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30日 星期四

非典型創業日誌(一)【創業】

【編者的話】一個典型的知識分子把自己變成一個商業創業者的過程是怎樣的?一個寫作者又如何看待自己創業的過程? FT中文網專欄作家許知遠推出系列《非典型創業日誌》,為讀者用第一人稱講述自己的新歷程,他內心的矛盾、分裂與興奮。

星期二(10月28日)

我把兩本書夾在了車後座。不到兩個月,這輛鳳凰自行車已被騎得破損,右腳蹬子只剩下一個軸。

夜晚時關上店門,獨自騎車回家卻是最愜意的時光。我覺得自己常陷入無意義的忙碌、亢奮,在那個滿牆爬山虎的、由昔日的圖書館改造的辦公樓裡,我很少獲得寧靜與真正的智力刺激,哪怕是暫時的。但我又捨不得離開,那種親密的喧囂有股特別的魅力,它令你迴避自我。

這兩本書也代表了我內心的分裂。一本是托尼•朱特的《責任的重負》,它是我迷戀的、也習慣的主題,知識分子該如何在歷史中堅持自身的智識的、道德的責任,他既不該被現實的政治權力、也不該被群體的意識形態所左右,他應該堅定地遵循個人的、誠實的聲音。不管是這本書的作者,還是書中的三位主人公——布魯姆、加繆、阿隆,都是我心中最理想的知識分子,他們是亢奮中的冷靜,是頹敗中的激情,既是永遠的局外人也是持續的介入者。



記得是2008年春天,我第一次讀到托尼•朱特。在維也納的莎士比亞書店(賣書的老婆婆說,他們與巴黎那家沒什麼關係)裡,純粹出於偶然,我買了他的那本重思20世紀的文集。接下來幾年中,他成了我知識上的偶像。他的論述與關懷似乎將我心中朦朧興起、卻仍曖昧不明的東西指明出來。我喜歡他在公共事物與個人情緒之間的微妙平衡,對更大的歷史敘述與意義的追尋,同樣重要的是,他在這敘述中的不屈不撓的道德聲音。這道德當然不同於我在成長中不斷遇到的那個被扭曲的、抽空的“道德”,而是基於個人良知的行為準則。但或許最吸引我的,是他對他者的同情之理解,在這理解背後,是對所有既有常規、陳辭濫調的厭惡。在他恢宏、魅力四射的《戰後歐洲史》中,他把整個東歐帶入了敘事,而之前,歷史學家們對於1968年的巴黎學生大書特書,卻忘記了布拉格才是真正意義的反抗。

另一本是布拉德•斯通(Brad Stone)的《一網打盡》,關於亞馬遜公司的商業傳記。不過二十年,這家公司發展成一個無法形容的龐然大物,入侵到我們生活的每一個領域。有時候,在辦公室閒蕩、看著那些年輕的同事時,我也不禁心生好奇,我們將上演怎樣一個變形記。

單向空間不再是一家書店,它要變成一種新的生活方式的定義者。但到底該怎樣定義,又該怎樣具體實現這抽象的概念?白天,我翻過這本書,唯一記得的片段是,貝索斯對他的員工很糟糕,為了節約成本,禁止他的倉庫管理員開空調。

托尼•朱特既代表著安全,也代表著焦慮,他的腔調與立場讓我進入熟悉的空間,但似乎也在提醒——我是不是在逃避這“責任的重負”。對於一個知識分子,這可是一個嚴酷的考驗時刻,對我這一代人來說,恐懼從未這樣鮮明過,而荒誕也從未如此赤裸裸過。以至於,你根本不知道如何去駁斥了。一場大規模的內心流亡似乎已不可避免。但問題是,你有足夠的內心空間讓自己逃避嗎?你常常發現,你的內心要么空洞不堪、要么不過就一堆雜亂的垃圾。

那麼亞馬遜呢?對我來說,它意味著逃避,還是一種嶄新的探索。道德上的失敗,也常是經濟活動的順滑劑, 1992年上演過一次。不過,聊作慰籍的是,巴爾扎克可是把很多時間投入開辦印刷廠中的,在當時,印刷業正是不折不扣的高科技。每次創業失敗,巴爾扎克就回到書桌前,老老實實寫作,用稿費還債。

更有可能,我既沒有嚴肅的道德立場、也缺乏足夠的創作才能,很容易就因時代際遇的轉變,投入新的興趣中……

這兩本書躺在書桌上,我一頁也沒翻,它們似乎都代表了讓我厭倦、難以理解的世界。明天,我還會帶著它們去上班。

星期三(10月29日)

“強盜資本家(Robber Barons)”。我記得是馬修•約瑟芬森發明了這個詞。大約是1934年時,他以此為名寫了一本書,總結19世紀下半葉開始的美國“鍍金時代”。

