經濟學人泰勒·B·古德斯皮德(Tyler B. Goodspeed, 2012, p.1)就引述了英國經濟學家、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家紀念獎得主約翰·希克斯(Sir John Hicks)勛爵在1967年發表的一篇反思20世紀經濟學中“凱恩斯革命”的文章中所講的這樣一些判斷:“如果撰寫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分析史,這戲劇性一幕中的主角肯定一位是哈耶克教授”。這位“凱恩斯革命”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參與者、倡導者和解釋者之一希克斯還接著指出,儘管在今天西方國家大學經濟系裏的大多數學生幾乎都不怎麽熟悉哈耶克的著作了,但是在當代經濟思想史上“曾經有一個哈耶克的新理論主要對陣凱恩斯的新理論的時代”。希克斯接著還問道:“到底誰是對的?是凱恩斯還是哈耶克?”在希克斯教授提出這一問題後,三、四十年時間轉眼之間又過去了。經歷了2008~2009年的世界經濟衰退之後的今天,在國際經濟學思想界中,這一“希克斯問題”又正在成爲一個鮮活的話題。

如果細數對20世紀人類社會産生最大影響的經濟學家,恐怕當數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和奧地利裔英籍經濟學家弗裏德裏希·馮·哈耶克了。1936年,凱恩斯出版了他的革命性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簡稱《通論》)。凱恩斯《通論》的出版,不但導致了現代經濟學的一場革命,産生了宏觀經濟學,而且對西方世界乃至世界各國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産生了持續和經久的影響,從而在當代經濟學中就有了“凱恩斯革命”之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隨著世界各國市場經濟和國際貿易的迅速發展,尤其是在50年代後隨著核能、航空、航天技術、造船和現代重化工工業發展推動下,加上西方大多數國家都采取過國家幹預市場以减少失業的“凱恩斯主義的政策”,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經歷了長達25年之久的“經濟繁榮”。結果,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在全世界大行其道。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只要一些國家出現的經濟衰退和不景氣,各國政府就屢屢重試凱恩斯主義的宏觀政策,因而可以認爲,凱恩斯經濟學思想的影響在當今世界仍始終存在著。

與凱恩斯關注短期的政府宏觀經濟政策不同,哈耶克則注重人類社會長期歷史走勢,在數十年裏堅持宣揚自由社會的核心理念,還從20世紀20至40年代起與奧地利學派的另一個經濟學家米塞斯一起,發起了與奧斯卡·蘭格和阿巴·勒納等經濟學家爲另一方的關于市場社會主義可行性的理論大論戰。尤其是他1946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一面世就震驚了全世界,在世界範圍內産生了巨大的影響。在之後數十年中,哈耶克堅持批判計劃經濟的非可行性和低效率,闡述現代憲政民主、法治社會的基本理念。哈耶克的經濟與社會思想及其自由社會之理念,不僅在西方世界而且在中國、俄羅斯、東歐和廣大欠發達國家中也産生了巨大和經久的影響。前蘇聯、東歐、中國等原中央計劃經濟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後的經濟改革和社會轉型,無疑都有哈耶克思想的影響在其中,或者說均從他的經濟與社會理論中汲取過諸多思想資源。哈耶克與凱恩斯各自的理論貢獻,使二人均贏得了世界性的巨大聲譽。英國經濟思想史學家布勞格(Mark Blaug,1998,p. 101)曾評價哈耶克爲“經濟學界自亞當·斯密以來最受人尊重的道德哲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而另一名英國經濟學家哈羅德(Ray F. Harrod, 1951,p.763)則宣稱:“當代沒有一個人能比凱恩斯更聰明”。“他既是一位當之無愧的理論家,同樣在應用經濟學領域也毫無遜色”,“是一位全體有識之士均公認的王國的主要支柱,一個無法替代的人物”。哈羅德還發現,“凱恩斯集各種杰出的素質集一身,這幾乎是無以倫比的。……他有多方面的天才,而僅僅某一方面的天才就足以使他鶴立鶏群”(同上,p. 766)。對于凱恩斯革命,布勞格(Blaug, 1997, p. 642)在他那本當代影響最大的《經濟理論的回顧》第16章則描述道:“凱恩斯革命是經濟思想史上最引人矚目的事件;經濟學同行們如此快和如此大規模地投向一種新經濟學理論,這在經濟思想史上是空前絕後的。在1936~1946年大約10年的時間裏,整個西方世界的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都轉向了凱恩斯的思路。早期轉變的許多人感到,自己必須否定過去所普遍接受的經濟學的整體理論,而滿懷激情地接受凱恩斯的體系,——這種激情通常只與宗教皈依有關”。

正是因爲凱恩斯和哈耶克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對人類社會進程、世界各國政府的政策和經濟學理論産生了巨大和經久的影響,在英語世界和西方其他國家多年來也出版了很多有關凱恩斯和哈耶克的生平傳記,其中有些傳記也被陸續翻譯到中國來。就翻譯到中文中的凱恩斯的傳記來看,比較有影響的有羅伊· F·哈羅德(Harrod, 1951)的《凱恩斯傳》,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Robert Skidelsky,2003)《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中譯本被翻譯爲《凱恩斯傳》)和《凱恩斯:大師的歸來》(2009) ,以及海曼·P·明斯基(Hyman P. Minsky, 1975)的《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保羅·戴維森(Paul Davidson,2007)的《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等。最近幾年,也有一些有關哈耶克的生平和學術傳記被翻譯成中文,其中較有影響的有布魯斯·考德威爾(Bruce Caldwell,2004)的《哈耶克評傳》(英文原名爲《哈耶克的挑戰》,即“Hayek’s Challenge”)、阿蘭·艾本斯坦(Allan Ebenstein,2001)的《哈耶克傳》和安德魯·甘布爾(Andrew Gamble,1996)的《自由的牢籠:哈耶克傳》等等。

讀過凱恩斯的傳記尤其是哈耶克的傳記的學者都知道,20世紀30年代初到40年代初,在哈耶克與凱恩斯這兩大經濟思想巨擘之間曾發生了一場長達十多年的經濟理論論戰。在1946年復活節(4月21日)凱恩斯逝世之後,這場學術爭論實際上幷沒有完全結束,而一直延續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譬如,在1975年所撰寫的一篇“貨幣的選擇:終結通貨膨脹之道”以及在1976年出版的《貨幣的選擇:終結通貨膨脹之道》的小册子中,哈耶克還與他30年前就過世了學術宿敵和生活的好友凱恩斯進行理論冥辯,甚至說他這位老友是“一位有著卓越智力但對經濟學理論所知有限的人”(Hayek, 1976, p. 10)。

正是認識到了凱恩斯和哈耶克這兩位20世紀經濟學思想巨擘在經濟學理論和政策主張上的巨大差异,幷觀察到在哈耶克與凱恩斯之間論戰實際影響了20世紀經濟學發展路徑和各國經濟政策制定,乃至影響到了有上十億人口的前中央計劃經濟國家的體制改革,2002年英國劍橋大學的兩位財經作家丹尼爾·葉爾金(Daniel Yergin)和約瑟夫·斯坦尼斯勞(Joseph Stanislaw)在2002年曾出版了500多頁的煌煌巨制《制高點:世界經濟爭奪戰》(The Commanding Heights:The Battle for the World Economy)。隨後美國WGBH波士頓音像公司又把《制高點》做成了3集連續文獻片。《制高點》的中心思想是,20世紀是人類社會爭奪“思想制高點”的一場激烈爭奪戰,而哈耶克經濟社會思想與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則是這場人類思想制高點的爭奪戰兩支主力軍。按照《制高點》作者的判斷,從20世紀初到20世紀30年代,自由市場理念曾在世界各國占據支配地位,控制著“制高點”。從40年代直到20世紀70年代初,凱恩斯主義的政府幹預政策則奪得了全世界的“思想制高點”。從80年代英國撒切爾夫人私有化改革和美國裏根總統的自由市場經濟政策的推行,尤其是隨著80年代中後期中央計劃經濟國家的經濟改革深入推進以及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加速進行,以哈耶克以及以弗裏德曼所代表的芝加哥學派的經濟自由主義又奪回世界思想的統治地位。
《制高點》的書籍和電視劇出版後,哈耶克與凱恩斯跨世紀的理論論戰的故事幷沒有講完。在2007~2009年全球金融風暴和接踵而來的世界經濟衰退發生後,人們又突然發現,當今世界仍然沒有繞出哈耶克與凱恩斯理論論戰所界定的理論範圍。于是,哈耶克與凱恩斯的論戰近幾年內在世界範圍內又變成了一個活躍的話題。

就在最近兩年,英國BBC製作了一個文獻節目《哈耶克:貨幣(經濟學)大師》,詳細回顧了哈耶克的經濟學貢獻和理論主張。之前,一個叫“經濟故事會”(Econ Stories)的機構甚至製作了一個上、下兩集的滑稽說唱劇。在這兩集超短滑稽說唱劇中,一個演員扮演凱恩斯,另一個演員扮演哈耶克。這兩集滑稽說唱劇,通過凱恩斯和哈耶克的扮演者的唱詞把二人各自的學術主張列了出來,幷在最後以二人拳擊决鬥的形式形象地展現了哈耶克與凱恩斯的論戰。 據說目前這個時評說唱劇在全世界已經有數百萬的點擊量。比較有趣且令人深思的是,在兩集連續說唱劇的結尾:本來“凱恩斯”被“哈耶克”重拳一擊打趴下了,但是裁判却拉起來已倒下的“凱恩斯”,宣布他贏得了拳擊賽的勝利。

