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30日 星期六

偉大的天才是怎樣犯錯的【書評】

這篇評論最厲害的地方是 : 他其實是一個負評。而論者,在最後結論顯示這點,但在前述99%內容,給予公允的介紹。

我看到中間就發現錯誤了,達爾文以降,老實說,他們能不尊重同時代的理論與證據水準嗎? 除了 開爾文
勛爵  嫌疑較大外,其他科學家都偏向  魔鬼的錯誤假設,說輕率,就太嚴重了

亞馬遜來勢洶洶,進入在線藝術拍賣市場【拍賣】

梅爾文·索科爾斯基(Melvin Sokolsky)的《在紐約上空》(Over New York)。


紐約畫廊售出千萬美元大師油畫竟是偽作

波洛克的《無題》(Untitled)是被偽造的畫作之一。一個完全不知名的人物模仿最先鋒的抽象表現主義藝術家繪出的贗品,是如何愚弄鑒定家和客戶的,至今依然是個謎。


羅賓·威廉姆斯憶一個瘋子般的良師益友【幽默】

喬納森·溫特斯(坐着的那位)和羅賓·威廉姆斯以及帕姆·道伯(Pam Dawber)在喜劇《莫克和明迪》中。
ABC, via Photofest
喬納森·溫特斯(坐着的那位)和羅賓·威廉姆斯以及帕姆·道伯(Pam Dawber)在喜劇《莫克和明迪》中。

中國獨立影像,在紅線與黃線之間紀錄現實【電影】

桑迪·杜博夫斯基(中)和CNEX的程樂兒在北京與電影人交流。杜博夫斯基曾執導2001年上映的《同性戀的戰慄》。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桑迪·杜博夫斯基(中)和CNEX的程樂兒在北京與電影人交流。杜博夫斯基曾執導2001年上映的《同性戀的戰慄》。

2013年11月29日 星期五

隱性台灣/在台北生活



台北小隱之好25注
台北曾經是很喧囂的城市,但在過去二十年間台北人學會了安靜,在咖啡館輕聲細語,街頭汽車也甚少按喇叭,餐館裡少人大聲說話划拳吃酒……

2013年11月28日 星期四

《麥田裡的守望者》作者將有遺作問世【文學】

《麥田裡的守望者》作者將有遺作問世

J·D·塞林格的一部新紀錄片,他死於2010年,死前留下指示再發表至少5部更多的作品。
Weinstein Company
J·D·塞林格的一部新紀錄片,他死於2010年,死前留下指示再發表至少5部更多的作品。

洛杉磯——將於下周面世的一部電影和一本書顯示,J·D·塞林格(J. D. Salinger)的出版生涯可能遠沒有結束。
塞林格於2010年去世,享年91歲,他是一位產出極少的傑出作家,巔峰作品是1951年出版並獲得巨大成功的小說《麥田裡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
這張J·D·塞林格於1953年在新罕布殊爾州科尼什與他好友威廉·馬克斯韋爾的妻子埃米莉·馬克斯韋爾在一起的照片,將出現在即將上映的新紀錄片和新書中。
  • Story Factory, via Associated Press
    這張J·D·塞林格於1953年在新罕布殊爾州科尼什與他好友威廉·馬克斯韋爾的妻子埃米莉·馬克斯韋爾在一起的照片,將出現在即將上映的新紀錄片和新書中。
但是以「塞林格」為名的一部即將上映的紀錄片以及一本配套的書卻有理有據地指出,塞林格曾指示他的遺產執行人至少再為他出五本書,其中一些是全新作品,另一些則是過去作品的延續,他希望這一系列書籍最早從2015年開始出版。
這些作品中的多數是在2008年塞林格將他所有作品委託給一個信託機構來管理之前完成的,將極大地豐富塞林格的遺產。

根據這些說法,其中一部稱為《格拉斯家族》(The Family Glass)的文集將在以前出版的有關格拉斯家族的短篇作品的基礎上再增加五部新的短篇小說,塞林格在其作品《弗蘭妮與祖伊》(Franny and Zooey)一書中描述了格拉斯家族。這些說法出現在了上周的一些採訪和對紀錄片及新書的預告中。

另一部作品則包括了《最後與最優秀的彼得潘》(The Last and Best of the Peter Pans)的修訂版,這部短篇小說為人們所熟知但卻沒有出版,在這部作品中,它將與一些新的短篇小說和已有的關於考爾菲德(Caulfield)的作品集 合在一起,其中包括《麥田裡的守望者》。據說新書中會有一本以多個故事形式展現的吠檀多(Vedanta)宗教哲學「手冊」,塞林格對這一教派有很深涉 入;一部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背景的、基於他第一段婚姻的長篇小說;以及一部以他自己的戰爭經歷為模型的中篇小說。

幾十年來,一些與塞林格有接觸的人都表示,塞林格一直筆耕 不輟,雖然他在在《紐約客》(The New Yorker)發表《哈普沃茲16,1924》(Hapworth 16, 1924)後就沒再出書。但是之前沒人曾如此詳盡地公開表示,塞林格留下了大規模的遺作出版計劃。

這部紀錄片由謝恩·薩萊諾(Shane Salerno)導演。薩萊諾花了9年時間進行調查和影片的拍攝,該片將於9月6日由溫斯坦影業(Weinstein Company)發行,並將在未來由PBS在其「美國大師」(American Masters)系列中播出。配套的書由薩萊諾和戴維·希爾茲(David Shields)共同撰寫,將於9月3日由西蒙與舒斯特(Simon & Schuster)出版。

周六,薩萊諾在他位於洛杉磯的辦公室接受了採訪,他的桌子和架子擺着上從未出版過的照片、數以百計的信件,甚至一部由塞林格終身的朋友、已去世的戰友保羅·菲茨傑拉德(Paul Fitzgerald)手寫的二戰日記。

「如果那不算是密友,我不知道什麼算是密友了,」薩萊諾說。

薩萊諾說,他對這些出版計劃的認識是在他調查的「後期」形成的。

這部書和電影在描述出版計劃的時候均引述了兩個匿名的消息源,書中稱這兩人是「各自獨立、互不相關的」。薩萊諾拒絕詳述,只是說這兩人並不相識,但都了解出版計劃。

薩萊諾談起新書中談及出版計劃的標題為「秘密」(Secrets)的總結部分,「最後一章的可信度可從之前的571頁中體現出。」薩萊諾說,他起初與塞林格的家庭成員有一些合作,但他們後來不再支持他的計劃。

塞林格向來以維護隱私著稱,而在推廣時,發行方稱這本書和 這部電影將對塞林格的生活有所揭示。上周,溫斯坦影業以及西蒙與舒斯特出版社開始了一項推廣活動,其中展示了一幅塞林格的海報圖片,圖中塞林格把一隻手指 放在唇邊,上方還寫着一句警告:「揭示神秘但不要破壞秘密!」這本隨電影出版的書有698頁,是以一種口述歷史的風格寫成的,其中包括了對幾十個人採訪的 文位元組選,這些人因此項目接受採訪。

西蒙與舒斯特公司的出版人喬納森·卡普(Jonathan Karp)在上周六接受採訪時表示,這本書是一個「重大的新聞壯舉」。

「他確實依靠了一些匿名消息來源,我也與他談過了這一點,」卡普說。「我相信他取得的信息是有力的,所有記錄下來的信息都是無懈可擊的。」

卡普在談到對未出版手稿的「重大披露」時說,「如果這會發生,當它發生時,我希望這會成為出版界今年內——甚至是十年內——最大的事件之一。」

雖說有些違背常規,但電影和書一起講述了一段非常詳細的人 生旅程,探索了一位作家的生活,他曾經參與了二戰期間盟軍的諾曼底登陸,在反間諜部隊服役期間,他還是最早進入考費林格IV(Kaufering IV)死亡集中營的人之一,他遭受了精神崩潰,然後與德國人妻子西爾維婭·韋爾特(Sylvia Welter)回到了美國,並在那裡獲得了文學聲譽。

書中有一些內幕曝光格外吸引人,其中包括薩萊諾和希爾茲提供了塞林格第一任妻子韋爾特的一些鮮為人知的細節和照片,她是一名在二戰後嫁給他的德國公民。當時是1945年,塞林格擔任反間諜部門特工,調查藏匿的納粹分子。

但這本書記錄了一些韋爾特生活的可疑線索,表明她可能是一名蓋世太保的線人,這種可能性是在戰後由塞林格的朋友們提出。這場婚姻不可能持續下去。在這對新婚夫婦回到塞林格在紐約的家幾周後,「她在早餐盤子上發現了一張返回德國的機票。」

對於薩萊諾來說,幾乎同時發佈電影和書把他帶到了事業的高峰,遠遠超過了他作為電影《野蠻人》(Savages)和即將上映的《阿凡達》(Avatar)系列續集的好萊塢編劇的身份。
薩萊諾說,他估計未來作品的出版商不見得就一定是出版了《守望者》的利特爾與布朗(Little, Brown and Company)。(該出版社拒絕置評。)他說,他認為塞林格的遺產執行人是有權將其作品交予別家出版社的。

「他的第二幕將不同於史上任何一個作家,」薩萊諾說,「這是前所未有的。」

翻譯:曹莉、林蒙克
本文內容版權歸紐約時報公司所有,任何單位及個人未經許可,不得擅自轉載或翻譯。

犯罪小說,沒有人能比他寫得更好【悼文】

悼文

犯罪小說,沒有人能比他寫得更好

《瘋狂玩彈家》(Freaky Deaky) 在1988年出版時,埃爾默·萊昂納德(Elmore Leonard)還沒完全確立自己的寫作信條。後來他寫了如何以流暢簡潔的硬漢風格寫作的「10條重要原則」,不過在《瘋狂玩彈家》的題獻中他感謝妻子 「當我寫得太啰唆時會丟給我一個特別的眼神」。

甚至在1988年,他的文風仍未臻簡潔頂峰之際,萊昂納德 就已得到難以置信的溢美。「還有什麼人能獲得這樣的評價?!」他的下一本書,1989年的《射殺》(Killshot)封底上這樣問道。確實如此,在一大 堆好評中有「沒人能寫得更好了」、「不可能不愛上埃爾默·萊昂納德」、「萊昂納德是國家的文學之寶」、「犯罪小說領域裡迄今最有趣的作家」,以及「萊昂納 德的新書出來那天就像過聖誕節一樣」之類的話。
埃爾默·萊昂納德於1987年。
  • John Blanding/The Boston Globe, via Getty Images
    埃爾默·萊昂納德於1987年。
  • 檢視大圖 約翰·特拉沃塔在《矮子當道》(1995)中。
    Linda R. Chen/Metro-Goldwyn-Mayer
    約翰·特拉沃塔在《矮子當道》(1995)中。
  • 檢視大圖 格倫·福特在1957年版的《決鬥尤瑪鎮》中。
    Sony Pictures Home Entertainment
    格倫·福特在1957年版的《決鬥尤瑪鎮》中。
  • 檢視大圖 詹尼弗·洛佩茲(Jennifer Lopez)在《視野之外》中。
    Merrick Morton/Universal Studios
    詹尼弗·洛佩茲(Jennifer Lopez)在《視野之外》中。
  • 檢視大圖 蒂莫西·奧利芬特在FX的電視劇《火線警探》(2010)中。
    Prashant Gupta/FX
    蒂莫西·奧利芬特在FX的電視劇《火線警探》(2010)中。
令人驚訝的是,這些讚美是公平的,甚至不會激起其他作家的 怨恨不平。斯蒂芬·金(Stephen King)第一次看萊昂納德的書時還不情不願,對這個評論家的寵兒滿腹狐疑。但當他打開1985年的《浮華》(Glitz)時,一下就被迷住了,還給出了 對萊昂納德的最佳嚴肅評價:「這種書你早上起來去找巧克力餅乾時都要隨身帶着它,確保不會遺漏隻字片語。」
萊昂納德先生於周二逝世(8月20日——譯註),他講述的那些令人難以抗拒的故事會永遠被人欣賞。但他留下的遺產遠不止於此。他是他那個年代最有影響力、最被廣泛模仿的犯罪小說作家,而且他的寫作生涯持續了60多年。

他曾在廣告界工作過很長一段時間,學會了欣賞簡潔之美與吸引讀者的藝術,之後開始創作通俗西部小說。它們和他後來寫的犯罪小說沒有太大不同:對話爽快緊湊,打鬥更是乾脆利落,另外也會稍稍出乎讀者意料之外。

 「你來看我。你是怎麼知道我在這兒的?」在他1970年的小說《瓦爾德來了》(Valdez Is Coming)中,別人這樣問瓦爾德。

 「是你還是別人,」瓦爾德說,「都無所謂。」
萊昂納德的書大部分通過對話展開,有些非常激烈,有些則十分有趣,令人愉快。不管是哪一種,句子都十分有感染力,以至於其他犯罪小說家每當想寫萊昂納德那樣的句子,便會放棄主語或代詞,只用逗號連綴起不相關的句子。

馬丁·艾米斯(Martin Amis)讓人們注意到萊昂納德對現在分詞的運用經常被人模仿:如果他要表示「沃倫·岡茲當時住在馬納拉潘」的話,他會寫:「沃倫·岡茲,住在馬納拉 潘」。他那濃縮概況的敘述風格也同樣獨具特色,比如描寫索馬里海盜的小說《德吉布提》(Djibouti)中寫道:「他們大醉之下想靠贖金撈個幾百萬。」

《德吉布提》是2010年出版的,當時萊昂納德85歲。他 完全沒有放慢寫作速度的跡象。就連書名也是萊昂納德的乾脆作風——不信讀讀看——和他的《最大鮑勃》(Maximum Bob)、《矮子當道》(Get Shorty)、《快》(Pronto)、《迪舍明戈布魯斯》(Tishomingo Blues)、《拉布拉瓦》(LaBrava)等大量令人難忘的書名一樣。他筆下的人物也和以往一樣,極度不現實地評價自己的才能。《德吉布提》把一個漂 亮勇敢的女導演(以凱瑟琳·畢格羅[Kathryn Bigelow]為原型)和一個72歲的老水手配成一對,他覺得她肯定無法抗拒自己的魅力。「澤維爾·勒波(Xavier LeBo)相信如果自己年輕10歲,他們肯定能在船上風流快活一下,」書中這樣解釋——或者應該寫成「書中這樣說」。因為萊昂納德有一條寫作鐵律,那就是 筆下人物在對話時,只能用「說」作為動詞。