在整整半個世紀裡,美國人捲入瘋狂的金錢遊戲,而一批巨富因此崛起。在石油業,出現是洛克菲勒,在金融業,他是JP•摩根,在鋼鐵業則是安德魯•卡耐基,更不用說斯坦福、古爾德這一群人。他們用一代人功夫,積累了令人瞠目結舌的財富。他們是美國人崇拜、也是詛咒的對象。

1934年似乎是一個恰當的總結時刻。華爾街已經崩潰、美國陷入大蕭條、這瘋狂的金錢遊戲被迫中止。一種新精神正在興起,雄心勃勃的青年人湧入華盛頓,他們被“新政”的政治與社會理想吸引。而在約瑟芬森的眼中,這些億萬富翁可不是他們自己標榜的那樣全憑個人意志與能力的超人,而是殘酷的掠奪者,非道德的、不成比例地佔據了社會財富。但這個詞“強盜資本家”很快失去了它的道德譴責維度,他們被稱作美國第一代億萬富翁,是​​美國實力興起的象徵,他們還把自己的財富轉變成社會進步的力量,建造了大學、圖書館、美術館、基金會。

在看到新一期的中文版的《福布斯》雜誌時,我忽然想起了約瑟芬森的比喻。

馬雲、李彥宏、馬化騰,他們分別以195億美元、147億美元、144億美元,成為中國最富有的三個人。在一幅漫畫上,他們三人的畫像被並列在一期,像是對百元人民幣的戲仿。

在他們的獲取財富的規模與速度上,他們既與硅谷的同代人相似,但在其歷史轉變中的位置,更與“強盜資本家”相似。他們都在中國進行巨大轉型過程中脫穎而出的,他們是中國這個“鍍金時代”的國王。倘若你看到1880年代美國人對於石油、鐵路的巨大的崇拜,你一定可以在對所謂BAT令人生畏的崇敬感到相似的東西。

我目睹了這財富的戲劇性膨脹。

大約12年前,我在復興門的一家咖啡店裡見到馬雲。彼時,阿里巴巴似乎仍是一家積極獲取市場知名度的南方企業,馬雲很願意坐下來和一個願意了解他的記者聊上一陣。我對他的印象頗佳,記得他對抽象化的問題很有興趣,口才好得你不忍心打斷他。不過,阿里巴巴是做什麼的,我總認定它不過是義烏的小商品市場的另一種升級。

似乎是在2007年春天的東京,我第一次見到李彥宏,他正在拓展日本百度的業務,在新聞發布會上,他與索尼的出井伸之並肩而作。這真是歷史性的一刻,日本企業在四十年前拓展到世界,中國在走上類似的道路嗎?李彥宏給我的印象驕傲、冷漠、封閉,他一點也不像我期待的北大畢業生的開放性。我從未見過馬化騰,不過一直對QQ這樣的產品心中不屑,它適合於縣城中那些百無聊賴的少年人,而不是21世紀的現代都市。

我對他們心生懷疑。這既像是一個人文主義者對物質與技術的天然排斥,認定他們是“野蠻人”,也多少是對他們贏得的廣泛關注的某種嫉妒。當我在2001年進入新聞界,心懷的是20世紀初的進步主義的記者與知識分子的夢想,他們將在一個躍升入全球舞台、向現代國家轉變的中國扮演思想與批判的角色,參與重塑這“中國精神”。

如今,我感到挫敗嗎?在物質與技術戲劇性擴張的10年中,這思想與批判的舞台沒隨之而起,反而萎縮了。我們這一代人,我曾期望的正是“迷惘一代”的中國對應,他們宣稱自己的失落、其實卻是時代中心。但如今發現,更相像的類比是1890年代的美國作家與記者。按照文學批評家Larzer Ziff的說法,他們才是真正的“迷惘的一代”。

在一個高度物質化、民粹化、迅速變遷的時代,他們發現自己被時代弄得疲於奔命,他們不能向之前的文學前輩一樣生活於一個自足、典雅的文學氛圍中,他們在這個生機勃勃、卻常常粗鄙不堪的時代裡焦躁難耐,缺乏才華與耐心建立自己的內在秩序。這一代人中幾乎都被淹沒於歷史的洪流中了,他們的可憐探索只能等待日後的歷史學家挖掘。

這像是無力者的自憐之詞?我承認,我開始被這股洪流吸引。以這BAT三家公司為代表,一個不一樣的中國的確在誕生。如果我沉浸於習慣的政治與道德視角,一切都限於停滯、甚至倒退。但倘若換上另一個視角,你的確看到一個更加多元、開放、獨立、自由的群體的出現。社會進步,不再是習慣性的那股孤立知識分子與僵化政權、冷漠的公眾間的緊張關係(19世紀俄國知識人創造了這一傳統),而變成了更多樣的社會力量的製衡。

這可能不過是一種托詞,我承認自己在這個時代面前的無力,開始用它認定的規則自我證明、自我說服。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本文責編霍默靜mojing.huo@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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