從20世紀的經濟學思想史的理論發展來看,正是因爲哈耶克與凱恩斯的經濟學理論論戰曾對二次戰後世界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和各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以及經濟政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因而幾乎所有有關凱恩斯和哈耶克的個人傳記,都會或多或少地談到他們二人的這場爭論。然而,無論是在西方各國經濟學界,還是從國內經濟學界來看,絕大多數經濟學人對哈耶克與凱恩斯理論爭論的問題、內容、實質和意義幷不十分清楚。這一方面是因爲哈耶克與凱恩斯在貨幣理論與商業周期關係的理論爭論中各自的論辯理路都非常難懂(幷不是語言難懂,而是思想和所探討的問題本身就很難懂),另一方面,當代經濟學領域中的學術藩籬和各經濟學流派的理論偏見,也往往導致各經濟學各流派的學者“各唱各的調”、“各吹各的號”,而不去認真研究和思考論敵一方的學術思想和論辯理路。譬如,在多年來散落在西方國家中的一些新一代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們中間,只要一提到凱恩斯,他們就把會他及其門徒當作是政府幹預主義的始作俑者和西方各國通貨膨脹乃至“滯漲”現象的罪魁禍首而痛駡一通,而根本不去認真研讀凱恩斯本人的原著和論文,以弄清凱恩斯最初到底說了些什麽,他的經濟政策主張到底是怎樣的,其政策主張又是在何種情形下提出來等諸如此類的問題。反過來,各種凱恩斯經濟學流派(包括正統的凱恩斯學派,後凱恩斯學派以及新凱恩斯學派等等)以及當代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家們,則一直把哈耶克視作爲一位社會思想家和經濟學的行外人(“outsider”——哈耶克自己感覺說)而不怎麽認真去研究和對待他的經濟學理論,尤其是他在20世紀30至40年代投入研究精力最大、思考最深的貨幣理論、資本理論與商業周期理論。結果,到目前爲止,尤其是在年輕一代世界各國的經濟學人中,真正瞭解和理解對發生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哈耶克與凱恩斯理論論戰之問題和實質的經濟學人幷不是很多,且不但在中國國內是這樣,乃至在國際上來說也是如此。

到了20世紀和21世紀之交,情况稍有改變。少數像科茨藍(John P. Cochlan)和格萊赫(Fred R. Glahe)以及G·R·斯蒂爾(G. R. Steel)等一些經濟思想研究者,開始從學理上回顧哈耶克與凱恩斯的理論論戰了。前兩位作者在1999年出版了一本很小的小册子:《哈耶克與凱恩斯的論戰:目前的商業周期研究能從中學到什麽》(Cochlan & Glahe, 1999),斯蒂爾則在2002年出版了《凱恩斯與哈耶克:貨幣經濟》的學術專著。在2007~2008年的世界金融風暴以及接踵而來的世界經濟衰退發生之後,像泰勒·B·古德斯皮德(Goodspeed, 2012)這樣新一代年輕經濟學者又開始從經濟學理論上關注和研究起凱恩斯和哈耶克的原創經濟學思想來,依此來反思和批評當下國際上宏觀經濟學的現狀和問題,幷試圖從理論上解釋2008~2009年世界經濟衰退之後近幾年各國經濟復蘇步履維艱的原因。

2012年,筆者曾在《華爾街日報》、《讀書》、《經濟學家茶座》以及其他一些網絡和平面媒體上發表了8篇紀念哈耶克逝世20周年的專論文章,對哈耶克與凱恩斯的經濟理論論戰做了一些初步的學術思想回顧,也對哈耶克與凱恩斯的學術思想源流以及他們理論論戰的大致脉絡做了一些介紹。在寫作有關哈耶克的這些紀念文章時,筆者發現,哈耶克與凱恩斯的這場理論論戰,不僅僅只是具有經濟思想史的學術價值,而且有著切實重要的當下理論與現實意義。
就當前的世界經濟格局和走勢來看,目前仍可謂是複雜多變、撲朔迷離。一方面,在經歷了2008-2009年世界性的經濟衰退之後,西方各國的經濟復蘇之路目前仍然步履維艱、路途漫漫;另一方面,中國則在經歷了30多年高速經濟增長和廣義貨幣快速膨脹後而目前經濟增速正在下行,其他“金磚四國”和新興經濟體的GDP 增速也都呈現出了下移的迹象。在此格局中,無論是在凱恩斯本人原初的經濟理論框架中,還是在哈耶克的經濟理論遺産中,都含有極其豐富的且仍有現實理論價值的學術思想和理論觀點。因而,認真挖掘和梳理他們二人經濟學思想中的理論遺産,不僅只是一項經濟思想史的文獻研究性工作,對認識目前中國乃至世界各國的經濟格局,乃至對未來經濟學的發展,仍有一定的理論與現實意義。就此而論,2011年,美國W. W. Norton出版社出版的西方一位作者尼古拉斯·韋普肖特(NicholasWapshot)的“Keynes Hayek: The Clash that Defined Modern Economics”(中譯本《凱恩斯大戰哈耶克》,2013年4月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出版) ,就有著不可替代的理論價值了。
這本《凱恩斯大戰哈耶克》的作者韋普肖特,是英國的一位記者和傳記作家。他于1973年畢業于約克大學政治學系,後來成了路透社的一名記者,也曾做過英國《泰晤士報》和《時代周刊》的編輯。除了這本關于凱恩斯與哈耶克理論論戰的專門傳記外,韋普肖特之前還出版過《裏根與撒切爾:政治聯姻》以及關于英國著名導演卡羅爾·裏德(Carol Reed)的傳記。這本《凱恩斯大戰哈耶克》應該是作者經過多年廣泛文獻收集和深入研究後而撰寫的一部力作。

從本書所引述和展示的大量歷史史實來看,作者顯然經過了多年的研究、訪談和“資料挖掘”(data mining)。當然,也讀得出來,他在書中也大量引用了之前的哈羅德、斯基德爾斯基和考德威爾這些研究凱恩斯和哈耶克思想和生平的權威作者所寫的專門傳記中的材料。從他個人的資料挖掘來看,韋普肖特曾在英國劍橋、倫敦和美國的一些資料檔案館收集和挖掘出了大量第一手資料,也對一些目前仍然在世的這場論戰的見證人做了一些訪談。更爲可貴的是,通過他的翔實的歷史資料占有、廣泛閱讀和訪談,韋普肖特用他優美的文筆和充分的想像力,在這本專門傳記中向世人展示了一幅關于凱恩斯與哈耶克理論論戰的立體的、全景式的乃至活靈活現的“歷史畫卷”。就此而論,這本專門傳記在許多方面是不可替代的,將有著其永久的思想史價值,是未來研究凱恩斯和哈耶克思想不可或缺的必讀文獻。即使對非經濟學專業的一般讀者來說,閱讀幷瞭解當代經濟學殿堂中兩大思想巨擘凱恩斯和哈耶克的生平逸事以及他們論戰過程的一些具體細節,相信也會收益良多。

當然,這部著作也有其不足之處。其主要不足之處在于,作者在許多地方想像和演繹過多,而不像一本嚴肅的傳記;另一方面,由于作者的專業不是理論經濟學,他對這場論戰的深層次的經濟學理論問題幷沒有發掘多少出來;這場理論爭論的實質和理論意義,也幷沒能在這本傳記中完全深入展示幷予以恰當的詮釋。還有一點值得指出的是,作者本人顯然在情感上更傾向于凱恩斯,而不是哈耶克,因而在書中對凱恩斯的褒獎和贊頌較多,而對哈耶克則有意無意的進行了一些貶抑性的評論,尤其是哈耶克在經濟、政治、法學與社會理論方面的諸多巨大貢獻(如經濟學與知識,他對中央計劃經濟非可行的數十年持之以恒的批判,以及哈耶克對自由社會的基本理念如自由、法治、憲政與道德的解釋和論述),好像幷沒有進入作者的視野,也從而沒有進入他評述的筆端。儘管如此,這本傳記對後世人瞭解哈耶克與凱恩斯經濟學理論論戰的來龍去脉,還是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這是這部專門傳記的真正意義之所在。