喬治·皮勒卡諾斯(George Pelocanos)、卡爾·席亞森(Carl Hiaasen)和李·柴爾德(Lee Child)等最好的犯罪小說作家們都想方設法借鑒和使用萊昂納德招牌式的精簡對話。皮勒卡諾斯學到萊昂納德的街頭對話;席亞森學到瘋狂的情節構思技巧和 對底層生活的密切觀察;柴爾德學會了絕不說廢話。但是模仿者們都明白,只是模仿萊昂納德的口吻顯然是不夠的。他的才華很難模仿,因為這很大程度上並不取決 於他寫什麼,而是取決於他不寫什麼。如同一幅日本線描畫,留白之處與圖案同樣涵義豐富。他所省略的部分令小說極度凝練優美。

他的很多書都被改編為電影,但在他整個寫作生涯里,還是小 說創作優先。《矮子當道》是一部充滿錯誤的喜劇,可以輕鬆搬上銀幕,因此被改編為電影不可避免。約翰·特拉沃塔(John Travolta)充分詮釋了書中基利·帕爾默(Chili Palmer)這個人物,但是不管萊昂納德書中的人物被演繹得多好,電影總是缺乏小說那種簡潔感。《視野之外》(Out of Sight)、《52號密殺令》(52 Pick-Up)、《決鬥尤瑪鎮》(3:10 to Yuma,曾兩次被搬上銀幕),都是由萊昂納德的小說改編的電影佳作,但它們與原著無法媲美。

萊昂納德無比的堅毅也激勵着後人。在他這個年紀,很多作家已經過了全盛時期,但他還在堅持寫作,勤奮地寫作。他的全盛時期從未終結。他的創作頭腦也一直保持着青春活力。
他也從未失去幽默感。在2009年的《公路狗》(Road Dogs)中,他這樣描寫一位神父和一個同性戀匪徒之間的對話:
 「直到此刻你依然保持貞操?」
 「神父,你是說跟男人?如果我喜歡一個男人,貞操隨時丟掉。」


本文最初發表於2013年8月22日。
翻譯:董楠
本文內容版權歸紐約時報公司所有,任何單位及個人未經許可,不得擅自轉載或翻譯。

物質至上,《小時代》里的中國

一萬人一電影屏

---
物質至上,《小時代》里的中國

關於四個上海學生追求奢華生活的電影《小時代2》,在中國引發爭議。
China Lion Film
關於四個上海學生追求奢華生活的電影《小時代2》,在中國引發爭議。

北京——今年夏天,在西方進口大片(如《侏羅紀公園3D版》[Jurassic Park 3D]、《怪獸大學》[Monsters University]、《環太平洋》[Pacific Rim])通常會斬獲巨額票房的季節,兩部中國國產電影出人意料地過關斬將,成為中國電影市場的票房冠軍。這兩部影片講述的是上海一所大學裡,四個醉心時尚的閨蜜的故事。

根據電影行業研究機構藝恩諮詢的數據,其中的第一部《小時 代1》於今年6月底在中國公映時,首周即獲得超過4300萬美元(約合2.63億元人民幣)的票房,擊敗了《超人:鋼鐵之軀》(Man of Steel)。其續集《小時代2》於今年8月8日公映後,前三周就獲得了超過4700萬美元的票房。(《小時代1》於7月在北美地區一些選定的市場上映, 其續集已於周五在紐約上映。)以這樣的票房收入,這兩部電影在中國已經稱得上熱門大片了。
陳學冬(左)和楊冪在電影《小時代2》中的鏡頭。該片是《小時代》系列小說和影片的一部分,因為物質主義而飽受詬病,但在年輕粉絲中大獲追捧。
  • China Lion Film
    陳學冬(左)和楊冪在電影《小時代2》中的鏡頭。該片是《小時代》系列小說和影片的一部分,因為物質主義而飽受詬病,但在年輕粉絲中大獲追捧。電影《小時代》導演郭敬明
    Feng Li/Getty Images
    電影《小時代》導演郭敬明
然而,這兩部由初出茅廬的導演郭敬明,根據自己的暢銷系列 小說拍攝的電影,在斬獲票房之外還產生了其他影響。這兩部電影也成了評論的焦點,反映了中國人對本國不斷發展的青年文化日益演變的看法。許多知名的中國文 化評論人,對這兩部作品公然崇尚物質主義的態度感到憤怒。他們的憤怒遭到了出人意料的強烈反擊,反擊來自影片的許多年輕粉絲。
影評人把第一部形容成類似於《穿普拉達的女魔頭》(The Devil Wears Prada)和《慾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 相遇混搭而成的東西,不過這部電影中並沒有性。中國影評人周黎明在《北京晚報》上抨擊《小時代》,隨後在中央電視台的脫口秀節目《海客談》 (Crossover)露面時,再次抨擊了《小時代》,他斥責影片中充斥着「極端的」拜金主義潛流和「惡俗的品味」。紐約的媒體學者朱影和弗朗西絲·希斯 根(Frances Hisgen)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網站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指責了影片中「男性扭曲的自戀」,這篇文章在中國被廣泛地引用。

還有一些人迫不及待地站出來,為這部影片及其創作者辯護。 《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稱郭敬明是「超人」,評論人騰繼萌在《海客談》發言時,盛讚《小時代》是一部「女性主義電影」。《人民日報》迅速加入混戰,拋出了 三篇文章,對電影作出了觀點各異的評價,之後又發表了以批評為主的第四篇文章。

與此同時,郭敬明的粉絲和狂熱的追星族聯手,用數以萬計的指責網貼,淹沒了周黎明這樣的批評者。這些以年輕女性為主的粉絲還湧入影院觀影。

郭敬明說,「爭議比我預期的要大。」

他的書里充斥着各種品牌的英文名字,比如Chanel和 Gucci;還有惹人不滿的字句。(「我坐經濟艙會死的!」和「我恨北京!」)他的影片中不僅展示了特別設計的名牌產品,還包括同樣讓評論人惱火的對白, 比如在《小時代1》里,一對不走運的戀人之間的對白就是一個例子:

年輕男子說,「我並不是因為你從小就有寶馬車接送而喜歡你,也不是因為你的LV包包而喜歡你,更不是因為你送了我D&G的靴子而喜歡你。就算你沒有一分錢,我也喜歡你。」
女子回答道:「別幼稚了,沒有物質的愛情就是一盤散沙。」

戲劇及電影導演陳士爭說,這部電影「就像植入式商業廣告」。不過,「郭敬明是中國年輕人的一個品牌」。陳士爭拍攝過的影片包括中國版的《歌舞青春》(High School Musical)。
郭敬明的電影突顯出,政府長期推行的政策所催生的社會和經 濟轉變,對文化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這種轉變就是中國城市化舉措的成功。城市化舉措已經把中國的城鎮人口比例從1979年的19%,增加到了目前的 53%。這種轉變創造了一個規模巨大的新群體,他們的消費水平能負擔得起去電影院看電影這樣的文化體驗。據新華社報道,中國有1.3萬多塊電影銀 幕,2012年,銀幕數量還在以每天10.5塊的速度增加。人口構成的變化,導致電影人和其他文化內容提供者開始迎合這些「新都市人」的品味,他們的品味 往往與在大城市長期居住的居民不同。

《小時代》系列電影還反映出,財富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價值的衡量標準。許多涉及《小時代》的文章指出了郭敬明在「中國作家富豪榜」上的排名,而且字裡行間毫無嘲諷的意味——他在2011年的榜單上位居榜首,在2012年位列第四。

陳士爭說,「所有東西都由錢來衡量。三十年前,我們有意識形態,可是現在,人們伴隨着物質主義長大。對他們來說,只有消費文化是有價值的。也許有一天,他們會回歸生活的本義。」

按照陳士爭的觀點,《小時代》引發的大部分爭議,都源於青年文化在中國相對較新的狀態。「人們不知道該如何對待它,」他說。「中國正在追趕全球其他國家。中國大約有4.5億人口的年齡低於25歲,而中國觀影群體 的平均年齡是21.2歲,考慮到這些原因,追趕很可能是飛速的。」

現年30歲的郭敬明似乎佔據了理解新都市人的理想位置,因 為他也是一名新都市人。他出生在四川自貢的一個中產家庭,2001年,他贏得了新概念作文大賽的冠軍,並來到上海。他上了大學,在課餘時間寫了一部小說。 他的作品《幻城》賣出了150多萬冊。2004年,還是學生的郭敬明接着出版了第二部小說,上市的第一個月,這部小說就賣出了60萬冊。

然而,醜聞爆發了,他被指控剽竊。2006年,一家法院判決,他的第二本書在情節和其他方面與另一名作者的作品相似,並責令郭敬明支付賠償。他支付了賠款,並受到中國媒體的嚴厲指責,然而他既沒有道歉,也沒有承認錯誤。

不過,這起事件幾乎沒讓他的事業受到絲毫損害。他2007 年出版的小說在上市的頭十天里就賣出了100萬冊,這本小說寫的是一名懷孕的高中女生自殺的故事。郭敬明後來撰寫了由三本書組成的《小時代》系列作品;成 了長江文藝出版社的編輯;創辦了一本雜誌,用來刊登其他年輕小說家的作品。今天,他經營着一個橫跨出版業和娛樂業的帝國,囊括了最世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和 《最幻想》、《最小說》、《最漫畫》雜誌。「最」(ZUI)代表着「熱情」(zestful)、「獨特」(unique)、「理想」(ideal)。

郭敬明說,「我從來沒有想過,這部電影會引發如此多的爭論。不過,每個人都能就這件事情發表自己的看法,這種情況不錯。」

企鵝出版集團北亞區董事總經理周海倫(Jo Lusby)曾與郭敬明合作過幾個項目,她說,「拍攝這些影片需要極大的勇氣。」她還說,「並不能確定它們不會受到審查。」她指的是這兩部影片。「在中國,沒有什麼選擇是容易的。所有事都有風險。」

郭敬明說,他研究了對他的電影製作「實際上有益的評論」,不過,他補充說,「說到《小時代》這部作品本身,我覺得我會堅持自己的理念。不管怎麼說,我是最了解《小時代》的人。」

爭論還沒有結束,因為《小時代3》將在明年上映。

翻譯:張薇
本文內容版權歸紐約時報公司所有,任何單位及個人未經許可,不得擅自轉載或翻譯。

《極樂空間》中,只有馬特·達蒙能拯救我們【影評】

馬特·達蒙在《極樂空間》中,該片由曾執導《第九區》的尼爾·布洛姆坎普導演。
《極樂空間》中,只有馬特·達蒙能拯救我們

Kimberley French/TriStar Pictures
馬特·達蒙在《極樂空間》中,該片由曾執導《第九區》的尼爾·布洛姆坎普導演。

自從查爾頓·赫斯頓(Charlton Heston)努力從人性中拯救它自身以來,如此絕對宿命主義的嚴肅電影已經近乎絕跡。那個曾經飾演摩西的男人先是在1968年的《人猿星球》 (Planet of the Apes)中展開精彩的奇幻戰鬥,與骯髒可憎的人猿做鬥爭;之後又在《最後一個人》(Omega Man)中面對行屍走肉般的人群;在《超世紀諜殺案》(Soylent Green)中面對人口過剩的夢魘(噓:人類來了!)。赫斯頓雖已逝去,但行屍走肉般的人群並未消失,不斷面臨非同尋常的滅絕新威脅,如今又來到了《極樂 空間》(Elysium)中反烏托邦的未來。《極樂空間》是導演尼爾·布洛姆坎普(Neill Blomkamp)一部警世的驚人之作,是一場人人自危的霍布斯式戰爭,只有馬特·達蒙(Matt Damon)可以拯救我們。

達蒙飾演名叫麥克斯的角色,儘管他經常抗爭,但仍然只是個 普通人,2154年,他生活在地球這個滿目瘡痍的地方。布洛姆坎普知道該怎樣構建舞台,鏡頭像復仇天使或逃亡天使一樣快速掠過那片廢墟,拍下用數碼技術製 作的恐怖場面與真實風景,一些介紹性的文字解釋了故事的基礎。疾病、貧窮與人口過剩,還有飛揚的塵土和可以想見的生態毀滅,這個星球已經成了一個大貧民 窟。多元文化的大多數人在地球的塵埃里苟且求生,而擁有特權的少數人則生活在終極豪華社區——一個輪子形狀的外層空間棲息地。它名叫極樂空間,有點像梅賽 德斯-奔馳的圓形商標。近看又有點像更昂貴的南加州近海樣板社區。
沙爾托·科普雷與艾莉斯·布拉加在《極樂空間》中。
  • Kimberley French/TriStar Pictures
    沙爾托·科普雷與艾莉斯·布拉加在《極樂空間》中。朱迪·福士特在《極樂空間》中。
    Kimberley French/TriStar Pictures
    朱迪·福士特在《極樂空間》中。
布洛姆坎普2009年的長篇處女作《第9區》 (District 9)引起了轟動,他有種讓舊事物或熟悉的事物顯得煥然一新的天賦。和之前一樣,他再次使用真實景觀拍攝,暗示最壞的情況迫在眉睫,其中包括用墨西哥城的景 色來代表2154年的洛杉磯,還有用溫哥華的景色作為極樂空間。寶琳·凱爾(Pauline Kael)曾經說洛杉磯是個奇幻的妓院,「在這裡,你可以按照任何你想要的方式生存(除了城市的方式)。」但是多年來,這座城市也一直充當一個可靠的夢魘 角色,與其說像妓院,倒不如說像是個蟑螂肆虐的小旅館:沒錯,你可以來,但是想離開就沒
那麼容易了。這好像更是在說明某些導演對電影工業未來走向的看法。