在這篇書評式的學術評論中,筆者將結合對凱恩斯與哈耶克的原著和文章的研讀,幷參考有關凱恩斯和哈耶克的多種傳記,談一下自己對這本書的讀後感,也希望這一長篇書評,能以史帶論,以論釋史,勾畫出哈耶克與凱恩斯這場世紀理論論戰的一付更加簡略的“理論圖景”,幷進一步發掘哈耶克與凱恩斯論戰的一些基本理論問題。最後,筆者將結合哈耶克晚年對這場論戰的回顧以及當代一些著名宏觀經濟學家對這場爭論的一些看法和評論,談一點自己所感悟到的哈耶克與凱恩斯理論論戰在當下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在沒讀韋普肖特這部《凱恩斯大戰哈耶克》之前,許多學者都知道,哈耶克之所以在1931年2月從維也納移居英國,執教于倫敦經濟學院這一當時(且乃至現在仍然是)世界上的經濟學教學和科研重鎮,主要是受當時倫敦經濟學院經濟系新任系主任羅賓斯(LionelRobins)的邀請,來英國專門對抗凱恩斯。用一句不是太雅的話來說,哈耶克實際上是羅賓斯(他對當時八面風光的凱恩斯甚爲不滿)從奧地利雇來英國向凱恩斯進行理論大戰的“槍手”。

儘管稍微熟悉哈耶克與凱恩斯論戰的人大都知道這一點,但羅賓斯最初是如何知道哈耶克這一當時還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的,哈耶克又是何時到英國的,哈耶克是何時與凱恩斯會面的,他們初次會面的一些私人活動的細節和情形到底是怎樣的,以及在凱恩斯的《通論》出版之後,爲什麽哈耶克突然沉默了好多年等等問題,在之前出版的傳記中,這些問題還很少有人提到,即使有的傳記偶爾提到,也是語焉不詳,幷沒有給予一些令人信服的叙述和詳細的解釋。因而,對今天世界各國的學人來說,上述許多問題,在這本書出版之前,還多是些謎。現在有了這本專門傳記,許多問題就清楚了許多。

從這本專門傳記來看,在1928年第一次去英國前,比凱恩斯年少16歲的哈耶克曾讀過凱恩斯的一些著作,一開始顯然是凱恩斯的一個“粉絲”。尤其是在讀過凱恩斯的《和平的經濟後果》和他的《貨幣改革論》後,哈耶克最初對凱恩斯産生了由衷的敬佩之心:“我們都在熱切地讀他的名作……他在《貨幣改革論》預料到了我最初的小小發現,這讓我更是欽佩他”。
哈耶克之所以在年輕時發現了凱恩斯幷成了他的一個“粉絲”,這可能與他個人的經歷和家庭環境有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數年中,德國和奧地利兩國曾經歷過多年的惡性通貨膨脹。到1913年,在維也納買一杯啤酒竟然需要10億馬克。多年的惡性通脹,曾使當時哈耶克的不甚殷實的知識分子家庭蒙受了慘痛的經濟損失,一家人也曾過著一段時間較艱辛的日子。因而,當年輕的哈耶克讀到凱恩斯的《和平的經濟後果》這本當時在英國和歐洲都産生了巨大影響的小册子中後,馬上關注起凱恩斯來,就可以理解了。
在這兩本小册子,凱恩斯都對歐洲各國政府亂髮貨幣的通貨膨脹政策進行了尖銳的批評。譬如,在《和平的經濟後果》中,凱恩斯曾講到,“通過持續的通貨膨脹,政府得以神不知鬼不覺地悄然沒收了相當大一部分國民財富”;“要顛覆現有社會的基礎,再也沒有比破壞貨幣更微妙又更穩妥的手段了”。凱恩斯還提出“用法律的强制力量進行價格控制,來維持貨幣的虛假價值,本身就孕育了經濟最終崩潰的種子”。少年時期曾經歷了惡性通貨膨脹的哈耶克讀到凱恩斯這樣的話後,自然會即時感銘至深了。于是,在1927年1月,哈耶克從美國游學回來始任“奧地利商業周期研究所所長”後,就曾非常“冒昧地”寫信給在英吉利海峽對岸時任英國權威刊物《經濟學雜志》主編的凱恩斯,希望能從他那裏找到一本他前任主編、劍橋著名倫理學家和經濟學家埃奇沃思(FrancisY.Edgeworth)的《數學心理學原理》。韋普肖特推測道,哈耶克這時冒昧寫信給他素未平生但當時已在英國和歐洲大名鼎鼎的凱恩斯,向他索書,主要是想吸引凱恩斯的注意,是“出于敬重而非冒犯的莽撞行爲”(在本文以下的引述中,凡是不表明著者和年份的,均爲《凱恩斯大戰哈耶克》的英文原版出處)。這時,凱恩斯本人當然還不知道來自維也納的這封索書明信卡的人爲何方神聖,故只是在一張明信片上簡單地寫了一行回復:“很抱歉,我也沒有多餘的《數學心理學原理》”。
儘管凱恩斯的這一短短的回復幷沒有給哈耶克一個滿意的回復,但他當時却把凱恩斯的“回復視若珍寶,當成私人紀念品和事業獎杯一樣地保存了整整65年”。由此韋普肖特推斷,20世紀30年代發生的這場在哈耶克與凱恩斯之間有關“政府在社會中的作用、世界經濟之命運的這一場激烈論辯,發起第一輪試探的是哈耶克”。
據韋普肖特研究,哈耶克與凱恩斯的第一次會面是在1928年由倫敦經濟學院和劍橋大學共同主辦的一次學術會議上,會議討論的主題是“商業周期”,地點是在倫敦,而不是在劍橋(哈耶克曾在1966年的一篇文章中談到這一點,而作者韋普肖特這裏有些含糊其辭)。一見面,這兩位都超過1.83米高個子的經濟學家之間就發生了激烈的爭辯。
二人論辯的主題是“自然利率”在市場運行中的作用。同受瑞典經濟學家魏克賽爾(KnutWicksell)的貨幣均衡論理路的影響,凱恩斯當時認爲,由于銀行貨幣供給的變動所導致的“市場利率”(由銀行根據貨幣市場上的供求自行决定的利率)與“自然利率”(即理論上儲蓄等于投資且市場價格穩定時的利率)的背離,是商業周期的原因。這與包括米塞斯和哈耶克在內的第三代奧地利經濟學家當時理論判斷有共同的論辯理路。但是,1924~1925年間,在與劍橋經濟學家丹尼斯·羅伯遜(DennisH.Robertson)商討與論爭中,凱恩斯已經不再從貨幣數量的變動來解釋價格和産出變動的原因了,而是著重研究儲蓄與投資關係波動的影響,從而認爲在一種信用經濟中沒有能使儲蓄與投資之間保持均衡的自動調節機制,因而也正在醞釀他在後來的《通論》中所詳細闡發的政府在儲蓄與投資上應有所作爲的思想。
在這個階段上,凱恩斯認爲,現代社會的商業周期中繁榮與蕭條的交替出現,其原因是銀行借貸行爲的結果,而他同樣相信政府和銀行手裏也握著治理商業周期的藥方。而哈耶克這時却相信,如果政府“以非凡的謹慎和超人的能力加以管理”,爲經濟系統注入資金而引致社會需求的變化,短期“或許……能用來預防危機”,但長期如此操控經濟,“將會給整個經濟系統帶來更嚴重的幹擾和混亂”,製造危機而不是預防危機。由此看來,儘管同樣受魏克賽爾的貨幣均衡與産品市場均衡分析理路影響,但從二人一開始接觸時,哈耶克與凱恩斯發生理論分歧和衝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這次英國之行,哈耶克也遇見了當時只有30歲的羅賓斯這位“全英國最年輕的教授”。懂德語的羅賓斯,這時從哈耶克的一篇用德語發表的論文中,恰好發現了一個理論水平和學術功力能與凱恩斯進行“華山論劍”的“年輕理論劍客”,隨即立即關注上了哈耶克這位從奧地利過來的只有30歲左右的年輕經濟學家。
當時,羅賓斯和凱恩斯當時同是爲英國政府做諮詢的機構“麥克米蘭金融和工業委員會”(簡稱“麥克米蘭委員會”)的成員。後來,凱恩斯嫌這個委員會人多嘴雜,吵吵鬧鬧,實在無法幫助政府內閣做出任何有效的經濟决策,建議英國首相成立一個更小範圍的“經濟學家委員會”(只有5位經濟學家和兩位秘書),凱恩斯作爲主席還親自推薦羅賓斯教授參加了這個委員會。但是,羅賓斯的經濟學理論當時受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門格爾(CarlMenger)和龐巴維克(EugenBöhm-Bawerk)思想的影響很深,素來信奉自由市場,反對集體主義,支持自由貿易。儘管凱恩斯推薦羅賓斯進入這個小範圍的向英國首相直接提供諮詢意見的“經濟學家委員會”,但他馬上發現二人的學術理念和政策主張完全不同,意見經常相左,且二人的脾氣同樣都非常急躁。羅賓斯時任倫敦經濟學院經濟系系主任,對劍橋大學的經濟學和凱恩斯當時在英國學界、政界和社會上的影響也甚爲眼紅,且下决心要把倫敦經濟學院打造成一個能與之相競爭的、有影響力的學術中心。于是,羅賓斯與凱恩斯的衝突就不可避免了(但是晚年的羅賓斯則變成了一個凱恩斯主義者——這是後話)。
在這一時期,哈耶克所撰寫的最重要的論文是一篇“儲蓄的悖論”。這篇論文最早于1929年發表在一家德文經濟學雜志上(後來由劍橋的一名著名經濟學家卡爾多——即NicholasKaldor——與另一人翻譯爲英文,重新發表在倫敦經濟學院經濟學學報Economica上)。這是一篇哈耶克與兩位美國經濟學家卡欽斯(WaddillCathings)和福斯特(WilliamT.Foster)商榷的文章。與後來的凱恩斯一樣,這兩位美國經濟學家曾在1926年發表過一篇題爲“節儉的悖論”,提出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經濟衰退的原因是人們儲蓄太多而商品和勞務需求不足所導致的,因而他們主張在經濟衰退期間,政府要加大公共項目投資,以刺激社會需求和就業。這兩位美國經濟學家還提議在國家層面上建立一個聯邦預算委員會,主張用納稅人的錢來增加公共投資,增加就業崗位。但是,基于龐巴維克的迂回生産理論,哈耶克却認爲,讓政府爲經濟體系注入貨幣來刺激需求的辦法,或許能暫時預防危機,但長期而言,這樣操控經濟,更大的可能是“將給整個經濟系統帶來更加嚴重的幹擾和混亂”。
由于羅賓斯懂德語,讀過哈耶克的“儲蓄的悖論”後,他立即覺得這篇論文是對付當時凱恩斯正在成型的經濟理論的最恰當的“重磅炸彈”。于是他主動邀請哈耶克于1932年2月來倫敦經濟學院做了4場講座,實際上也是想叫哈耶克亮一下能向凱恩斯理論開火的“彈藥庫”。就連哈耶克本人也覺察到了這一點,以致他在晚年還回憶道:羅賓斯“盯上了我的主題。這是我們那時需要與凱恩斯論戰的東西”。
哈耶克在倫敦經濟學院所做的這4場講座的講稿,就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之一——也是導致他于1974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紀念獎的主要著作——《價格與生産》。
從韋普肖特的這本專門傳記中,我們知道,這次哈耶克應邀重返倫敦做“價格與生産”的講座之前,哈耶克在英倫所停留的第一站不是倫敦,而是劍橋。在劍橋,哈耶克做了一場“馬歇爾講座”,聽衆全是在劍橋的凱恩斯的一批親密追隨者。那時哈耶克的英語口頭表達能力還不是很好。儘管他在之前提供了書面發言稿,但也幫助不大。然而,在到達倫敦經濟學院後,他的4場講座却引起了巨大的轟動。在這4場講座中,哈耶克先是從貨幣思想史的角度討論了之前的經濟學家對貨幣的理論論述,幷著重介紹了瑞典經濟學家魏克賽爾的理論。
同樣受到魏克賽爾經濟學思想的影響,哈耶克與凱恩斯一樣,認爲在現代社會中,“貨幣將始終對經濟事件的過程起著决定性的影響,……因而,如果忽略了貨幣的作用,對實際經濟現象的任何分析都是不完備的”。哈耶克也與凱恩斯一樣,相信魏克賽爾所發現的市場利率與自然利率的背離是經濟波動的主要原因這一點。但是,從這一理論出發,哈耶克却得出了與凱恩斯完全不同的經濟判斷和政策結論。在這4講座中,哈耶克提出,現代市場經濟中商業周期的主要原因是貨幣供給擴張和信用貨幣的過度膨脹。因此,如果通過增加貨幣供給和信用膨脹的辦法來“創造人爲的需求,那就一定意味著一部分可用資源被引導至錯誤的方向,幷使一種决定和持久性的調整再一次受到阻滯。即使閑置資源的吸收因此而加速,也只等于播下了新紛擾和新危機的種子。因此,如果要長期地動員一切可用的資源,唯一的辦法不是采取人爲的刺激——無論在危機時期還是在危機之後都一樣——而是讓時間去完成一個持久的治療……。”哈耶克認爲,“我們或許可以用及時阻止擴張的辦法來避免一次經濟危機,不過危機一旦發生,在它未自行消失之前,我們是無法擺脫它的”。由此哈耶克相信,除非爲了保持中性貨幣所必要的限度之外,貨幣量的任何變動都是有害的。在《價格與生産》講演中,哈耶克最後認爲,“雖然我相信經濟蕭條不斷重複出現只能用我們的貨幣制度的運作來解釋,但是我幷不相信用這個方法能够解釋每一次經濟停滯”。最後哈耶克得出結論說:“如果相信我們總能用貨幣政策把工業波動完全消滅,這或許只是一個幻想”。
從哈耶克的上述論述和判斷中,我們可以看出,儘管這時他還沒有指名道姓地與凱恩斯商榷,但實際上已經向凱恩斯在《貨幣論》中所主張的政府實行銀行體系的貨幣金融管理、操控幷利用利率去影響投資率使投資與儲蓄相等的觀點,投射出了數支鋒利的“暗鏢”了。對于這一點,這本書的作者韋普肖特評述道:“哈耶克的講演,再次正中了聽衆的靶心,對凱恩斯主義的政府幹預理念(作者顯然還區分不開“theKeynesianeconomics”和“theeconomicsofKeynes”——韋森注),終于給出了一套令人信服的反駁。哈耶克表明,來自劍橋的藥方乍看起來似有道理,但實際上是邏輯漏洞百出。光有良好的意圖是遠遠不够的。用借來的錢投資,解决蕭條中經濟的綜合症,只會讓情况變得更糟。相反,哈耶克提出了自己冷靜的解决方案:忘了快速修復吧!令人感到不舒服的事實是,只有時間才能治愈失衡的經濟。要小心凱恩斯這種侃侃而談、說自己那一套能快速見效的醫生,因爲他們是騙子,是賣假藥的江湖術士。每一回操捷徑,都只會回到起點。沒有方便的出路,唯有足够的時間能帶來真正的復蘇。市場有其自身的邏輯,也有它天然的補救。他哈耶克是不給下藥的,因爲他跟凱恩斯不一樣,他不是政治投機分子”。
韋普肖特的這一大段話,顯然不是哈耶克的原話,而是他作爲一個記者和傳記作者的推斷、引申和演繹。但這大致應該是哈耶克當時的想法。
儘管哈耶克的英語發音一直不是很清楚,奧地利口音很重 ,他的4場講座在當時倫敦的經濟學圈子中還是引起了轟動。講座之後,時任倫敦經濟學院院長威廉·貝弗裏奇(SirWilliamBeveridge)勛爵特別欣賞哈耶克的觀點,也知道他的經濟學理論功底。 另外,他也真心“討厭凱恩斯,認爲凱恩斯是經濟學的庸醫”(見倫敦經濟學院創辦者SidneyWebb的夫人BeatricWebb的日記)。經與羅賓斯等教授商議,貝弗裏奇勛爵先是邀請哈耶克來倫敦經濟學院做一年的訪問學者,次年又提議讓哈耶克擔任當時在倫敦經濟學院閑置已久的“圖克經濟學與統計學講座教授”的終身教職。貝弗裏奇的這一提議得到了全票贊成,哈耶克則毫無保留地接受了這一教職。隨之,哈耶克與凱恩斯經濟理論論戰拉來了序幕。