至於33歲的導演布洛姆坎普,他在這裡呆的時間還不夠長, 還沒有達到對衣食父母反咬一口的地步。一方面,他擁有把最糟糕的場面通過視覺效果表現出來的能力(在如今,這顯然需要大製片公司的管理作為先決條件),另 一方面,他也為這些最醜陋的場景帶來了一絲感動和若干玩笑。就連麥克斯的貧民窟也不是特別糟糕。他可以住在自己的家裡,雖說按照好萊塢的豪華標準,那個家 就是個垃圾堆,但似乎遠比現實世界大都市中許多更窮的貧民區里用紙板和瓦楞狀金屬板搭起來的房子要好。在他上班路上,攔路簇擁着他的小孩子們都在笑,一點 也不絕望;還有朋友朱利奧(迭戈·魯納[Diego Luna]飾演的可愛角色,留着小辮子),為他帶來同志情誼。朱利奧要求麥克斯幫他進行一樁搶劫案,從而交代了一些背景故事。
麥克斯脖子上有文身,是個改過自新的竊賊,如今在一家生產機械人的工廠工作。這些機械人有些像《傑森一家》(The Jetsons)中的人物和菲利普·K·迪克(Philip K. Dick)筆 下的形象,用來監管大眾,並為極樂空間中的精英服務。這些機械人似乎比困在地球上的人類過得更自在,這是布洛姆坎普為影片設計的一個悲慘事實,並在故事中 逐漸展開。還有一些貫穿全局的細節,他設計得更好:在地球上,人們說英語和西班牙語(麥克斯在這二者之間切換),而在極樂空間中,衣着考究的人們享有特 權,彼此寒暄,談話中不時夾雜幾句法語。極樂空間擁有家庭治療儀器,能通過重組原子的方式瞬間治療疾病,它使得極樂空間的公民身份被神聖化,也成了「擁有 一切者」和「一無所有者」之間鴻溝的象徵。

影片繼續發展,麥克斯受到致命劑量的輻射,為了生存必須執 行一項任務。「我不想死,」他說,聲音裡帶着反烏托邦小說中都有的對滅絕的恐懼。他的任務很快變得更加沉重,為了拯救他自己,他去找走私者斯拜德 (Spider,瓦格納·馬拉[Wagner Moura]飾,演得十分精彩)。雖說仍然在用筆記本電腦,但斯拜德是個野狼一樣的高科技犯罪分子,他同意非法送麥克斯去極樂空間,條件是麥克斯要為他竊 取一個工業家(由演技不會讓人失望的威廉·菲德內爾[William Fichtner]以流暢至極的方式加以演繹)頭腦中(確實是從大腦里)的信息。這樁大腦搶劫案出了問題,讓麥克斯更深地陷入困境,所愛的人(艾莉斯·布 拉加[Alice Braga]飾)將他推向一條道路,來自極樂空間的惡人們(朱迪·福士特[Jodie Foster]與沙爾托·科普雷[Sharlto Copley]飾)又把他推向另一條。

把世界交到達蒙手中,這個主意就像讓他擔任大型特效奇幻片 主人公一樣聰明。人屆中年的達蒙(42歲)還有着超乎尋常的男孩子氣,已經成為電影圈最好用的演員:沒有人可以比他更好地越過屋頂,在各種類型片中出入自 如,還讓你替他擔心,生怕他掉下來。他如此質樸,整個人簡直就像從玉米倉庫里走出來的(他身上就算沒有詹姆斯·斯圖爾特[James Stewart]晚年那種戰後的神經質,也有他那種非凡的親切可愛)。他的這種輕鬆和誠懇也帶來一種正直的道德感,這感覺彷彿來自他內心深處,而不是來自 上帝或祖國之類的東西——因此他十分適合扮演那種理想的當代角色,這種角色過去被稱為「美國式人物」。

這個角色對於《極樂空間》故事的發展非常重要,同樣,只是 因為達蒙的演技,才使得這部影片沒有被它精心構建的沉重恐怖所壓倒。布洛姆坎普的前作《第9區》是一部動蕩的政治寓言,講述甲殼動物狀的外星人被命令居住 在南非,被種族隔離起來;和在《第9區》中一樣,他構建出真實的大災難,講述一個警世的故事。這是科幻小說的公認結構之一,讓熟悉的東西變得陌生,又讓陌 生的東西變得熟悉,不管是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銀翼殺手》(Blade Runner)中黑暗多雨的洛杉磯,抑或H·G·威爾斯(H.G. Wells)1933年的小說《事物的形狀即將顯現》(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中籠罩着「二戰」陰影的歐洲(這部小說面世三年後被改編為電影《未來世界》[Things to Come]),都是如此。

《極樂空間》有點像《事物的形狀即將顯現》(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威爾斯在沮喪情緒瀰漫全球的情況下創作了那部小說,預言了地球在「少數聰明人」的拯救下,免於災難性的陷落,那些人廢除了戰爭獨裁國家,建立 起全球政府。威爾斯為時代病開出了技術官僚這劑解藥,不管這種方案有多麼令人不安,他畢竟為想像中最糟的情況提供了深思熟慮的解決方案。換言之,他提供了 一種答案,而在當今滿目瘡痍的科幻電影中,「答案」已經變得十分罕見。布洛姆坎普令極樂空間成為巨型豪宅遍布的郊區,這個創意很有趣(有點借鑒了1975 年美國宇航局和斯坦福大學設計的太空港),但它的平庸進一步證明,對於電影人來說,構想出一個烏托邦世界是多麼困難,就算這樣一個被漫畫化了的版本也是如 此。

就像其他很多工業類型片領域中的人一樣,布洛姆坎普更擅長 把東西打破,而不是把碎片拼起來,儘管這也有票房的考慮在裡面。《極樂空間》的開頭十分成功,起先,在這樣一部影片里跟隨掃過的鏡頭十分有趣,俯衝的鏡頭 漫無目的地運動,每一聲長號的聲音都令恐懼的感覺蔓延(就像在《盜夢空間》[Inception]里一樣,是種不祥之兆)。但當槍戰開始,鮮血流淌,觀眾 不禁會想,布洛姆坎普是不是找不到真正新鮮的解決方案了,或者正如今年夏天影院中的狂潮所表明的那樣,大製片公司已經放棄了建立烏托邦的幻想。

《極樂空間》被標記為R級(17歲以下建議由家長或成年人陪同觀看),帶有世界末日式的暴力場面。

電影自2013年9月5日起在中國大陸公映。
本文最初發表於2013年8月9日。
翻譯:董楠
本文內容版權歸紐約時報公司所有,任何單位及個人未經許可,不得擅自轉載或翻譯。

兩本新書聚焦神秘之國——朝鮮

兩本新書聚焦神秘之國——朝鮮

主張朝鮮具有軟着陸可能性,是源自1970年代起就佔據主導的一個基本的事實:與東亞有關的所有大國,包括中國,對再進行一場朝鮮戰爭沒有任何興趣。
David Guttenfelder/Associated Press
主張朝鮮具有軟着陸可能性,是源自1970年代起就佔據主導的一個基本的事實:與東亞有關的所有大國,包括中國,對再進行一場朝鮮戰爭沒有任何興趣。

25年前,朝鮮政權似乎岌岌可危,即將崩潰。20世紀80年代末冷戰結束,1991年蘇聯解體——這些都暗示着共產主義專政的終結。但是世界各地滿懷希望的觀察家們都在問,金日成的斯大林式荒原是怎麼在經濟慘敗和周圍國家民主化與資本主義浪潮的重壓之下存活下來的?

之後的那些年,朝鮮的情況變得更糟。中國領導人認為朝鮮政 權註定要失敗,所以失去了支持它的興趣。失去外國援助的朝鮮陷入了地獄般的饑荒——1995年至1998年,60萬至100萬朝鮮人因此喪生,占人口總數 的3%至5%。對朝鮮政府來說,最危險的也許是絕望的朝鮮人為了應對饑荒,開始私人種植糧食,建立地方市場,表現出了草根企業家精神,這是對政府權威的本 質性打擊。
但是朝鮮不僅挺過了20世紀90年代,而且直到現在都沒有滅亡的跡象。儘管政府在某些經濟必需品上有所讓步,朝鮮的本質特徵仍然沒有改變,金日成在20世紀40年代建立的家族王朝繼續掌權,沒有遭到明顯的挑戰。

這個政權不管怎樣都應該早就進入歷史的垃圾堆,那它又為何能如此長命呢?這正是兩本非常優秀的新書討論的核心問題。這兩本書都認為,要想制訂合理的政策控制朝鮮造成的危險,必須首先了解它——我們太多時候只是把它當成了一個荒謬、瘋狂的棄兒。

希拉·三芳·賈格爾(Sheila Miyoshi Jager)是歐柏林大學(Oberlin College)東亞研究的教授;安德魯·蘭科夫(Andrei Lankov)是韓國首爾國民大學(Koomkin University)的歷史教授。他們兩個用不同的方法闡釋了這個問題,但是同樣精彩。在《兄弟之戰》(Brothers at War)中,賈格爾把重點放到國際舞台上,描述了美國、中國和蘇俄自「二戰」起如何爭奪對朝鮮半島的控制權。這本書一半多的內容都在講述朝鮮戰爭,筆調優 雅、均衡,雖然不是特別有新意。之後,賈格爾闡述了一個不太常見的話題:為什麼在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後,朝鮮半島的分裂持續了這麼久。

其中一個原因是超級大國願意給他們在朝鮮半島上的盟友提供 經濟和軍事援助,包括美國在韓國駐紮的上萬名士兵。但是半島的穩定不只是因為軍事力量的均衡。賈格爾表明,20世紀70年代的情況幾乎讓該地區的每個人都 感到舒適。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70年代末當吉米·卡特總統提出從韓國撤軍時,他不僅遭到了首爾和東京的抵制,而且遭到了莫斯科和北京的反對。這四個國家 都認為新的危機可能會導致流血衝突、人道主義災難和大量難民,這是誰都不願看到的。

冷戰之後,蘇聯對朝鮮的援助不復存在,朝鮮失去了最重要的靠山。但是朝鮮領導人們拒絕進行改革,擔心任何對外開放都將引來反抗,因為這將令朝鮮人民看到自己的貧困和韓國的繁榮之間的巨大差距。
賈格爾認為,這個政權存活的關鍵是核項目十多年來的飛速進 展。在朝鮮退出1993年《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威脅把首爾變成「火海」之後,美國人理所當然地擔心緊張局勢升級。但是賈格爾堅持認為,朝鮮的軍事威脅主 要是為了從美國、韓國以及其他一些幾乎不惜一切代價維護和平的政府那裡勒索經濟援助。

打「核武器牌」正好起到了朝鮮想要的作用。美國決定不與朝鮮對抗,而是尋求和解,用美國的經濟援助換取朝鮮的小幅度讓步。賈格爾明確表示,朝鮮最近的幾次挑釁——包括始於2006年的核試驗——也是為了獲取對朝鮮生存至關重要的外國援助。

蘭科夫同意上述的所有結論,但是他的書《真實的朝鮮》 (The Real North Korea)重點關注的不是國際事務,而是朝鮮社會的本質。蘭科夫具有從這個角度分析問題的特殊優勢。他出生在冷戰時期的蘇聯,做學生的時候很喜歡去朝 鮮,而且明顯受益於自己在朝鮮擁有的熟人和信息來源關係網。

這本書融專著、報告文學和回憶錄於一身,很吸引人,詳細介 紹了朝鮮的日常生活,讓人想起了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1984》。例如,蘭科夫提到,朝鮮政府要求每家都懸掛統治家族的肖像,而且要妥善保管。在書中的另一處,蘭科夫引用了2011年朝鮮 的一個研究報告,報告稱世界上最幸福的是中國人,朝鮮人排第二,而美國人和韓國人排在最後。

在蘭科夫看來,這些荒謬的事說明了朝鮮政府能夠長期存在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它能阻止大多數國民收到關於外部世界的信息。但他也指出了其他一些因素,比如,朝鮮老百姓真是想盡了辦法,在世界上大部分其他地區的人無法想像的條件下勉強維持生活。

這樣的穩定能否維持下去則是另一個問題。賈格爾和蘭科夫都認為,朝鮮不可能永遠保持不變,不過他們對該國未來的預測不太一樣。賈格爾預測該國會慢慢融入中國控制的經濟圈。蘭科夫也提到了那一點,但他強調的是朝鮮政權分裂導致政治劇變的可能性。

這樣的危機可能會實現朝鮮半島統一,但是在短期內會極端危 險。這兩本書都明確表示,朝鮮政府永遠不會交出核武器——那是它唯一的砝碼——也不可能不戰而降。但是賈格爾和蘭科夫也指出了一些渺茫的希望。2011年 上台的神秘的新領導人金正恩可能會成為一個改革者。或者,收音機和DVD播放器在朝鮮的擴散可能會慢慢地讓民眾更了解外面的世界,讓金正恩或者他的繼承者 別無選擇,只能與韓國合并。但是,主張軟着陸可能性的最佳原因是自70年代起就佔據主導的一個基本的事實:與東亞有關的所有大國,包括中國,對再進行一場 朝鮮戰爭沒有任何興趣。

本文作者Mark Atwood Lawrence在得克薩斯大學教歷史。他的新書是《越南戰爭:一部國際簡史》(The Vietnam War: A Concise International History)。
本文最初發表於2013年9月1日。
翻譯:王艷
本文內容版權歸紐約時報公司所有,任何單位及個人未經許可,不得擅自轉載或翻譯。