從1928年哈耶克與凱恩斯第一次在劍橋見面,到1931年羅賓斯邀請哈耶克到倫敦經濟學院做4次講座期間,1929~1933年的世界大蕭條也正好爆發了,多年來深陷“英國病”的經濟更進一步陷入了這場大危機。凱恩斯本人在這次大蕭條中資産也損失慘重,個人資産投資幾乎全軍覆沒。從各種傳記資料看,這好像幷沒有影響凱恩斯一生的樂觀精神以及他的經濟學著述和廣泛的經濟與社會活動。1930年12月,他花費巨大精力而寫作了7年多的《貨幣論》以煌煌兩巨卷的形式出版了。
在《貨幣論》中,凱恩斯認爲經濟體內的物價是否穩定與經濟是否均衡,取决于投資與儲蓄是否相等,而投資與儲蓄是否相等,又取决于市場利率與自然利率是否一致。凱恩斯還相信,儲蓄與投資的背離,是當時英國持續了十幾年的經濟蕭條——常被人們稱作爲“英國病”——主要原因。由此他認爲,政府應該對銀行體系實行金融管理,操控幷調節利率,去影響投資率,使投資與儲蓄相等,最後使經濟恢復均衡。
這部讓凱恩斯耗時7年多的著作是在他一生中最繁忙的時間裏寫出來的。在這一時段裏,他一方面主編英國老牌的“權威期刊”《經濟學雜志》(The Economic Journal),又同時管著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的財務工作。這一期間,他還結了婚,買了房子,幷在金融市場上進行投資操作,還頻繁地參加政府的各種會議和各種社會活動。因此,這本上、下兩卷的《貨幣論》,他實際上寫得斷斷續續,前後幷不連貫。加上這部著作是貨幣理論和貨幣史兼論,內容涉及貨幣理論、貨幣史、銀行制度、銀行實務、物價指數、投資、以及國際金融等領域,體系十分龐雜,結構鬆懈,甚至前後觀點幷不一致。
這裏應該指出,儘管凱恩斯1928年在倫敦召開的那次有關商業周期的理論討論會上曾與來自奧地利的年輕經濟學家哈耶克發生過激烈的爭辯,但是繁忙、樂觀、學術觀點多變且寬宏大度的凱恩斯好像沒有任何記恨哈耶克的意思,反而在《貨幣論》中對哈耶克伸出了友好的“橄欖枝”。譬如,在《貨幣論》上卷第13章中,凱恩斯就曾兩次提到哈耶克,說“在德國和奧地利正在形成一個思想流派,這個學派可以被稱作爲魏克賽爾學派。他們提出的銀行利率對儲蓄與投資之間均衡的關係,以及這種均衡對信用周期的重要性,和本書的理論相當近似”。在一個注脚中,凱恩斯還友善地說:“可惜,當這些學者(指米塞斯和哈耶克——韋森注)的著作到我手裏的時候,我已經寫完這本書且要去付印了。如果這些學者的書能够在我思想發展的較早時期到我手中,同時如果我的德文不是如此之差,我會更多地參考這些學者的研究”。
另外,在這本書的“前言”中,凱恩斯本人也非常誠實且自謙地說了一些向讀者致歉的話:“當我校閱本書清樣時,深感其中大有缺陷存在。原先寫作本書時,我還一邊在做別的工作,前後花去了數年的功夫。我的思想在這一時期中逐步發展和改變,結果本書各部分相互之間幷不完全協調,結束時和開始時的看法相去甚遠。我恐怕這樣的結果會使本書中有很大一部分代表著我拋弃以往慣有觀念和尋求現有觀念的過程。有許多已被擯弃的觀念殘餘仍然參雜在字裏行間。因此,要是我重新寫作這部書的話,就可以好很多,也會更簡短些。但是,我還是希望能適當地把這本書就其現階段的價值貢獻給全世界,縱使這只代表著一種資料彙編,而不代表一本完成的著作,我也在所不計”。
儘管凱恩斯在書中對米塞斯和哈耶克貨幣和商業周期理論表示比較欣賞,向哈耶克伸出友誼之手,幷在“前言”中又如此真誠地向讀者的致歉,但是在1931年倫敦經濟學院院刊《經濟學人》(Economica)8月號雜志上所發表的一篇題爲“對凱恩斯先生的貨幣純理論的反思”書評中,哈耶克却較强烈和尖銳地批評了凱恩斯這部寫作了7年多的《貨幣論》,指責凱恩斯“完全忽略了魏克賽爾理論的一般基礎”。
在這篇書評(上篇)的一開頭,哈耶克先用奧地利紳士的禮貌態度贊揚了凱恩斯的許多成就,說“凱恩斯先生的任何著作面世,都必然是一件重要的大事情,所有經濟學家都懷著濃厚的興趣期待《貨幣論》的出版”。但說到這裏,哈耶克馬上話鋒一轉,用了一些帶有情感性的攻擊性詞語來批評這部著作:“《貨幣論》很顯然僅僅是知識急速發展中的一個轉瞬即逝的表達,無非只是一個嘗試而已,任何對它的高估都欠公平……”;“對歐洲大陸的經濟學家來說,這種研究方法幷不如作者所認爲的那樣新穎……”。在其後的分析中,哈耶克還在多處說,凱恩斯的“表述艱澀難懂,不系統,也不清楚……”,等等。在這篇書評的第一段最後,哈耶克對凱恩斯更是做了一些火藥味十足評論,說“無論這裏他是否取得了成功,也不管他是否受限于他在理解‘實際’經濟學中的那些基本定理——而任何貨幣理論只能成功地建立在其上——時投入的精力不足,正如他所必須附帶所僞飾地那樣,這些問題是須留待未來探討”。
接著,在第二段中,哈耶克則先是對凱恩斯說了一些正面的和奉承的話,說凱恩斯的“這樣一部著作,在理論上能激發人們的思考(theoretically stimulating),這是沒說的”。接著哈耶克還指出,儘管這部實際上未完成的著作是凱恩斯所匆匆推出來的,但在這部書中所提出來的一些建議,還是“真的具有革命性的”,“能引起廣泛的關注,這是毫無疑問的”。哈耶克還指出,之所以如此,是因爲凱恩斯在鼓勵學術研究和現實問題的洞見方面“建立起了幾乎無人可匹敵的、非常值得尊重的聲譽”,“這些建議是在一個學識淵博和現實知識均表現出來的具有杰出品質作者的文論中所得到闡釋的,幷且作者已經付出了最大努力,通過參考可用的統計資料而進行理論推理來證明的”。但在對凱恩斯本人工作和的觀點做了這些正面的評論之後,哈耶克筆鋒一轉,又開始批評凱恩斯這部著作的不足起來,說這部書如“艱深、晦澀、無章可循”、“太難懂了”、“誰也無法肯定自己是否正確理解了凱恩斯先生”,從而讓經濟學家同仁們很難判斷到底應該同意他的觀點和主張與否。
除了一開始就對凱恩斯這本書的寫作風格進行大量抨擊外,哈耶克隨後也在學理上對《貨幣論》進行了嚴肅的學理商榷,批評凱恩斯只是采用了魏克賽爾的一些概念,“而完全忽視了魏克賽爾的整體理論基礎,可他自己似乎又覺得有所欠缺,于是就坐下來鑽研出自己的另一套”。另外,哈耶克還責備凱恩斯對其和奧地利學派第二代傳人龐巴維克的資本理論幷沒有深究,說“倘若凱恩斯先生不但接受龐巴維克理論的一脉,而且熟悉了該理論本身的實質,這不是使他自己的理論任務更容易了麽?”。
這裏特別應該指出,儘管哈耶克在書評的上半篇(發表于1931年8月號的 Economica 上)中對凱恩斯時而商榷,時而贊揚,且時而用了些帶有一些刺激的甚至挑戰性的詞語進行評論,但通篇而論,哈耶克對凱恩斯的《貨幣論》的評論還是學術性的說理,而不是刻意地在“找茬”。尤其是書評的下半篇(發表于1932年2月號的Economica上),哈耶克一方面對凱恩斯的觀點進行深刻分析,幷做出一些直擊要害的評論,另一方面則不斷宣揚他在自己的《價格與生産》的4場講座中所闡述的他自己的貨幣與商業周期理論,或者說主要用自己的理論來批判凱恩斯的貨幣與商業周期理論。概言之,哈耶克與凱恩斯的論戰,完全是因爲學理上見解的不同而進行深入的理論探討,而不是像許多有關哈耶克和凱恩斯傳記的作者乃至這部著作的作者韋普肖特所錯誤地判斷和渲染的那樣,哈耶克這時與凱恩斯的論戰,主要是爲報答羅賓斯和貝弗裏奇的知遇之恩而故意向凱恩斯找茬挑戰的。如果是這樣來理解哈耶克與凱恩斯這場20世紀經濟學中“華山論劍”的理論對决,如果不是以“小人之心”來度“君子之腹”的話,那至少也說明這些傳記的作者到今天也沒真正弄明白哈耶克與凱恩斯到底論戰了什麽,更不能理解這場論戰在20世紀經濟學理論發展的巨大意義和深遠影響了。換句話說,哈耶克之所以向凱恩斯發起了理論挑戰,主要是因爲理念、學理和對現實經濟問題判斷上分析上的分歧所導致的,而不是源自他們二人之間乃至在與羅賓斯以及與貝弗裏奇四人之間個人的恩恩怨怨和情感不合。
這可以從哈耶克的分爲上、下兩部分的長篇書評再加一個對凱恩斯回應的簡短回答這總共多達50多頁的評論中的許多地方得以印證。凱恩斯《貨幣論》中最主要理論主張和學術觀點,在哈耶克的書評下篇第一段中被拎了出來。在第12章末尾,凱恩斯說:“如果銀行體系以一種方式控制了信用條件,使儲蓄等于新投資的價值,全部産品的平均物價水平便是穩定的,而且與生産要素的平均報酬率相符。如果信用條件比這均衡水平更寬鬆,物價就會上漲,利潤就會出現,……企業家就會爭相投資生産要素的服務,他們的報酬率則會增加,直到某些事情發生使實際的信用條件與它們的均衡水平接近。如果信用條件比均衡水平更緊,價格就會下跌,虧損就會出現,財富的增長就會慢于儲蓄的增長,其差額正好與虧損額相等。失業接著就會出現,幷會有一種壓力來减少生産要素的報酬率;直至發生某種變化使實際的信用條件與它們的均衡水平在整體上接近。”由此凱恩斯斷定,“繁榮與蕭條簡單說來就是信用條件在均衡位置上上下擺動之結果的表現”。
儘管哈耶克也同意凱恩斯根據魏克賽爾的銀行利率(市場利率)與自然利率背離來解釋現代市場經濟的商業危機的理路,但是他却得出了與凱恩斯完全不同的基本判斷和政策主張。
哈耶克首先認爲,凱恩斯關于銀行利率一般理論的闡釋,即通過貨幣供給的變動來影響價格和生産的思路,根本解决不了銀行利率與均衡利率是如何偏離的問題。他認爲,凱恩斯的論述和理解太過于簡單化了,因爲凱恩斯沒有看到,銀行利率的變動,首先影響的是固定資本的價值,而不是投資。哈耶克認爲,凱恩斯把這二者搞混了。哈耶克甚至認爲,“資本化(capitalization)幷不直接受利率的影響。更真實的情形是,利率和資本化均受一個共同的原因影響,即相對于這些生産資料需求而言的可用投資的生産資料的稀缺和富足程度。假如相應均衡利率變動而發生銀行利率變動,這只是[一個經濟體系內]相對稀缺的外在表現,而相對稀缺與利率的變動無關”。其次,哈耶克還認爲,“在儲蓄和投資之間出現非均衡的最重要原因,是有效流通的變化,而不是貨幣數量的變動,或者說僅僅在于流通速度的有效性”。應該說,哈耶克的這些思想都是非常深刻的,在學理上看來也是正確的。
根據這一點,哈耶克批評了凱恩斯的“救世”藥方,說凱恩斯“真正感興趣的,僅僅是變動現金流(money streams)從而變動價格水平。對他而言,好像從來沒有想到,人爲刺激投資,使其超過即時儲蓄,可能會引致生産的真實結構的非均衡,最後遲早遲晚導致一個猛烈的回跌”。基于他在《生産與價格》講座中的論辯理路,哈耶克還反復强調:“儘管‘過度投資’這個詞一次又一次的出現”,但這好像怎麽也進不了凱恩斯的腦子中去,使他認識到,“只要總收入减去儲蓄量超過消費品生産産出的成本,物價就會趨于上漲”。但是,這一短期的繁榮“只會維持到需求超過供給的情形,一旦需求停止增長,或者反過來在非正常利潤刺激下的供給一旦被需求趕了上來,繁榮就結束了。然後消費品的價格就會下跌到成本價,于是繁榮就終結了,……接著就會出現一次經濟蕭條”。
通觀哈耶克上下兩篇40多頁的書評,哈耶克主要是理性地進行說理,幷完全可以讀得出來,這上下兩篇書評中,哈耶克幾乎是竭盡全力地想讓凱恩斯接受他的論辯思路和結論,而不是僅僅是基于過去的某些傳記所描寫的那樣是基于某種情緒和報答羅賓斯和貝弗裏奇的知遇之恩而故意向凱恩斯吹毛求疵地找茬爭辯。
除了學理上的見解和結論完全相反外,也有另外一個原因引起了二人的理論衝突。由于凱恩斯和哈耶克二人在這個時候都實際上處在各自理論創新乃至孕育新的經濟學理論革命的初始階段上,爲了展示他們的思路和理論邏輯,他們都新創了一些前人都沒有使用過的一些經濟學術語和詞匯,且由于時間的緊蹙二人幷沒有很好地界定這些他們各自所新創的詞匯和術語,這就成了他們“三來一往” 的公開理論商榷中以及在他們以後的私人通訊中糾纏不清和各人要反復解釋的主要緣由。在凱恩斯方面,他在寫作《貨幣論》時,曾新創了許多新的概念,如“收入存款”、“生意存款”、“舊資本”、“新資本”、“舊資本存量”、“新儲蓄”、“新投資”、“資本品的水平分工”、“投資的價值”“投資增量價值”、“真實資本和借貸資本總值”、“儲蓄存款”(saving deposits)、“不活躍存款”(inactive deposits)、“需求存款”(demand deposits)、“流動性資産”、“非流動性資産”、“儲藏起來的貨幣”、等等。除了這些新創的術語他在《貨幣論》中幷沒有清晰的界定外,更爲關鍵的是,在凱恩斯醞釀他的新的革命性理論的這個階段上,他尚未成型的宏觀經濟學理論框架中的最核心的兩個基本概念“儲蓄”(saving——請注意,英文和宏觀經濟學中的這個概念幷不等于中文意義的銀行“存款”——即bank deposits)與“投資”(investment)及其二者的關係,他自己界定和闡釋得還不是很清楚,這就叫一般讀者乃至大多數經濟學家同行很難理解凱恩斯在講什麽、到底在主張什麽了;甚至連哈耶克這樣熟悉凱恩斯思想來源的魏克賽爾的學說和思想的人,也抱怨在很多地方根本不清楚凱恩斯在講什麽,尤其是指出他實在不理解“按照凱恩斯先生的思路爲什麽儲蓄與新投資總是相等”。
儘管如此,當時應該說最理解《貨幣論》理論論辯思路和問題的,還是哈耶克。而哈耶克這上、下兩篇和一個簡短回應的“兩劍一匕首”的商榷,在整體上是想在學術上指出凱恩斯理論的一些問題,幷試圖用他自己的貨幣與商業周期理論來說服凱恩斯,讓凱恩斯接受他哈耶克的觀點,或至少改正凱恩斯的理論錯誤。在這上下兩篇書評的最後,哈耶克總結道:“任何想通過信貸擴張來治愈危機的努力,不但只是把病症當病因來治療,而且可能通過延遲必要的真正調整而延長蕭條時期。就此而論,在1929年大危機後[西方各國政府]所立即采取的寬鬆貨幣政策沒有任何效果,就一點也不難理解了”。哈耶克接著總結道:“非常不幸,與許多其他當代經濟學家一樣,凱恩斯先生的這些治標不治本的藥方,却誤導了大多數人的注意力。這幷不是說他沒有爲治療這些次要病症提出了有價值的建議。然而,正如我在這一反思性書評一開始所指出的那樣,他忽略了更深層的‘真實’現象,使他不能對大蕭條更深層原因給出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