重塑美國死刑制度的案例【法律】【死刑】

重塑美國死刑制度的案例

弗曼訴佐治亞州(Furman v. Geogia)一案是美國歷史上最高法院最離奇的案件之一。該案件於1972年判決,它推翻了這個國家關於死刑的所有法規,同時又沒有令死刑成為非法。它 的判決是基於憲法對「殘酷與不尋常的懲罰」的禁止條例,這個判決甚至令法庭的近距離觀察者都感到震驚。死刑似乎無可辯駁。它是美國法律系統的基石之一,深 深植根於法律系統創始者的目的、乃至大多數州的立法機構的意願之中,以及法院(偶爾)強硬的裁定之中。
弗曼案5-4的表決結果反映出驚人的政治分裂:多數派的五 人全部是由沃倫最高法院(Warren Court)留任,沃倫主持的最高法院以自由派立場著稱;而四名反對者則都是新近由理乍得·尼克松(Richard Nixon)任命,而尼克松正是通過精心組織的「加強法律與秩序」宣傳攻勢才得以入主白宮。引人矚目的是,每位法官都寫下了自己關於弗曼的看法,也就是 說,此案中不存在共同的主線看法,也不存在佔主導地位的理論基礎。法庭裁決書長達數百頁,是這任最高法院截止到那時所做出的最長裁決書。
要解釋弗曼案及其複雜性可能很困難,但約翰·傑刑事司法學 院(John Jay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的伊萬·曼德利(Evan Mandery)卻輕鬆自如地做到了。《瘋狂的正義》(A Wild Justice)內容涵蓋了長達10年的訴訟過程,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主張廢除死刑者們如何以大膽的策略吸引最高法庭注意開始,到70年代中期憤怒的 公眾回潮與法律的潰敗告終。曼德利知道該怎麼講故事,也做了極好的調研工作。他的判斷乾脆利落,總的來說是公正的,儘管對主張廢除死刑者一方帶有明顯同 情。

不過,534頁的《瘋狂的正義》中沒有多少驚喜。曼德利所寫的,大部分都只是為一個如今已經家喻戶曉的故事增添深度。

對死刑第一次持續的法律攻擊由NAACP正當防衛與教育基 金(NAACP Legal Defense and Educational Fund)組織,該組織由一群年輕律師主導,他們認為死刑是一個民權問題,因為被判處死刑者中黑人的比例極高。但只為一個種族辯護,令其免於死刑,似乎顯 得過於鐵石心腸。「我們認為自己有法律與道德上的義務,去為其他客戶代言,他們當中許多人都遭受類似不公,」該基金的首席律師安東尼·阿姆斯特丹 (Anthony Amsterdam)說。當時有600多名囚犯正在等待死刑執行,該組織向法庭提交了兩個重要爭議點:有缺陷的程序,以及「正當行為標準的變化」。

有缺陷的程序指的是死刑案件中陪審員過於寬泛的自行決定權,以及缺乏指導的情況。該基金會說,這導致死刑這種不可逆轉的刑罰被隨意實施。而變化的標準取決於不同的途徑,質疑着死刑在政治與法律上神聖不可動搖的 地位。這個辯護團體認為,時代變了,觀念態度也應當隨之改變。美國人已經不再支持鞭刑、烙印和當眾絞死。在1958年最高法院的另一樁案子里,大多數法官 都同意「『殘酷與不同尋常的懲罰』之標準必須根據正當行為標準的變化決定,該標準標誌着成熟社會的進步」。辯護基金會認為,如今,這個變化的標準應當把廢 除死刑包括在內。

有三名法官顯然接受這些理由,他們是瑟古德·馬歇爾 (Thurgood Marshall)、威廉姆·布倫南(William Brennan)和威廉姆·O·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其中布倫南無條件反對死刑,至於道格拉斯,曼德利指出,他喜歡抽象意義上的普通人,但在現實生活中卻虐待身邊的每一個人。堅決站在另一 方的是尼克松任命的四名法官:首席大法官沃倫·伯格(Warren Burger),法官哈利·布萊克曼(Harry Blackmun)、劉易斯·鮑威爾(Lewis Powell)與威廉姆·倫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他們對死刑的想法不一,從布萊克曼的審慎態度到倫奎斯特的強烈支持,但他們都同意,這個問題的權限屬於州議會,不應屬於聯邦法庭。 因此弗曼的命運就取決於兩個搖擺不定的法官:波特·斯圖爾特(Potter Stewart)和拜倫·懷特(Byron White)。
斯圖爾特發自內心地反對死刑,懷特則不然。讓他倆產生共識的是程序缺陷這一點,儘管兩人是基於不同的理由。斯圖爾特覺得每個被判處死刑的人背後,都有上百個犯下類似或更糟的罪行的人並未判處死刑。他反對現行死刑法律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迫使各州選出真正最惡劣的違法者。

懷特則有完全不同的理由。他認為問題在於死刑已經不能起到它最主要的目的——威懾——因為它的威懾力已經不夠了。他的邏輯是,要麼就處死更多人,要麼就乾脆廢止死刑,二者必擇其一。

懷特出人意料地決定加入支持弗曼的、四分五裂的多數一方。 曼德利給出的解釋至少是十分大膽的。他認為斯圖爾特秘密會見了懷特,同意「放棄自己關於反對死刑的道德立場」,以換取懷特的支持。兩人都加入多數派,抗議 現行體制中有缺陷的程序;同時,假如各州就死刑制定了更新、更好的法律,也可為死刑的回歸留出機會。毫無疑問,這一點是本書最驚人的地方。

不幸的是,關於這次會見,曼德利沒有引述任何消息源,因為似乎根本就沒有消息源。「他們的會談流逝在歷史之中,」他寫道,「兩人都沒有對他們的僱員或其他法官重述過當時的談話,他們也沒有就此接受過採訪。不管怎樣,他們達成了清晰的共識。」或許他們達成了,或許沒有。

弗曼一案的後果是爆發性的。支持死刑的公眾急劇增加,新的 死刑法提案在各州議會層出不窮。曼德利正確地看到,這股潮流從更大的角度來看,也屬於反對最高法院從校車制度到反對墮胎等一系列保守決策的狂潮。但是對暴 力犯罪的恐懼肯定在其中發揮了作用,而那些年殺人犯罪率的上升,以及美國人對《猛龍怪客》(Death Wish)和《骯髒的哈里》(Dirty Harry)等自行執法者題材影片的喜好也是一部分原因。

1976年,最高法庭就五個州議會制定的新的死刑法令聽取 了一系列口頭論辯,總稱格里格訴佐治亞州案(Gregg v. Georgia)。為了通過標準,佐治亞州的法令中包括了一個適用執行死刑的罪行名單,它還嘗試把「有罪」或「無辜」的認定階段同量刑階段區分開來;並回 顧了州最高法庭做出的所有死刑判決。曼德利在描述代表福特政府的副檢察長羅伯特·伯克(Robert Bork)與安東尼·阿姆斯特丹之間的重量級交火時,筆鋒最為有力。儘管阿姆斯特丹十分出色,但仍然無法戰勝伯克的巧妙手腕,他將阿姆斯特丹與其支持者們 塑造為希望徹底廢除死刑的極端主義者形象。其他法官們很快接受了這一點,劉易斯·鮑威爾問身為猶太人的阿姆斯特丹,他是否覺得「布痕瓦爾德 (Buchenwald,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的集中營所在地——譯註)的指揮官」應當被判處死刑。顯然受到侮辱的阿姆斯特丹回答不應該,鮑威爾眼中露出了 懷疑的神情。最後最高法院以7-2的決議結果(道格拉斯已經離任)支持佐治亞州的新法規,認為它已解決了弗曼案中存在的問題。死刑捲土重來。

儘管曼德利在這裡便結束了他詳盡的敘述,但死刑的狀況還在 繼續發展。自格里格被執行死刑後,又有約1300人被執行死刑,幾個星期前,得克薩斯州剛剛處死了它的第503個死刑犯。儘管對錯判的擔心有所增加,而且 有證據表明,陪審團更傾向於做出終生監禁,不許假釋的判決,但顯然大多數人仍然支持死刑。與此同時,近年來最高法院更加嚴格地限制了死刑的使用範圍,規定 對精神障礙者、18歲以下者和強姦犯,乃至強姦兒童犯適用死刑是違憲的。然而,對於支持廢除死刑者來說,弗曼一案所帶來的希望肯定是遙遠而辛酸的回憶。

本文作者David Oshinsky是書評版固定撰稿人,在紐約大學歷史系與醫學系兼任職位。
本文最初發表於2013年9月1日。
翻譯:董楠
本文內容版權歸紐約時報公司所有,任何單位及個人未經許可,不得擅自轉載或翻譯。

阿蘭·德·波頓:讀書無用,但仍要讀【閱讀】

枕邊書

阿蘭·德·波頓:讀書無用,但仍要讀

《如何思考性這件事》(How to Think More About Sex)的作者年輕時看到克爾愷郭爾(Kierkegaard)說他只讀「被處死的人寫的作品」,大為震撼。
你的床頭柜上現在放的是什麼書?
我在讀我最喜歡的其中一位當代作家傑夫·戴爾(Geoff Dyer)的新作《地帶》(Zona)。這本書的主題聽起來非常無味——關於安德列·塔科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電影《潛行者》(Stalker)的隨筆——但幸運的是,像戴爾的大部分作品一樣,它其實講述的是作者自己:他的痴迷,他的恐懼, 他越來越強烈的(還總是討人歡喜的)瘋狂感。這本書全靠作者的聲音將其撐起,這本身就是一個成就。

你讀的上一本真正偉大的書是什麼?
我一直很痴迷馬塞爾·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的《追憶似水年華》(In Search of Lost Time)。這本小說內涵豐富,兩個忠誠的普魯斯特迷可能因為完全不同的原因而愛上這本書。有的喜歡裡面的晚宴,有的喜歡其中講述的藝術史,有的喜歡書中 對嫉妒的描繪,有的則喜歡裡面正值花樣年華的女孩。而我喜歡的普魯斯特是他作為心理散文家的那一面,他以帕斯卡(Pascal)、拉羅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和司湯達(Stendhal)等偉大的法國道德家們的那種法醫般的敏銳(加上十足的冷幽默),觀察他筆下人物的動機和情感; 我喜歡他寫的這樣的句子:「毫無疑問,生髮出愛情的,往往不是一個人的魅力,而是他說的這樣的話:『不,我今晚沒空。』」

你最喜歡的文學體裁是什麼?有哪種體裁是讓你有閱讀的快樂但同時又產生罪惡感的?
我鍾愛散文。這種體裁不像歷史書或者小說那樣有那麼多限 定。我頭腦中的散文是自蒙田(Montaigne)一脈相承下來的,以溫暖的、人性化的、隨意的、感人的語調,來處理大量的准哲學主題。你會覺得你認識了 一個朋友,而不只是一類主題。我喜歡的散文家很多,比如愛默生(Emerson)、梭羅(Thoreau)、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唐納德·溫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西里爾·康諾利(Cyril Connolly)、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勞倫斯·韋施勒(Lawrence Weschler)、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亞當·高普尼克(Adam Gopnik)和尼克爾森·貝克(Nicholson Baker)。

你最近有沒有讀到哲學方面的好書?
亞瑟·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的《人生的智慧》(The Wisdom of Life) 中愉悅而病態的悲觀主義帶給我很多慰藉。他告訴我們,「我們可以把生命看作是『虛無』所具有的充滿喜悅安寧中的一段毫無用處、令人不安的插曲。」「也許可 以這麼說:『今天很糟糕,而且以後只會越來越糟,直到最糟糕的事情發生。』」我們的時代有個錯誤的成見,認為讓一個人高興起來的唯一方法是告訴他高興的 事。而實際上,告訴他一些誇張的悲哀的事,效果要好得多。

如果你可以要求美國總統讀一本書,你會選哪本?給英國首相呢?
你們的總統是個複雜的人,他充滿激情、勇氣和雄辯。同時他 也是一個勤奮、易怒、務實的法律專家。我偏愛前面那一方面,所以我想在他面前放一些能幫助他產生正確的直覺的書。我會特別讓他關注惠特曼 (Whitman)和梭羅,這兩位偉大的美國作家有着坦誠的仁慈、勇氣和自由。至於英國首相,他迫切需要讀一讀約翰·洛克(John Locke)和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作品,從歷史的角度去看待憲法問題。

你孩提時代最喜歡的書有哪些?有沒有特別喜歡的小說人物或者主人公?
我小時候很不喜歡文學,父母們是不是可以因此不必那麼擔心 孩子們不愛讀書。我喜歡的是樂高積木,以及一些實用性的書,比如《核電站內部探秘》(See Inside a Nuclear Power Station)。直到青春期的早期,我才意識到書的意義,然後讓我繼續讀下去的是經典著作《麥田裡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16歲的時候,我有點迷茫——通常是在哲學書架的通道里,在一種鬱鬱寡歡、戲劇化的狀態里。讓我印象深刻的一點是,克爾愷郭爾 (Kierkegaard)聲稱他只讀「被處死的人寫的作品」。

在學生時代,哪些書對你的影響最大?
法國散文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對我的影響最大,直到現在他在很多方面還在影響着我。我喜歡他用隱晦的方式談論非常大的主題(像是愛、文學的意義、攝影),在形式上很新 穎、有獨創性。他關於攝影的散文《投影描繪器》(Camera Lucida),是高度嚴密而又私人化的散文的典範。如果我沒有讀過他的《戀人絮語》(A Lover』s Discourse),我不可能寫出我的第一本書《關於愛》(On Love)。巴特在形式層面上教給了我勇氣和創新。

上一本讓你大哭的書是什麼?
在讀朱迪絲·克爾(Judith Kerr) 可愛的兒童故事《老虎來喝下午茶》(The Tiger Who Came to Tea)時,我始終被感動得要流下淚來。它講的是一位叫蘇菲(Sophie)的小女孩和她的媽媽在房子里喝下午茶的時候,一隻老虎意外出現了。你以為她們 會嚇壞了,但實際上她們非常從容地應對這位來客——她們的反應是在悄悄暗示我們要用達觀的態度和好心情來應對生活中意想不到的挑戰。

上一本讓你大笑的書呢?
我一直在讀一本非虛構類的漫畫書,名叫《沙發小說》 (Couch Fiction),作者是英國心理分析學家菲利帕·佩里(Phillippa Perry)。這本書是我讀過的最好的心理分析圖書,帶我們探視了一個男人對自己與母親和女友之間的一系列問題的分析,以及他努力解決這些問題的嘗試。裡 面的圖畫和對白是瓊科·格拉特(Junko Graat)創作的;這本書有很多地方很有趣,而且總是一語中的,發人深省。

上一本讓你大怒的書呢?
我在讀喬納森·薩夫蘭·弗埃(Jonathan Safran Foer)精彩的《吃掉動物》(Eating Animals)一書時,對食品行業非常氣憤。這本書如此震撼和感動了我,可是幾年過去了,我卻沒有就自己的義憤採取任何行動,而只是站在了正義這一邊, 我為此感到迷惑和深深的焦慮。這也令人恐懼地證明,在變化無常的讀者手中,書籍有時完全不起作用。

你讀過的最好的愛情故事是什麼?
歌德(Goethe)的《少年維特之煩惱》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像是西方愛情故事所有主題的精華。它也是對「不成熟」的一種探究。維特對夏洛特(Charlotte)的愛的基石是他的愛無法得到回報。 假設夏洛特答應了他,也許他的愛早已化為烏有了。換句話說,這個愛情故事巧妙地指出了標準的愛情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向我們隱藏了成熟的戀情的真實面貌。應該 讓年輕人看看這本書,它有一種警示作用。

你有沒有覺得哪位建築師同時也是非常優秀的作家?你最喜歡的建築類圖書是什麼?
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作家。他的思想能夠產生那麼大的影響,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的文章很有說服力。他的風格特別清晰、直率、有趣、善辯。 他的書配有美麗的插圖和圖片。我推薦《走向新建築》(Towards a New Architecture)這本書。非常遺憾的是,儘管很多建築師在模仿勒·柯布西耶的風格,但是極少有人從他那裡吸取了關於文學和散文風格的正確經驗。

如果你能與一位作家會面,包括過世的和還活着的,你會選誰?你想從他/她那裡知道什麼?
我想見見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他對我的影響很大,他對理想社會(在建築和道德方面)的不同尋常的願景不斷地啟發著我。他在世的時候感到悲傷、孤獨、被迫害、被誤解。我想試試做他的朋友。

如果你能與一個文學人物見面,你想見到誰?
普魯斯特筆下的阿爾伯蒂(Albertine)聽起來不好對付,但是卻讓人受益——在我眼裡,她是一個正派女子,一個假小子,而不是陰陽人。

在所有的作家中,哪些是你最喜歡的?在同輩作家中呢?
我的人生在很多方面被蒙田、司湯達、弗洛依德和W.H.奧 登(W. H. Auden)控制(以及毀滅)着。我經常想起W. G.西博爾德(W. G. Sebald)和雷沙德·卡普欽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當代作家中我喜歡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儘管他跟我不是同一代人。他被人遺忘的著作《月之火》(Of a Fire on the Moon)讓我着迷,這本書是關於科技和美國的長篇散文,內容豐富,值得更多人閱讀。在世的作家中,我非常喜歡的有:米蘭·昆德拉、米歇爾·維勒貝克 (Michel Houellebecq)、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和尼克爾森·貝克。

如果要你給一個年輕人列一個書單,供他/她做好步入成年的準備,你會選哪些書?
我會選西奧多·澤爾丁(Theodore Zeldin)的《情感的歷史》(Intimate History of Humanity),這本美麗的書嘗試把歷史的宏大主題與個人心靈的需求聯繫起來。我還會推薦恩斯特·岡布里奇(Ernst Gombrich)的《藝術與幻覺》(Art and Illusion),這本書探索的是視覺藝術和心理學。人在青春期會經常產生絕望的情緒,所以我建議他/她讀一些像帕斯卡和喬蘭(Cioran)這樣的悲 觀主義者的作品,以獲得慰藉。我特別推薦一本悲傷、辛酸、探索性的小書,名叫《不平靜的墳墓》(The Unquiet Grave),作者是西里爾·康諾利(署的是他的筆名Palinurus)。

你接下來計劃讀什麼書?
我想讀克里斯·韋爾(Chris Ware)的新書《構築故事》(Building Stories),不幸的是這本書一度脫銷(這是一個極大的疏忽),最近才又有供貨。同時,我覺得道格拉斯·庫普蘭(Douglas Coupland)寫的關於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的最新小書,會給我帶來一段美好時光。

本文最初發表於2013年1月27日。
翻譯:王艷
本文內容版權歸紐約時報公司所有,任何單位及個人未經許可,不得擅自轉載或翻譯。

為毛澤東辦詩歌朗誦會的美國詩歌中心【詩】【文學】【書店】

為毛澤東辦詩歌朗誦會的美國詩歌中心

幾乎自1939年成立以來,92街的Y』s安塔伯格詩歌中 心(Y』s Unterberg Poetry Center)就相當於美國文學界的卡耐基音樂廳,它為任何有名氣的人主辦活動,人們在這裡度過了許多激動人心的夜晚。但是有誰知道Y還曾經試圖為毛澤東 主辦詩歌朗誦會呢?
「我曾經給毛主席寫過信,」中心當時的主管格蕾絲·舒爾曼(Grace Schulman)說。信寫給了毛澤東的翻譯之一,時間在1974年,也就是理乍得·M·尼克松(Richard M. Nixon)訪華兩年之後。
1954年,卡森·麥卡勒斯與田納西·威廉姆斯在Y的舞台上。
  • Rollie McKenna
    1954年,卡森·麥卡勒斯與田納西·威廉姆斯在Y的舞台上。
    1966年詩人W·H·奧登在Y的後台。
    Diane Dorr-Dorynek
    1966年詩人W·H·奧登在Y的後台。
她說自己在聯合國時,有個「姓張的詩人」對她的想法表示懷疑,「我告訴他我的計劃,以及讓毛主席來高聲朗誦他的詩是一件多麼重要的事情,結果只聽他捧腹大笑了好久。但我仍然希望毛能來。」
毛澤東沒有出現。但該詩歌中心在為籌備75周年慶而清理檔案時,發現了舒爾曼的信。Y中心長期以來致力於文學現場發聲,這樁於本月開始的慶祝活動亦是它眾多堂吉訶德式努力中的新篇章。

在周年慶活動中,和往常一樣,文學之聲將被搬上舞台。此外還可以通過「75 at 75」項目在互聯網上聽到。這個項目是從中心的有聲檔案資料(包括2000多份朗誦錄音)中找出75份錄音,把它們與特意委託作家創作的散文搭配起來。
此外中心還將在大廳畫廊內舉辦名為《熱愛文字》(Love the Words)的展覽,於9月25日開始。它展出了許多之前從未公開的照片,以及T·S·艾略特(T. S. Eliot)、迪倫·托馬斯(Dylan Thomas)與羅伯特·洛威爾(Robert Lowell)等人的珍貴信件,足以說明該中心在紐約文學史上的地位。

如今紐約的所有書店、酒吧和保齡球場似乎都被渴望當眾朗誦 自己作品的作家佔據。但當Y中心在1939年開張時,「現場演出也是作家的重要工作之一」還是一個全新的觀念。中心當時的常客包括威廉·卡洛斯·威廉斯 (William Carlos Williams)、W·H·奧登(W. H. Auden)和蘭斯頓·休斯(Langston Hughes)。

「那時朗誦作品並不是作家要做的工作,」中心現任主管伯納德·舒瓦茨(Bernard Schwartz)在近期接受採訪,談到中心檔案里的素材時說,「他們把這樣的活動視為分外之事。」
如今,很多作家都說,獲得在Y朗誦的邀請簡直就是近乎神聖的召喚。

「那裡是講壇之母,」詩人比利·科林斯(Billy Collins)最近這樣描述Y的考夫曼禮堂(Kaufmann Hall),該禮堂有900個座位,此外中心還有其他以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邁蒙尼德(Maimonides)和莎士比亞(Shakespeare)等人命名的禮堂,它們的名字帖以金箔。

「當你在這裡朗誦時,你會感覺自己仰慕的所有作家都會來到面前,」戲劇作家托尼·庫什納(Tony Kushner)說,20世紀70年代,還在哥倫比亞上大學的他就開始來Y參加朗誦會了。「你不會感覺自己正在被評判,你會感覺自己已經受到了認可。」

《熱愛文字》中的展品由舒瓦茨和愛娃·萊勒(Ava Lehrer)收集,其中收入許多類似的褒獎,還有一些細節勾勒出這家機構不那麼崇高的一些方面。1964年,杜魯門·卡波特(Truman Capote)問中心能否將酬金標準增加到1000美元(而1965年獲邀來此朗誦的萊昂納德·科恩[Leonard Cohen]說,哪怕只給100美元他也很開心)——舒瓦茨表示,如今中心支付的酬金仍然是「適中」的。而年老的羅伯特·弗洛斯特(Robert Frost)來朗誦時,中心派遣引座員們入場填充空蕩蕩的觀眾席。

「我在那個位置上,凝視着年老的瘋狂漸漸侵蝕一些老詩人與 老作曲家,」中心當時的主管伊麗莎白·克雷(Elizabeth Kray)1960年在信中對詩人唐納德·霍爾(Donald Hall)說。「其中一個外部跡象就是他們開始渴求公眾的注意。比如弗洛斯特的情況就是一種瘋狂。」

相反,瑪麗安娜·摩爾(Marianne Moore)卻在1964年的信中寫道,她只會在沒有「『英雄』氛圍」的場合下朗誦,她聲稱,「這是規矩,要麼就乾脆不讀。」(對於她來說,「規矩」意味着戴三角帽,穿教皇保羅式的上衣,展覽中的一張照片里有她的這個造型)。

伊麗莎白·畢肖普(Elizabeth Bishop)幾十年來一直拒絕Y的邀請——「我太痛苦,我覺得人們不會願意看到一個這麼可憐的人,」1950年,她寫道——後來她又要求把她1973年 第一次在那裡朗誦時的錄音銷毀(該錄音確實被銷毀了,但還有另外兩份畢肖普的朗誦錄音被中心保存下來)。

如今,在Y朗誦的作者里,小說家要比詩人多,中心也在勸說一些著名的退休散文作者來到台前。1990年,堂·德里羅(Don DeLillo)就是在這裡第一次當眾朗誦。「我很高興它結束了,」事後他寫了這樣一條筆記(之後他又在Y做了三次朗誦)。
長期以來,中心以推出台上搭檔著稱,比如本季就包括艾倫· 格加努斯(Allan Gurganus)與唐娜·塔特(Donna Tartt)、科倫·麥肯(Colum McCann)與諾曼·拉什(Norman Rush)、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與斯里·哈斯特維德(Siri Hustvedt)的組合,奧斯特與哈斯特維德1981年初次在Y相遇,之後就成了情侶。

「熱愛文字」展覽也做了一些心照不宣的搭配。在一面牆上, 有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1961年朗誦會上的照片(當他讀到一首淫穢的詩時,中心主管拉下了大幕,那次朗誦就這麼結束了),旁邊是辛西婭·歐芝克(Cynthia Ozick)的照片,根據YouTube上的一段視頻,歐芝克曾在1971年的一次女性主義研討會上站起身來,問大男子主義的梅勒,如果他把睾丸在墨水裡 沾一沾,墨水會變成什麼顏色。

這次對峙發生在市政廳,但歐芝克說,她經常幻想自己「能在Y」向他提出這個問題。
「我們覺得他們應該被並排放在一起,」舒瓦茨說。

翻譯:董楠
本文最初發表於2003年9月21日。
本文內容版權歸紐約時報公司所有,任何單位及個人未經許可,不得擅自轉載或翻譯。

從佳士得首拍看中國藏家口味【雅昌】【拍賣】

從佳士得首拍看中國藏家口味

印度尼西亞藝術家米斯尼亞迪創作的《胖超人》(Fatman)以459萬人民幣成交,顯示佳士得在中國推介東南亞藝術的策略。
Courtesy of Christie's
印度尼西亞藝術家米斯尼亞迪創作的《胖超人》(Fatman)以459萬人民幣成交,顯示佳士得在中國推介東南亞藝術的策略。

40件拍品,1.54億元人民幣的成交額。9月26日,國 際拍賣公司佳士得(Christie\'s)在上海自貿區正式開幕的前三天,完成了自己的在中國內地的首拍。對於佳士得來說,這樣的成績算得上穩定和良 好,畢竟在內地拍賣中國文物藝術品暫時受阻,於是圍繞現當代藝術、奢侈品、乃至西方藝術做文章。
從佳士得首拍的40件拍品來看,結構可謂是最複雜的一次,涉及形式各異的中國當代藝術、西方藝術、東南亞藝術,還有紅酒、珠寶、腕錶、古董表這樣的奢侈品,顯然是希望通過一場雜燴式的拍賣完成「摸着石頭過河」的中國實驗。

  • Courtesy of Christie’s
    紅寶石鑽石蝴蝶項鏈以1800萬元人民幣的價格成交,是佳士得首拍成交價最高拍品。
  • Courtesy of Christie’s
    畢加索的《坐着的男人》以960萬元的價格成交。

  • Courtesy of Christie’s
    意大利畫家喬治奧·莫蘭迪作品《靜物》最終流拍,出人意料。
根據佳士得發佈的數據,此次拍賣共有112位藏家參與競投,23人通過網絡競投,56名電話委託和15名書面委託,其中有三分之二是中國內地買家。

這次拍賣再次反映出中國當代藝術品市場,只能用「穩定」來 形容。在中國當代藝術市場經歷2008年以來的大起大落之後,如今已經形成一個相對成熟的市場,中國當代藝術的「後泡沫時代」,所謂拍場的奇蹟已經難以出 現,中國藏家的品味也不會跟着西方的推手亦步亦趨;同時中國市場有着雖尚不鮮明但輪廓漸顯的中國特色。