讀到哈耶克的這些評論,尤其是讀了在開頭那些“非常不客氣”甚至帶有尖刻批評詞匯的語句,當時正如日中天的凱恩斯先生自然大爲光火。據這本書的作者韋普肖特考證,凱恩斯讀了哈耶克長達26頁的書評,手裏握著鉛筆,越看越生氣,在刊物頁旁的空白之處寫下了34處反駁。比如在一處凱恩斯曾批注說:“哈耶克在讀我的書時,根本就沒有懷著善意,而作者有理由期待讀者的一定程度的這種善意。在他能做到這一點之前,他不可能明白我的意思,或弄清我到底是否正確。他顯然是對我吹毛求疵,但我搞不懂他這種情緒的原因何在”。
儘管如此,凱恩斯在1931年倫敦經濟學院院刊《經濟學人》(Economica)11月號一篇回應文章“貨幣純理論:回應哈耶克博士”,對哈耶克商榷文章的前半部分進行了說理和回應,幷用他那行雲流水般的英語進一步闡釋和解釋了他自己的貨幣與商業周期理論,幷不時用他那調皮甚至有些辛辣的文筆對哈耶克的商榷進行了不失語言尖刻地回擊。
首先,凱恩斯在文章第一段中就指出,儘管哈耶克博士在文章中信誓旦旦地說我的結論錯了,但幷沒有說明他所指的是我的哪些結論。針對哈耶克責備他說他讓人們很難把握這本《貨幣論》中的真正觀點,“也因而也讓人非常不容易來辨識出他論證的錯誤之處”,從而讓人很難不同意他的觀點,凱恩斯自我辯解說,哈耶克所斷言的他自己在這本著作中的“術語的混亂”幷不成立,也與他的中心論旨無關。凱恩斯在一開始還說:“我確實感到我幾乎無法說服哈耶克博士。這實際上不是由于我語言運用的問題,也不是因爲這遠非是一本完備的著作而使他有諸多困惑。這牽涉到一些更根本性的問題。在仔細閱讀過他的文章後,我確信無疑地知道他的問題在什麽地方”。
接著,凱恩斯指出哈耶克極大地誤解了他的結論,把哈耶克自己的觀點和理解强加給他,然後又反過來批評哈耶克自己在評論文章中術語混亂不清,說這無非是在“故意找茬”。在轉述了哈耶克在上篇書評中對他兩點批評後,凱恩斯把哈耶克在《價格與生産》中所提出的主要觀點拎了出來:“非常明顯的是:爲了達到現實資本的供求均衡,銀行的貸款不得多于或少于儲蓄存款的數量(包括節省下來加以儲藏的貨幣增加額在內)。這自然意味著,銀行無論何時都不應該改變貨幣的流通量。同時,一樣明顯的是,爲了保持物價水平不變,貨幣流通量必須隨生産量的增减而變動。銀行或則把現實資本的需求保持在儲蓄所限定的範圍之內,或則保持物價穩定;但他們却不能同時完成這兩個職能”。對于這一點,凱恩斯則明確指出,“我的分析與他的觀點尤爲不同。照我看來,僅僅是由于人們會改變他們的儲蓄率,或者企業家亦會改變他們的投資率,儲蓄和投資(如我界定的那樣)可以發生脫節,而沒有在銀行體系中改變‘貨幣中性’——如哈耶克博士所界定的那樣,因而,在經濟體系內部幷不存在一種自動機制使公衆的儲蓄率與企業家的投資率保持相等”;因而在凱恩斯看來,哈耶克只是固執地相信儲蓄大于投資只能用“不活躍存款”(inactive deposits)的增量來衡量,而凱恩斯他自己則相信他所新發明的等式S+Q=I,即儲蓄(S)加企業家的利潤(Q)總是正好等于新投資的價值(I)這一點。
接著凱恩斯還用他辛辣而活潑的文筆說哈耶克過于理論自信和固執己見,要讓他否定自己的理論幾乎是不可能的:“當他認爲我的結論與他的觀點不一致時,就是我說上千言萬語來證明他錯了,那也如向一隻鴨子背上澆水,它絲毫不沾”。針對哈耶克在上下兩篇書評文章中說他的《貨幣論》“艱深、晦澀、無章可循”、“太難懂了”、“邏輯混亂”,凱恩斯也用他那犀利的文筆,反過來嘲諷哈耶克的《價格與生産》是一本“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大雜燴”。
整體看來,儘管哈耶克想苦口婆心地說服凱恩斯讓他接受自己的理論有問題,在許多地方是錯的,幷試圖說服凱恩斯認同他哈耶克的理論,但是凱恩斯本人幷未有認真回答哈耶克所提出的問題,而是草草回應了這篇短文,幷在回應文章最後說:“我感到,在他[指哈耶克——韋森注]和我的思想之間,有一道厚厚的大霧之墻將我們分隔開來”。這場論戰,正好驗證了凱恩斯在後來所說的一句話:“在經濟學中,你不可能判定你的對手有錯;你只會讓他愈發相信自己。况且,即使你是對的,如果你自己的闡釋和說服力上有瑕疵,如果他腦子裏已經充斥了相反的概念,跟不上你向他展示的思路,你也不可能說服他。”。
哈耶克向凱恩斯發起的這場論戰,第一個回合就這樣匆匆草草地結束了。兩大經濟學高手的這場“倫敦-劍橋論劍”,大致可以歸納爲,哈耶克凝重地刺出了“兩劍”幷回扎了“一匕首”(對凱恩斯回應的回應),繁忙的凱恩斯匆匆回了“一槍”就匆忙退出了,而是讓他的一個信徒、意大利籍的經濟學家皮耶羅·斯拉法(Piero Sraffa)去與哈耶克繼續進行理論纏鬥。就連目睹幷參與了這場爭論的經濟學家、凱恩斯思想和生平傳記的權威解釋人哈羅德(Roy F. Harrod)在1951年出版的《凱恩斯傳》中也認爲,對于哈耶克的批評和商榷,凱恩斯的“回答是虛晃一槍的躲閃開了”。
對于這場論戰,這部著作的作者韋普肖特評價道:“偉大的凱恩斯和哈耶克的這場决鬥,是一場技術性的、模糊的、難以理解的,且脾氣暴躁的。這基本上是兩位重量級思想家的推理邏輯的角力(logical sparring)。哈耶克堅信,經濟作爲一個整體是非常難以認識的,只能從市場中個體間的互動中去部分地理解。而凱恩斯……則相信,一個經濟體最好從一個大的圖景中來認識,即從自上而下地來考察諸如供給、需求、利率這些經濟構成要素的總量來觀察。哈耶克卡在了現在所知的‘微觀經濟學’的思維上,著眼于成本、價值這些不同的經濟構成要素;而凱恩斯却正朝著思考經濟運行的新思路上醞釀著突破:宏觀經濟學,即把經濟視爲一個整體的來理解”。應該說,作者這裏對哈耶克與凱恩斯大論戰的理解是傳統的思路,即基于現有的宏觀經濟學教科書的表皮理解。而更深層的認識是哈耶克的學生、且一生堅持哈耶克和奧地利經濟學分析理路的經濟學家路德維希·拉赫曼(Ludwig M. Lachmann)在後來提出來的。拉赫曼曾指出:“更敏銳的人會認識到,他們正在見證經濟世界中兩種不可調和的觀點的衝突。不怎麽敏銳的人只會迷惑不已,不知道論辯雙方在吵什麽。這幷不是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普通的央格魯-撒克遜經濟學家之間的一場爭論,而是經濟思想史上兩大流派之戰所打響的第一槍”。