比如拍賣現場,一串紅寶石鑽石蝴蝶項鏈以1800萬元人民 幣的落槌價拔得整場頭籌,也在意料之中;一件「翡翠彌勒佛擺件」,估價50萬元至80萬元,但現場買家一直不停歇地競價到了420萬元,十倍於估價成交, 當時場上競爭異常激烈,現場拍賣師還不忘調侃前排的競投者,「這麼美麗賢惠的太太坐在您旁邊,還不買一塊?」這些拍品引人矚目的成交紀錄顯示出中國藏家對 玉石類藏品乃至具有中國傳統特色的藏品的高昂興趣。

佳士得本次有兩個嘗試值得注意:一個是東南亞藝術的推介,另一個是西方藝術的引入。中國內地傳統的文物藝術品拍賣受阻後,這兩個版塊的成敗與否,才真正關係到佳士得在內地的競爭力。

坦白說,東南亞藝術在這次拍賣中的搶眼有點始料未及。不過 對於東南亞當代藝術來說,上海具有天然的區位優勢,傳統的東南亞藝術作品的藏家很多集中在台灣地區,而上海恰好可以輻射台灣、以及周圍地區江蘇、浙江、附 近的台商,這些台商的集中效應或許可以帶動內地藏家對東南亞藝術的追捧。比如這次印度尼西亞藝術家米斯尼亞迪(I. Nyoman Masriadi)創作的《胖超人》(Fatman)以459萬人民幣成交,超過估價的三倍,成為他同等尺幅作品的最高價,也是他作品的第三高價;新加坡 藝術家鍾泗濱的《河畔二》也以411萬元人民幣的成交價創造了他個人作品的最高紀錄。

最令人矚目的,仍舊是西方藝術品進入中國內地市場的話題。 西方藝術品擁有龐大的市場、國際化的買家認同、以及佳士得200多年的全球積累,如果中國市場能被帶進這個國際俱樂部,老牌國際拍賣行的優勢將盡顯無疑。 佳士得印象主義與現代藝術主管喬凡娜·波塔佐妮(Giovanna Bertazzoni)親臨預展現場,不厭其煩地向中國的媒體和藏家講述着藝術家畢加索(Picasso)、喬治奧·莫蘭迪(Giorgio Morandi)、亞力山大·考爾德(Alexandre Calder)的知識。
在中國婦孺皆知的畢加索顯然受到熱烈的歡迎。現場有五位中 國藏家激烈競爭,在經過一輪馬拉松式的競投之後,作品《坐着的男人》以960萬元的價格成交。同樣令人驚訝的還有美國雕塑藝術家考爾德的雕塑作品 《黑:2-2-6》,這是我本場最擔心能否成交的,卻最終以800萬元人民幣落槌。今年2月,蘇富比拍賣行在倫敦舉行的戰後與當代藝術品周拍賣會上,考爾 德的一套雕塑作品拍出998萬美元的超高價,或許受到這樣的價格影響,也使這位藝術家在中國市場受到關注。

佳士得首拍最大的遺憾來自意大利畫家喬治奧·莫蘭迪作品 《靜物》的流拍。坦白說,我個人非常喜歡這幅畫,紫色和灰色的靜物給人以寧靜,而且具有很好的裝飾效果。最終結果出人意料。佳士得印象主義與現代藝術主管 喬凡娜也在拍賣後的媒體見面會上說,在歐洲的拍場上曾經出現過中國買家競投莫蘭迪的作品,才特意選擇了這幅畫。而且,以550萬元人民幣的估價來說,這幅 作品並不昂貴,2008年這幅作品的成交價就達到69萬美金。

國際大牌拍賣行既然看中了中國日益增長的市場,就應該注意 到中國藏家的分化。一方面是中國藏家在國際市場上高價購買畢加索作品,這恐怕來自於開始接受西方文化的中國富豪,另一方面,中國內地的收藏群體中,改革開 放30年以來的新富階層仍然是主流,要他們從傳統的審美觀或者投資性需求中解放出來,或許畢加索或者印象派的「大師」屬於「入門」,有可能完成這樣的任 務。但要打破這種審美的文化隔閡仍然需要時間,單從本場拍賣會中的西方藝術品表現來看,中國內地藏家對於西方藝術的認知不少還停留在美術課本上,抑或僅出 於投資藝術品的目的,短時間內很難建立對西方藝術體系化的了解和認同。就長期來看,佳士得和很多藝術機構對於教育中國藏家或許有一定作用,而中短期市場的 培育,或許應該考慮如何通過名人效應和投資槓桿來撬動中國的藏家。

而就時間跨度看,中國藏家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很多新富階 層將自己的子女送往國外接受西方教育,目前他們正在逐漸繼承家族的財富,在這個時間點上進入中國內地,他們才有可能成為國際收藏俱樂部的中國代表。外資拍 賣行和西方藝術市場在中國的未來,或許需要寄希望於這些「藏二代」的成熟。

陳奕名是雅昌藝術網副總編輯。
本文內容版權歸紐約時報公司所有,任何單位及個人未經許可,不得擅自轉載或翻譯。

拍賣公司香港蓬勃發展,中國藝術品市場回溫【雅昌】【拍賣】

拍賣公司香港蓬勃發展,中國藝術品市場回溫

藝術2013年10月15日
香港——香港鄰近中國內地,又能接觸到國際客戶,所以對佳士得(Christie』s)和蘇富比(Sotheby』s)等大拍賣行來說,這裡成了發展最快、最多樣化的市場之一。如今,這裡的小型專營拍賣公司也開始嶄露頭角。

過去五年里,像斯賓克華郵(Spink Phila China)、天成國際(Tiancheng International)和邦漢姆(Bonhams)這樣的公司都在舉辦主題具體的小型拍賣會,為的是在香港市場上為中國當代藝術、手錶、珠寶、紅酒 和郵票獲得更大份額。

這些活動可能沒有佳士得和蘇富比舉辦的春季和秋季拍賣會那麼盛大——規模大到要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辦,光是預展就能吸引成千上萬人——但是這些新競爭者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市場定位。這座城市甚至有了一個新的針對中端市場的公司——Gresham』s,它今年8月舉辦了首場拍賣會,賣品種類多樣,包括地毯和銀飾。

中國藝術在香港是被大量投機的種類,在世界舞台上也不容忽視。經濟 學家克萊爾·麥克安德魯(Clare McAndrew)今年在為荷蘭馬斯特里赫特市的歐洲美術交易會撰寫的市場報告中說,拍賣是中國藝術市場增長的主要動力,約佔銷售額的70%。馬斯特里赫 特的交易會常被稱為Tefaf。它甚至宣布,它正在與蘇富比中國區的合作夥伴北京歌華藝術公司商量,於2014年在北京舉辦一場高端的藝術與古董交易會。

「2008年,香港的銷售額占集團總銷售額的4%,如今佔18%,而且還在增長,」佳士得亞洲區總裁高逸龍(François Curiel)說,「今年中國繪畫在香港市場位居前列,銷售額為1.309億美元,一年前同期的銷售額為8490萬美元。」

雖然蘇富比和佳士得仍強勁主導市場,中國的兩大拍賣行——中國嘉德(China Guardian)和天成國際——正在增大自己的市場份額。前者是中國內地第一家拍賣行,成立於1993年。
「我剛到倫敦的蘇富比拍賣行參觀,他們就告訴我他們嫉妒中國嘉德,因為他們的一些國際市場在縮小,而我們的市場在擴大,」中國嘉德的總監、副總裁寇勤說,「中國經濟正在蓬勃發展,而其他國家的經濟已經低迷多年。」
但是內地和香港有很多重大的不同之處。

「我們特別關注香港,因為它很容易接觸國際市場,而且和中國內地有着非常密切的聯繫,」寇先生說,「它是我們的第一站,我們十年前就開始關注它了,但是亞洲金融危機阻礙了我們的計劃。」去年10月,中國嘉德在中國內地之外舉辦了首場拍賣會,銷售額達4.55億港元,約合5900萬美元,重點關注的是中國繪畫、書法和傢具。

香港的天成國際拍賣行成立於2011年,它一直特別留意中國藝術市場。該公司在位於香港中心地帶的貝聿銘設計的中國銀行大廈設有展廳、銷售室和辦公室,領頭人是佳士得的前任中國區總監汪潔。
天成國際關注三個領域——中國古典繪畫、中國當代藝術和珠寶,但是 它說自己的關注點很窄。「我們是個年輕的公司,我們的拍賣會看重質量而非數量,」汪女士說。她指出該公司的珠寶拍賣會上的拍賣品平均約為150件,而繪畫 拍賣會上的拍賣品一般不超過100件。「在我們300平方米的拍賣廳里舉辦拍賣會有一種更親密的氛圍,」汪女士說。她指的是該公司約相當於3200平方英 尺的拍賣廳。

「我不想太快擴張到其他門類上,」她補充說。

汪女士曾在蘇富比中國公司工作過14年,在佳士得中國公司工作過兩年,所以她從自己工作過的這兩家公司招募了一個專家團隊,因為他們了解中國客戶的購買習慣。中國客戶占天成公司客戶群的50%,其他客戶來自台灣、新加坡、美國和英國。

「因為我們了解市場,所以我們能推動一些新潮流,比如像劉丹這樣的 藝術家的當代文藝作品,」她說。劉丹在返回中國之前,在美國生活了25年。「我們瞄準的是中等價位的拍賣品,從幾萬港幣的到幾千萬港幣的,比如最近吳湖帆 的《春雲煙柳》(Willow Tree Against Spring Clouds)賣出了2700萬港幣。」
今年在香港拍賣的藝術品包括1939年的水墨畫《春雲煙柳》。
今年在香港拍賣的藝術品包括1939年的水墨畫《春雲煙柳》。
Tiancheng Auctions

該公司在中國內地的幾個大城市舉辦巡迴展,包括廣州、西安和上海,在台灣也舉辦了巡迴展。該公司要求買家支付的傭金比例為18%,比佳士得20%的平均值略微低一些。
汪女士希望通過定期在該公司的展廳舉辦展覽來為中國當代藝術培養買 家,通過與畫廊密切合作來保證展示藝術家們的最佳作品。「收藏家們可以節省很多時間,因為我們的專家們為拍賣會挑選了最好的作品,」她說,「我們專註於提 供非常個性化的客戶服務,這在大型拍賣公司並不是總能實現。」

斯賓克華郵公司的市場定位更加細化,它專做中國郵票——這是一個很小但是有上漲空間的門類。2011年,英國郵票錢幣專營公司斯賓克(Spink & Son)買下了香港的一個小型獨立拍賣公司——華郵公司(Phila China),成立了斯賓克華郵公司。

「我父親十分喜歡收集中國郵票和錢幣,所以我從銀行業退休後,開設 了一個小公司——香港華郵,」安娜·李(Anna Lee)在英國和美國受過教育,現在是這家合并後的公司的副主席。「我們舉辦非常小型的展覽,因為收藏者們對郵票的需求有限。它不是個非常流行的主題,因 為對大多數人來說,它更像是一種個人愛好——你不能像請人們到你家看一幅畫那樣請人們來看一張郵票。」

但是這樣的細分主題卻十分有利可圖。今年8月,斯賓克華郵公司舉辦 了全球第一場專門拍賣罕見的西藏錢幣的拍賣會,這些錢幣歸收藏家尼古拉斯·羅得(Nicholas Rhodes)所有,包括1933年去世的第13世達賴喇嘛在位時期發行的罕見印花硬幣。這些錢幣賣出了38.4萬港幣,比會前預計的15萬港幣翻了一 倍。
一個十分罕見的西藏印花硬幣也在香港拍賣。
一個十分罕見的西藏印花硬幣也在香港拍賣。
Tiancheng Auctions

策劃主題獨特的拍賣會也是邦漢姆公司的強項,這家英國拍賣公司在香港有個分公司。「這是為了讓市場更多樣化,」邦漢姆香港公司的管理總監卡森·陳(Carson Chan)說,「我們想把這張餅做大。」

該公司致力於通過拓寬拍賣品的種類來實現這一點。「當紅酒拍賣在香 港流行的時候,」陳先生說,「我們舉辦了單一麥芽威士忌拍賣會。」他又說,「手錶是另一個重要類別,我們曾為單個品牌舉辦過主題拍賣會,比如理乍得·米勒 (Richard Mille)和MB&F(Maximilian Büsser & Friends)。在中國古董方面,當別人都在關注青花瓷的時候,我們關注的是鼻煙壺。我們想培養客戶們的新興趣,舉辦更小型、更專一的拍賣會。」

那也是其他紅酒拍賣公司採用的方法。紅酒拍賣是香港拍賣業的一個不 斷增長的種類。「目前中國是我們最大的成長型市場,香港貿易發展局從行政管理的角度已經基本上為我們鋪好了路,」珍稀紅酒拍賣公司扎奇行(Zachy)的 香港分公司管理總監大衛·溫賴特(David Wainwright)說,「2008年紅酒進口稅降低之後,我感覺那是在香港設立分公司的良機。」
「日本市場已經低迷了很長一段時間,新加坡總的來說非常保守,」溫賴特又說,「但是我們目前在香港的運營取得了和在紐約同樣的收益,我們沒有削弱在美國的生意。」

紐約的家族企業扎奇行(Zachys)成立於1994年,在與佳士 得合作七年之後又重新獨立經營。現在它每年在香港舉辦四次拍賣會。它最近於9月19日和20日舉辦的拍賣會拍賣的是阿齊茲·坎博士(Dr. Aziz Khan)的優秀藏品中的精選紅酒,包括6瓶拉度酒庄(Château Latour )1929年出品的紅酒和兩瓶木桐酒庄(Château Mouton Rothschild)1945年出品的紅酒。
「我們的很多客戶來自中國內地,他們是為了投資而購買的,他們想把資金放在香港,」溫賴特說,「我們儘力提供個性化的服務,包括幫助他們在香港和歐洲安排存儲。」
他又說,「香港市場上的買家們很喜歡親身參與收藏,他們喜歡在別人面前花錢。我們在尋找非常罕見的紅酒時會整合非常有野心的提議,比如將一箱1982年的拉弗勒(Lafleur)大酒瓶紅酒放在原裝的木頭酒箱中。」

佳士得亞洲區的高逸龍先生歡迎這些小公司的競爭。「這樣的公司越多越好,」他說,「歷史證明每次出現新的競爭者,市場就變得更大。」

「中國嘉德和其他很多中國拍賣公司在幫助開發市場,讓新收藏者們熟悉拍賣機制,」他接著說道,「結果,越來越多的中國客戶參與到我們的全球拍賣會中。」

本文最初發表於2013年10月4日。
翻譯:王艷
本文內容版權歸紐約時報公司所有,任何單位及個人未經許可,不得擅自轉載或翻譯。

謎一樣的梵高自我複製品【藝術】





謎一樣的梵高自我複製品

2013年10月17日


長久以來,這一直是個不光彩的秘密,違背了偉大的藝術原創性的觀念: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經常複製自己的作品。如今,情況發生了徹底轉變,梵高看上去最不具原創性的做法卻能讓我們近距離研究他創作過程中奇怪、迷人的藝術激情。

他複製自己作品的古怪做法成為新展覽「梵高複製品」(Van Gogh Repetitions)的原動力。該展覽周六在華盛頓的菲利普斯收藏館(Phillips Collection)開幕,之後將轉往克利夫蘭展出。
19世紀,學院派佔主導地位時,仿製在專業藝術培訓中佔據中心地位。學生們通常花多年時間仔細地用石膏仿製古代雕塑作品,然後才被允許創作自己的原創繪畫。有些學生一輩子都在仿製。

但是在20世紀,這種做法聲名掃地。它被認為是一種反藝術行為。在極端情況下,仿製很容易淪為偽造,成為一種犯罪行為。由於現代社會對仿製的厭惡,梵高對自己作品的複製品(他有時將其稱之為「重複」)有時甚至被過度警惕的學者們斥為贗品。
該展覽彙集了梵高同一作品多個版本的13個例子。在展覽目錄中,由 威廉·羅賓森(William Robinson)和伊萊扎·羅斯本(Eliza Rathbone)領導的學者和博物館管理員團隊收集和分析了一些資料,能說明梵高是何時創作了哪個版本。也許最重要的是,這個團隊使用新技術——比如X 射線和高像素數碼圖像——確切地解決了直到現在還讓學者們和梵高迷們感到迷惑的版本先後順序問題。

國際上的一些梵高學者們讚揚了這次展覽,包括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館 的策展人路易絲·范提伯格(Louis van Tilborgh)、曾策劃「成為梵高」(Becoming van Gogh)展的丹佛藝術博物館的提摩西·J·斯坦德林(Timothy J. Standring)以及「梵高特寫」(Van Gogh: Up Close)展的策展人科妮莉亞·霍姆伯格(Cornelia Homburg)。他們認為,這場展覽能夠加深我們對梵高的理解,展示出真品擁有而仿製品缺乏的東西。斯坦德林說這場展覽希望參觀者「或許能得出自己的結 論」。

這場展覽的靈感來源於梵高的兩幅畫作——一件在克利夫蘭,另一件在華盛頓。1889年5月,梵高畫了兩幅非常相似的油畫:現在屬於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的《大梧桐樹(聖雷米的修路者)》(The Large Plane Trees[Road Menders at Saint-Rémy])和菲利普斯收藏館的《修路者》(The Road Menders)。儘管這兩幅畫名字不同,但它們的輪廓是一樣的,梵高很可能是根據其中一幅畫來創造另一幅的。

人們很早以前就知道這兩幅畫的存在。1948年,在克利夫蘭的一次梵高展上,它們被並排放在一起。但是,由於人們認為製作副本的整個過程從道德角度講不太光彩,所以這兩幅作品的確切關係一直未被仔細研究。

哪幅畫是先畫的?策展人們先用X射線發現《大梧桐樹》(The Large Plane Trees,克利夫蘭的那幅)的底色是匆忙畫出的、幾乎難以辨認的濃密的線條,而《修路者》(The Road Menders,菲利普斯的那幅)的底色和油畫表層的線條幾乎是一樣的。
羅賓森說:「不難發現克利夫蘭的那幅畫是在戶外創作的,裡面有一些錯誤和改動。而菲利普斯收藏館的那幅畫很明顯是複製品。」

接下來,研究者們開始研究這兩幅畫的表層,發現梵高是在很不相同的 材質上創作這兩幅畫的。克利夫蘭的那幅是在細棉布上畫的,有商家印上的紅色菱形圖案,而且沒有底漆,不是正規的畫布。而菲利普斯的那幅是在標準的含有底漆 的藝術家用的畫布上畫的。所以克利夫蘭的那幅畫看起來更粗糙,與戶外作畫的情形相吻合;菲利普斯的那幅更流暢、更從容。
另外,梵高在菲利普斯的那第二幅畫中做了些小小的改進。「你能看到他把路燈往左移了一點,讓它更突出,」羅賓森說,「他往樹上畫了更多的線條。他甚至還在最右邊加了一個挖土的男人。」

這兩幅畫哪幅更好?如果你不喜歡複製品,那麼很明顯克利夫蘭的那幅更好。遺憾的是,我們不能讓梵高來投個票。但是在其他一些類似的情況下,他經常聲稱他認為複製品更好,更有藝術價值。

在給弟弟西奧(Theo)的信中,梵高經常說他認為複製品讓他有機 會改進、闡明最初的創作,因為他能夠仔細地慢慢畫,不像在戶外作畫那樣有人圍觀,光線也不斷變化。他的很多複製品(比如這次展覽中展出的這些)比原作更流暢、更仔細、更從容。他跟西奧解釋說,他能把一幅畫從對場景的直接描摹轉變成真正富有想像力的作品。

梵高繪製複製品似乎有不同的目的。有幾次,他是匆忙畫出複製品送給家人、藝術家朋友或者模特當禮物。就像展覽目錄中說的那樣,從視覺上以及梵高的評論中,我們可以看出這些複製品通常比原作更小、更潦草。所以不能簡單地說原作和複製品哪個更好。
一點一點仔細研究修路場景的兩個版本可能特別累人,但是要弄清梵高何以為自己在阿爾勒的卧室畫了三幅油畫,為郵遞員約瑟夫·魯林(Joseph Roulin)畫了六幅油畫和三幅素描,這就更有挑戰性了。

當這六幅郵遞員油畫被並排放在一起時,我們驚奇地發現它們很不相同。有的畫里他的眉毛很濃密,有的畫里他的眉毛是一條扭曲的水平線。在有的畫里我們能看到左耳,有的不能。我們還注意到人物的個性特點:有的向下瞪着我們,有的心不在焉,有的自以為是,有的甚至有點瘋狂。

羅賓森說,「很容易判斷《修路者》和《大梧桐樹》哪幅畫是先畫的。但是這九個郵遞員差別很大,藝術史學家們仍然沒有達成一致意見。」

「梵高畫後幾幅畫的時候,」羅賓森說,「他不是依據模特作畫,而是根據前面的三四個版本,用新的方法把它們組合到一起。」

這九個郵遞員並不能算是複製品,而是同一個想法的幾個變體,跟巴赫(Bach)這樣的作曲家就同一主題連續創作幾個大同小異的曲子是一樣的。所以,從反面看,梵高在複製自己作品的時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創意。

這次展覽以及展覽目錄都鼓勵參觀者仔細觀看。「你真的必須全神貫注,」羅賓森說,「當你仔細對比梵高同一主題的不同版本時,你開始體驗他的創作決定。那是一種奇怪、神秘的體驗。好像你被他天才的藝術激情吸引住了。」

本文最初發表於2013年10月6日。
翻譯:王艷
本文內容版權歸紐約時報公司所有,任何單位及個人未經許可,不得擅自轉載或翻譯。

2013年11月27日 星期三

美國總統是怎樣煉成的【閱讀】

美國總統是怎樣煉成的

Lincoln Agnew

在2008年的總統選戰中,巴拉克·奧巴克常常強調自己的 經歷有多不尋常,於是我們漸漸習慣了他不凡的過去。大家都知道,因為他的名字,因為經驗不多,在競選中他並不佔優勢;大家也知道他的混血背景使得他的成功 具有歷史意義;並且僅僅花費五年就從伊利諾伊州的地方政客變成了地球上最有名的人(他還是繼伍德羅·威爾遜之後第一個在任內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總統),這 樣的經歷幾乎無人能及。大衛·馬拉尼斯(David Maraniss)的這本新傳記恢宏、引人入勝,它的出色之處在於通過詳盡的、首次公開的細節來呈現奧巴馬的傳奇經歷,書中所講述的故事與世人熟知的版本 相比,稱得上更扣人心弦。

《巴拉克·奧巴馬:他的故事》(Barack Obama: The Story)最吸引人的,並不是尚未出版就引來最多熱議的那部分內容: 1980年代初,奧巴馬在紐約時的一個女友寫了日記。她叫吉娜維芙·庫克(Genevieve Cook),是澳大利亞白人,她允許馬拉尼斯在書中引用了自己與奧巴馬相戀到最終分手期間的日記內容——當中包括了她對奧巴馬的評價,開始的時候她認為他 很有魅力,但事後證明他為人過於冷淡漠然。放到當今政治的上下文來看,這個判斷似乎有些洞察力。不過比起整本書其它內容,這些日記幾乎沒多大意思,因為這 些話可以來自任何一段不開心的、 無疾而終的戀情。馬拉尼斯這部總統編年史的其他部分要有意思得多,他詳細追溯到了一個多世紀前總統在非洲和美國的家族譜系。
奧巴馬和曾經的女友吉縱維芙·庫克,拍攝時間約為1984年。
  • Photograph from 「Barack Obama: The Story」
    奧巴馬和曾經的女友吉縱維芙·庫克,拍攝時間約為1984年。
馬拉尼斯在《華盛頓郵報》工作多年,比爾·克林頓那本著名 的傳記等等都是他的作品(在其他共同作者的協助下)。在這本傳記中他運用了羅伯特·卡羅處理政治人物的手法,不過跟卡羅筆下的林登·約翰遜不同,他筆下的 主人公仍在執政生涯鼎盛時期。本書的序幕始於巴拉克·奧巴克父母的曾祖輩,這些人恐怕連奧巴馬本人也從未遇見,甚至了解的還不如馬拉尼斯深入。之後作者又 用了近600頁篇幅,以時年27歲的奧巴馬開着一輛二手黃色達特桑離開芝加哥作結。這一年,他結束了社區組織者的工作,前往哈佛法學院讀書,在馬拉尼斯筆 下,奧巴馬在此時終於結束了對個人身份的探求,開始了他志在必得的政治生涯。

在我個人看來,這本書有兩個不足之處。首先,那些如大百科 全書般堆起來的種種細節,有時過於瑣碎。比方說,我注意到:了解奧巴馬的美國外祖父和舅姥爺曾參加過“二戰”的確重要,但看一長串來自堪薩斯州同一個郡的 烈士名單,就沒那麼重要了。也許,馬拉尼斯希望自己的調查在深入透徹方面不留任何把柄,不過哪怕這本書只有現在篇幅的一半,這方面也已經體現得很清楚了。 此外,當馬拉尼斯偏離敘事,進行“講述”而非“展現”時,他對主題的呈現比故事本身微妙的複雜性來得更為大膽。舉例來說,在談到奧巴馬肯雅的祖父侯賽因· 奧尼揚戈·奧巴馬(Hussein Onyango Obama)時他說:“有時,他會因為表現得像白人或者看起來不是那麼黑,而遭人不屑,這為他孫子在美國的遭遇埋下伏筆。”“埋下伏筆”這部分顯然是過度闡釋了。

儘管如此,這仍是一本具有啟發性的著作,任何對現代政治感 興趣的人都有必要一讀,這本書必定會加深我們對於奧巴馬總統的優點、缺點和深藏不露個性的理解。每隔幾頁,馬拉尼斯就會拋出一點珍聞,改變或擴展了此前最 普遍的認知。比方說,奧巴馬在肯雅的祖父曾娶了五位妻子,在茅茅黨(Mau Mau)時期,他顯然並未參與肯雅暴亂,也沒有遭到英國殖民者的酷刑(儘管他皈依了伊斯蘭教,在肯雅白人中,他仍是個靠得住的角色,不過他把兒子送到了基 督教學校讀書)。還有這個:奧巴馬的母親取名為斯坦利·安·鄧漢姆(Stanley Ann Dunham),這並不是因為她父親斯坦利堅持要給她取這個名字,而是因為她母親在懷孕時看了電影《姐妹情仇》(In This Our Life),結果喜歡上了劇中由貝蒂·戴維斯(Bette Davis)飾演的那個工於心計的角色——斯坦利。

這本書敘事之宏大以致無法概述,不過主要還是講了四個故事。其中最具悲劇感和自毀性的,要屬奧巴馬的親生父親。他腦子聰明嘴又甜,在非洲和美國傾倒眾人,但也因為他的不負責任,毀掉了別人以及自己的生活。他在 肯雅有一個妻子,並育有兩個子女,1960年,他在夏威夷大學認識了17歲的斯坦利·安·鄧漢姆,她愛上了他,懷上了他的孩子。兩人結了婚,但在1961 年,生下“巴里”(Barry)才一個月,她就回到了西雅圖的家中(書中詳細引述了一位醫生關於此事的回憶,任何對奧巴馬的出生存疑的人,只要願意接受書 中提供的證詞,他們的態度都會改變)。馬拉尼斯說,在小奧巴馬的生命中,“或許最幸運的恰恰是如此”——此後他幾乎再未見過父親,“這讓他母親和他在未來 幾年裡,免於遭受種種不可預知的事件,以及可能的家庭暴力。”老巴拉克·奧巴馬回到肯雅後,濫飲成性,牽扯進多起車禍,最終在1982年因車禍去世。這一 年,他48歲,兒子奧巴馬21歲。