對哈耶克細讀過他的《貨幣論》後而提出的周詳、深入而十分尖銳的商榷與挑戰,凱恩斯則只是敷衍地回了一槍,就沒再繼續討論下去,這一事實既不說明凱恩斯弃甲而逃,也不是說明他對哈耶克的批評不重視,而是他在梳理自己的思想,在不斷明晰他自己的理論,或者說在哈耶克的步步緊逼的批評與商榷中進行新的理論創新。正如目睹過這一場論戰的《凱恩斯傳》的作者哈羅德所言:“如果凱恩斯只須應付他的批評者的刺激,那末他無疑有責任重新起草《貨幣論》中的某些部分一遍使他的那些論點更充實而且清晰。然而,當時他的思想正在前進。他在探索與簡易化一般法則。他再次進入了一條漫長的隧道,幷最終帶著《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從隧道中走了出來(1936年)”。
現在看來,哈耶克對凱恩斯《貨幣論》的抨擊與商榷,無疑刺激了凱恩斯去進一步理清他自己的思想和術語,去寫作《通論》這部20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著作。因此,我個人判斷,如果說哈耶克對凱恩斯的理論論戰不是凱恩斯寫作出《通論》的原動力的話,也是最重要的推動力或言促動力量,或至少我們今天可以認爲,凱恩斯在《通論》中所形成和闡發出來的最主要的經濟學思想,是在哈耶克的步步緊逼式的商榷和批評下逐漸形成和明晰出來的。根據這一點,我近幾年來一直認爲,凱恩斯的《通論》很大程度上是哈耶克與凱恩斯論戰的結果,或至少可以說,哈耶克與凱恩斯的經濟理論論戰,催生了凱恩斯的《通論》這部20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著作。
我的這種判斷,可以從《通論》的整個文本中多處可以解讀出來的。在《通論》序言中,凱恩斯開篇第一句話就說:“本書主要是爲同行經濟學家們所撰寫的。……我的意圖是想使辯解和爭論儘量少一些”。他還在第一段中明確說:“如果使分歧明確化,我在爭論中的文字太過尖銳,那麽,我必須請求原諒”。在已經清楚地知道之前發生的哈耶克與凱恩斯的理論論戰的情况下,現在我們自然會理解凱恩斯這裏的話是說給誰聽的了。在“序言”中,凱恩斯還實際上在向哈耶克的批評和論戰致意:“撰寫這樣一本書,筆者沿著陌生的道路摸索,如果想要避免過多的失誤,他必須極度依賴批評和對話。如果一個人單獨思考太久,什麽愚蠢的事情都可以信以爲真了”。從這些話中,我們能讀得出來,凱恩斯在撰寫《通論》時,一直是把哈耶克的商榷和論戰的觀點作爲他的寫作的潜意識和論敵之中。對于這一點,《凱恩斯大戰哈耶克》的作者韋普肖特也體感到了:“《通論》隱含著對哈耶克及其同道所下的戰書(invitation),希望他們就此做出回應”
不僅如此,在寫作過程中,凱恩斯在很多地方對哈耶克的經濟理論和“古典學派”的觀點進行了尖銳的批評,尤其是對米塞斯、羅賓斯和哈耶克的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理論進行了“一輪無情的攻擊”,這也間接說明,《通論》的寫作、凱恩斯思想的明晰化和理論進展,均與哈耶克對他的理論批評與商榷有直接的關係。根據哈羅德的回憶,到1934年底,《通論》的初稿就完成了,在次年進行修改,幷與評論家門進行廣泛聯繫,“他虛懷若谷地接受種種建議,不辭勞苦地對大家所提出的疑點詳盡做答;凡有歧見之處,則努力長篇論述加以解釋,這令批評者們心悅誠服”(Harrod,1951)。儘管如此,據哈羅德的回憶,在看完初稿之後,一些經濟學家朋友還對凱恩斯對哈耶克及其同道的嚴厲攻擊大感震驚,多次勸說凱恩斯不要太針對個人:“我所做的主要努力在于减弱他對‘古典’學派的攻擊的烈度。……在我看來,這一斷言使他的批判有過猶不及之虞,將釀成巨大的騷動幷引起無關宏旨的爭論”。
儘管哈羅德等經濟學家曾努力勸說凱恩斯不要在《通論》中對古典經濟學家(如馬歇爾、埃奇沃思、庇古)以及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米塞斯、哈耶克和羅賓斯進行激烈的攻擊,但在《通論》的第二稿中,乃至在1936年出版的《通論》中,我們今天可以處處讀出他對哈耶克的經濟學觀點和商榷的批評甚至某些嘲弄。譬如,在《通論》第三章中,凱恩斯說:“傳統經濟理論的衆所周知的樂觀主義,已使經濟學家們被看成是甘迪德(Candide)式的人;他離開了現實世界來耕種自己的園地,幷且教導人們,只要聽其自然,在可能的最美好的世界中的一切都會走向最美好的路徑。我認爲,這種狀態可以歸之于他們忽視了有效需求的不足所造成的對經濟繁榮的障礙。在古典經濟學派所假想的社會中,顯然會存在著資源最優使用的自然趨勢。古典理論很可能代表我們的經濟應該運行的方式。但是,把現實世界假設爲這樣,就等于把我們的諸多困難給假設掉了”。很顯然,凱恩斯這裏是把哈耶克及其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家比喻爲一種甘迪德式的人物,幷從而也解釋了他自己的經濟學與這些古典經濟學家和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不同。
在其後,談到哈耶克在與他爭論中談到的“自然利率”即“中性的”和“均衡的”利率以及“强迫儲蓄”等概念和思路時,凱恩斯甚至尖刻而調皮地嘲弄道:“野鴨子已經潜入到水底,深入到它力所能及的地方,幷且緊緊咬住水草、鬚根和水底的一切垃圾不放,因此需要有一隻聰明异常的狗潜入到水中,重新把它撈上岸來”。凱恩斯對哈耶克以及他所謂的“古典學派的經濟學家”的譏諷,也是真够形象和辛辣的!
當然,凱恩斯這位英文語言和思想大師,幷不僅僅限于打這種文字筆墨仗,接著他道出了他的經濟學理論的一個非常深刻的思想:“由此可見,傳統的分析是錯誤的,因爲它未能把[經濟]體系(system)的自變量正確地分離出來。投資與儲蓄是爲[經濟]體系所决定的因素,而不是决定經濟體系的因素。它們是經濟體系中的决定因素的後果;這些决定因素是消費傾向、資本邊際效率曲綫(或表)和利息率。這三個决定因素本身確實是複雜的,而且每一個因素都會由于其他兩個因素的變動而受到影響。但是,在其數值不能被相互推算出來的意義上,三者均是自變量。傳統的分析覺察到儲蓄取决于收入,但它却忽視了收入取决于投資這一事實……”。凱恩斯就是這樣在不時的嬉笑怒駡中來闡釋他的嚴肅的經濟學理論,這確實是一般常人所做不到的。
如果細讀《通論》,也許會發現,凱恩斯在整個文本中提到哈耶克的名字幷不多,總共只有4~5處,且每次提到哈耶克,凱恩斯也總是客氣地稱呼他爲“哈耶克教授”,幷在三處與米塞斯和羅賓斯一起講哈耶克的觀點。故也許有人由此會認爲,單就這一點來看,說哈耶克與凱恩斯的論戰催生了凱恩斯的《通論》這部20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著作或許言過其實。當然,單從字面上來看,凱恩斯在《通論》中與哈耶克觀點正面商榷的,大約只有3處。然而,只有深入瞭解哈耶克與凱恩斯的上下兩篇的商榷文章和凱恩斯的回應的背景和其中涉及的問題,才能解讀出整本《通論》都好像自始自終均是在與哈耶克進行深入的理論論戰這一點。在當今世界經濟思想史學界,好像幷沒有多少人能够認識和體悟到這一問題。
我們先來看一下凱恩斯在《通論》中是如何與米塞斯、哈耶克和羅賓斯進行正面商榷的。在第14章的附錄最後一節,凱恩斯指出:“馮·米塞斯教授提出了一種奇特的利息理論;該理論爲哈耶克教授所接受,我認爲它也爲羅賓斯教授所采納。這一理論是:利息率的改變也就等同于消費品價格與資本品價格的相對變動。這一結論是如何得出來的幷不清楚。但是,其論證似乎遵循下列方式來進行:通過某種异常簡單化的方法,新消費品的價格和新投資品的價格之間的比例被認爲是可以衡量資本邊際效率。這一比例又等同于利息率。根據利息率降低有利于投資這一事實,因而他們得出消費品價格和投資品價格之間的比例降低也有利于投資”。凱恩斯接著指出:“通過這種辦法,一個人的儲蓄與投資總量增量之間的關係就被建立起來了。人們普遍認爲,個人儲蓄的增加可以造成消費品價格的下降,而下降的幅度很可能要超過投資品價格的下降幅度;因此,根據上述推理,降低利息率會刺激投資”。凱恩斯還認爲,“當然,某些資本資産的邊際效率下降,從而整個資本邊際效率曲綫的下降,與上述論點正好有相反的作用。其原因在于,資本邊際效率曲綫的上升和利息率的下降都能刺激投資。由于把資本邊際效率與利息率混淆在一起,米塞斯教授和他的門徒們恰好得出了與正確結論相反的結論”。
到這裏,我們還可以看出,哈耶克與凱恩斯的爭論,實際上仍然還是沿著魏克賽爾的自然利率與實際利率(到《通論》階段,凱恩斯本人已經不再使用“自然利率”這個魏克賽爾式的概念了,而是用“資本邊際效率”來替代之,這是一個重大的改變)的關係進行爭論。說白了,到這時候,尤其是在1929~1933年的大蕭條發生後,米塞斯、哈耶克和羅賓斯仍然從理論上堅持不要人爲幹預市場經濟的自然運行,尤其是不要人爲操控利息率來錯配資源,導致資本品需求的擴張,人爲製造過度投資和短期繁榮;而凱恩斯這時則全力思考如何在短期內通過增加貨幣供給和降低利率來刺激經濟,從而把各國經濟從大蕭條中拯救出來。實際上,就連凱恩斯本人也清楚他的分析理路注重短期而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經濟理論注重長期這一點。譬如,在前面評論米塞斯、哈耶克和羅賓斯的簡單邏輯推理後,他在一個注脚中寫道:“如果我們處于長期均衡狀態,這可以在特殊的假設條件下得以成立。但是,如果所涉及的價格是蕭條狀態的價格,那末,認爲企業家在形成他的預期時會假定價格永久不變這一簡單化的辦法肯定不符合事實”。
在後邊第17章,凱恩斯又對他在《貨幣論》中的觀點進行了反思,幷進一步與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觀點做了區別。他說:“在我的《貨幣論》中,我把我意圖中的唯一利息率稱之爲自然利率,幷且對它下了定義——用我在《貨幣論》使用的名詞來說,即能使儲蓄率和投資率相等的利率。我當時相信,我的定義是魏克賽爾的‘自然利率’的發展和明確化。按照他的說法,自然利率是能保持沒有被他很明確地加以界定的價格水平穩定性的利息率”。接著,凱恩斯還進一步解釋道:“然而,我在當時所忽視的事實是,根據這個定義,任何社會在每一就業水平上都會有一個不同的自然利率。同樣,相對于每一數值的利息率,都存在一個使該利息率成爲‘自然率’的就業水平;其含義是,在該自然利率和就業水平上,經濟體系處于均衡狀態。就此而論,不管就業水平如何,來談論自然利率,或根據上述定義就可得到唯一的利率,這本身就是錯誤的。在當時,我還沒有懂得,在一定情况下,經濟體系可以處于小于充分就業的水平”。基于這一反思,凱恩斯明確地講述了他在《通論》中的新理論發展了:“我現在認爲,過去被我當作在學術發展上似乎是最有前途的‘自然’利率概念,對我們現在的分析來說不再是很有用和具有多大的重要性。它不過是維持現狀的利息率,而一般來說,我們對維持現狀本身幷沒有多大興趣”。
從這長長的三段話中,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出凱恩斯本人相比《貨幣論》階段上在《通論》中的理論進展,也另一方面印證了正是與哈耶克的理論大論辯,促使他完成了他的理論的革命性的轉變,即從對魏克賽爾式的“自然利率”的概念分析轉向對“資本邊際收益率”的分析和重視。
在完成這一根本性的理論轉變後,凱恩斯最後非常明確地表述道:“我相信,經濟周期最好應被當作系由資本邊際效率的周期性變動所造成的;當然,隨著這種變動而到來的經濟體系中的其他重要的短期變量會使經濟周期的情况而變得更加複雜和嚴重”。沿著這一思路,凱恩斯構建了他的經濟周期理論:“對危機的更加典型的而且往往是更加决定性的解釋在基本上幷不是利率的上升,而是資本邊際效率的突然崩潰”;“正是由于資本邊際效率的崩潰,所以蕭條才如此難以治理。……要恢復資本邊際效率幷不那樣容易,因爲資本邊際效率在目前系由無法控制的(uncontrollable)和不服從的(disobedient)工商業界的心理狀態所决定。用普通語言來說,在個人行爲自己作主(individualistic)的資本主義經濟中,信心的恢復遠非控制所能奏效”。
由此凱恩斯得出了他的政府幹預市場的基本思想:“在自由放任的條件下,除非投資市場的心理狀態使自己做出毫無理由這樣做的巨大逆轉,要想避免就業量的劇烈波動是不可能的。我的結論是:安排現行體制下投資的責任絕不能被置放在私人手中”。凱恩斯還具體解釋道:“有鑒于資本邊際效率日益爲甚的下降,我支持旨在由社會控制投資量的政策;而與此同時,我也支持各種提高消費傾向的所有政策。其原因在于,在現有消費傾向下,不論我們對投資采取任何措施,想維持充分就業均是不可能的。因而,存在著用兩種政策同時操作的空間——既促進投資,同時又促進消費。”。
到這個階段上,主張政府在經濟蕭條中應主動通過積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來幹預經濟,使經濟體系中從蕭條中復蘇的凱恩斯經濟學理論和政策主張就基本形成了。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節選自作者新著《重讀哈耶克》,近期由中信出版社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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