奧巴馬的美國外公外婆,分別是斯坦利·鄧漢姆和瑪德琳·佩 恩(Madelyn Payne),他們同樣是書中相當引人矚目的角色。表面上看,他們是“最偉大一代”的中堅分子:他是參加過戰爭的老兵,她是生產轟炸機的工人,兩人在堪薩 斯小鎮讀高中時相戀,在高中的一次晚會之夜秘密結婚(外公斯坦利生着長長的面孔和大耳朵,巴拉克·奧巴馬長得像他,與在非洲的父親一點都不像)。深入表相 之下,鄧漢姆一家的生活卻處於緊張之中。斯坦利的母親自殺,粉碎了他的童年。成年後他擔任銷售員,只會夸夸其談,事業讓人失望,而他的妻子成為銀行職員, 接過了養家和照料外孫的重任——外孫並沒有和媽媽一起生活,而是搬過來與外公外婆同住。

在馬拉尼斯筆下,奧巴馬母親的形象對於簡妮·斯科特 (Janny Scott)2011年的著作《奇女子》(A Singular Woman)是個補充。很顯然,即使身處她那個年代,斯坦利·安·鄧漢姆也稱得上浪漫主義者,或者是一名冒險家。她追尋歷險,“害怕渺小”。18歲時她嫁 給了肯雅人,22歲嫁給印尼人。她讓兒子在雅加達上小學——馬拉尼斯解釋說,這並非一所伊斯蘭教學校,而是為該國培養學術精英設立的學校——之後又將他送 走,送到了外祖父母身邊,自己好潛心研究爪哇文化。斯坦利·安·鄧漢姆52歲那年死於癌症,當時她兒子還未參與任何職位的競選,她始終不在兒子近旁,也無 法為兒子長成今日的模樣作一個旁註。在得知了這位母親的故事後,我想我應該不是唯一一個感到極度失落的讀者。

最後,是關於她兒子的故事。馬拉尼斯搜集到了巴拉克·奧巴 馬讀法學院之前的資料,讓我們看到了一個讓我們既熟悉又陌生的男人更為豐富的一面。他的童年在印尼度過,巴里·索托羅(這是他繼父的姓),這個圓乎乎的孩 子長着一頭捲髮,人們想當然地認為他來自安汶或其他鄰近的、膚色較深的人定居的小島。他青少年時期住在夏威夷,人們並沒有把他當成是美國大陸很常見的黑白 混血,而是把他看成是hapa,也就是多種族混血兒。馬拉尼斯解釋了奧巴馬在進洛杉磯西方學院(Occidental College)時是“巴里”,而在離開時則轉變成為“巴拉克”——在初次受美國大陸文化影響後,他已經認準了自己應是黑人,而不是白人,在讀哥倫比亞大 學和芝加哥大學時,這個決定不斷得到強化。馬拉尼斯說,“在他的決心中,一個反覆出現的主題是要避免生命中的陷阱”。這包括“他不尋常的家族陷阱……牽涉 穩定性和心理層面。之後是地緣方面的陷阱”,這跟他在夏威夷長大有關,以及“最後是美國的種族陷阱,因為這有可能招致排斥與譏諷”。在巴拉克·奧巴馬的態 度中,從他刻意的鎮靜到有時令人反感的冷酷,看似奇怪,恰恰是他在應對傳奇經歷和各種變故中調整後的結果。

我們永遠不可能全面了解公眾人物,只知道他們的形像都經過了冷靜與精心地塑造。但看完本書,我們確實對一位公眾人物所知更多。

本文最初發表於2012年6月17日。

James Fallows是《大西洋月刊》的國內記者,他最新一部作品是《中國航空》(China Airborne)。
翻譯:詹涓

神曲《狐狸》的创作者逗你玩儿呢【幽默】

《狐狸》的创作和演唱者巴德与维加德·伊尔维萨克兄弟在曼哈顿。

音乐2013年11月27日
《狐狸》的创作和演唱者巴德与维加德·伊尔维萨克兄弟在曼哈顿。

神曲《狐狸》的创作者逗你玩儿呢

Karsten Mor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洛克菲勒大厦的6A摄影棚是NBC台“吉米·法伦深夜秀” (Late Night With Jimmy Fallon)的拍摄地点,当巴德(Bard)与维加德·伊尔维萨克(Vegard Ylvisaker)到来时,整个屋子里弥漫着人造烟雾和激光。这对挪威兄弟前几天从奥斯陆赶到伦敦,之后来到纽约。他们打量着周围,有一群戴着狐狸面具 和彩妆的舞者、长长的两列全身镜子和一个从头到脚化装成马的男人,这阵势并没让他们怯场。

“很古怪,”31岁的巴德说,他一头金色长发,总是不动声色,“但是过了一会儿,就开始有工作的感觉了。”

伊尔维萨克兄弟的乐队名叫“伊尔维斯”(Ylvis),上个月他们的一首故意冒傻气不过却很动听的歌曲《狐狸(狐狸怎么叫)》(The Fox [What Does the Fox Say?])令他们不可思议地成了流行音乐红人,从那以后,这一套他们已经习惯了。

一阵砰砰的电子节拍之后,《狐狸》用祈求般的真诚语气问:为什么其他动物都有自己独特的叫声,狐狸却没有?歌词唱道:“鸭子叫呱呱,鱼儿叫叭叭,海豹的叫声是嗷嗷嗷……狐狸怎么叫呢?”

这个星期,《狐狸》登上了公告牌百大单曲榜第六位,力压罗宾·西克 (Robin Thicke)的《模糊的句子》(Blurred Lines)和Lady Gaga的《掌声》(Applause)。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同样令人迷惑,在片中,颇为上镜的伊尔维萨克兄弟和其他表演者穿着各种动物服装,让人觉得如 果《我是海象》(I Am the Walrus)的音乐录像如果由拉斯·冯·特里厄(Lars von Trier)来导演的话,也会是这个样子。这个录像在YouTube网站上已经被观看了一亿多次。

这首歌还在持续走红,“伊尔维斯”不断接到美国的“深夜秀”和“今 日秀”等节目邀请。如今对于他们来说,它既是好事,也是一种负担——既为他们带来有利的机会,同时也成了一个恶作剧,带来不少适得其反的后果。他们不禁 想,靠着这首一开始本来什么目的也没有的歌,他们能走多远呢?

“我们的计划一直都是这样,”34岁的维加德留着蓬松的头发,星期三录制节目的间隙,他向法伦喊道。兄弟俩都穿成狐狸的样子,维加德的语气表明他在说反话。

在家乡,伊尔维萨克兄弟是一对谐星,有忠实的本地拥趸,在挪威电视台拥有自己的喜剧脱口秀节目——“伊尔维斯今夜秀”(I Kveld Med Ylvis)。

他们在挪威裔纽约制作二人组“星门”(Stargate)帮助下创作了《狐狸》这首歌,“星门”还帮蕾哈娜(Rihanna)、凯蒂·佩里(Katy Perry)和维兹·卡利法(Wiz Khalifa)写过金曲,但伊尔维萨克兄弟说,他们这首歌是故意要写得很恶劣。

“从喜剧演员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把他们的才华用在不恰当的地方,它可能会更有意思,”巴德说,“我们制作了这首歌,然后回到我们的脱口秀节目,说:‘对不起了,伙计们。’”
然而这首歌的音乐录像自9月在网上贴出,很快成了全球现象,每天都有几十万的点击率,这引起了华纳音乐公司(Warner Music)公司的注意,他们已经通过挪威的分公司签下了“伊尔维斯”。

《狐狸》初登公告牌百名单曲榜就获得了第29名的成绩,因为该排行 榜的排名系统经过调整,把歌曲的网络活跃程度也统计在内。更令华纳公司震撼的是歌曲的真实销量——一周7.5万份。华纳兄弟唱片公司负责推广的资深副总裁 彼得·格雷(Peter Gary)说,它没有在广播节目中播出,也没有进行花费不菲的市场宣传就取得了这样的成绩。
“有很多金曲,人们在背后为它们付出许多努力,月复一月发起宣传攻势,但销量还不及这首歌的一半或者1/4,”格雷说。
因为《狐狸》的大红,“伊尔维斯”得以登上“艾伦·德杰尼勒斯秀”(The Ellen DeGeneres Show)和上月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iHeartRadio音乐节,与贾斯汀·汀布莱克(Justin Timberlake)和麦莉·塞勒斯(Miley Cyrus)等艺人同台共演。但乐队趁着这股势头接下来要干什么,这已经成了公开的疑问。

格雷说,“伊尔维斯”可能会受到“人们对‘新奇事物’观念的挑战,我认为,在这种观念之下,人们会把某些作品当成是傻乎乎的东西,而不是视为严肃的艺术。”

遭受同样命运的或许还有韩国饶舌乐手“鸟叔”(Psy),他的《江南Style》(Gangnam Style) 意外成了全球金曲,但他的下一首单曲《绅士》(Gentleman)却远远没能获得之前的成功。但格雷说:“我可以说,一旦成名就会一直拥有影响力。‘鸟 叔’或者‘伊尔维斯’一旦写出另一首金曲,机会的大门马上会为他们敞开。”尽管“伊尔维斯”目前还没有发行完整长度专辑的计划,格雷说:“一首金曲就能改 变一切。”

对于“伊尔维斯”来说,“这是个大好机会,”巴德说,但是宣传《狐狸》需要他和维加德不时离开家中的妻儿,也让他们无法继续挪威电视台的脱口秀节目。巴德说,他们暂时“尽量把工作都推给同事们”。

来到NBC在SoHo区的总部时,伊尔维萨克兄弟说,他们对自己在深夜秀上的表演感到满意和如释重负,节目的驻场乐队“根源”(Roots)也参演了《狐狸》。

法伦秀当晚,表演这首歌之前,巴德说:“我们从来没彩排过,因为它不应该被当做现场演出。”

维加德补充说:“它不是一个故事,只是一大串动物的叫声。”

他说,对《狐狸》的狂热会不可避免地退去。“你不可能为它兴奋上一整月,”他说,“到了某种程度,走势就会稳定下来。”

不管这种情况将在何时发生,巴德说到时他都能接受。

“下个星期没准就会从丹麦冒出一首关于狼的歌,然后我们就算脱身了,”他说,“这没什么,就算真是这样也挺好玩的。”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10月12日。
翻译:董楠
本文内容版权归纽约时报公司所有,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或翻译。

林登·約翰遜的權力寶座【書評】【政治】【柯林頓】

柯林頓文筆也太好了吧@@

---

林登·約翰遜的權力寶座

《權力通道》,是精彩絕倫的林登·約翰遜系列傳記《林登· 約翰遜時代》(The Years of Lyndon Johnson)的第四卷,由羅伯特·卡羅撰寫。本書涉及的時間跨度大約是五年,始於1960年總統選舉之前不久,內容包括豬灣事件、古巴導彈危機和其他 一些肯尼迪時期的重大事件,最終落筆於肯尼迪不幸在達拉斯遇刺身亡、約翰遜接任總統之後的最初幾個月。
卡羅記載了諸多歷史細節,其中最妙趣橫生且至關重要的部分,涉及到這位新總統推動國會立法委員會將數個法律草案炮製出來、並付諸兩院投票的能力。其中的一項草案在後來成為了1964年簽署的《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
  • Illustration by David Plunkert
約翰遜能將看似完全沒有希望付諸國會任何一院投票的法案起 死回生,他所施展的政治技巧,即使你不是一個政治迷,也會為之驚嘆。來自南方的民主黨議員很擅長將他們痛恨的立法給攪黃,尤其是那些為美國黑人爭取更多民 權的法案。他們的阻礙能力令人矚目,以至於新總統約翰遜的一位盟友,堅決反對他將肯尼迪遇刺得來的政治資本浪費在如此渺茫的事情上。

據卡羅所寫,約翰遜回應到,"好吧,那還當這個該死的總統幹什麼?"
這是一個每位總統都必須提出並回答的問題。對約翰遜而言, 在1963年底的幾個星期里,總統這個職位意味着兩件事:通過一項真正有威力的民權法案,來取代1957年他促成的一項孱弱得多的立法,那時他是參議院多 數派領袖;另一件事是向貧困開戰。只有他一個人清晰地認為這兩件事實際上都並非毫無希望,因為美國歷史上,僅有少數人能在推動立法和說服議員上與他相提並 論。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觀察約翰遜的自信心如何日益高漲。他逐 漸影響到那些仍處于震驚之中的肯尼迪政府倖存者,使他們開始意識到,這位曾經的"議院大師"(Master of the Senate)成為新任最高行政官員之後,所具備的推動參眾兩院立法的能力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任總統。約翰遜的這種信心蔓延到了外界,並最終在他第一次做 國情咨文演講時感染了整個國家。咨文由肯尼迪的文膽泰德·索倫森(Ted Sorensen)起草,但是它的影響力將在接下來的七周里由約翰遜施展的魔法來實現。

後來,休伯特·漢弗萊(Hubert Humphrey)完美記錄了約翰遜到底是如何做到了這一點。當時漢弗萊被總統選中為民權草案的選票統計人,並且作為約翰遜的參議院代理人為草案開闢道路。

漢弗萊說,約翰遜"非常清楚如何打動我"。

卡羅用熠熠生輝的細節描述了這位新總統在說服他人方面的天 才能力,不論對象是朋友、宿敵、還是這兩極之間的人,以及他如何運用這種能力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我們都看過那些約翰遜的標誌性照片,他在談話中身體前傾, 將他的厚手指戳向傾訴對象的胸膛,或用長臂摟住別人的肩膀。約翰遜身高六英尺四英寸(1.93米),所以面對大多數人他都處在一個居高臨下的位置。即便是 坐着的時候,他彷彿同樣高高在上。卡羅寫道,在一次關於民權的談話中,約翰遜讓羅伊·威爾金斯(Roy Wilkins)及其全美有色人種促進協會(N.A.A.C.P.,即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的隨行人員坐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的一張大沙發上,而他即便緊挨着他們坐在一張搖椅上,仍然給人一種淵渟岳峙的感覺。他甚至都無需和別人共處 一室,僅僅通過電話,他就能很好地操控、勸誘甚至欺凌他們。

他深諳打動他人之道,而且不達目標決不罷休。

如果你是堅定的黨派人士,他會召喚你的愛國心;如果你是守 舊派,他會將自己的計劃裝點成主流勢力的選擇。他對人的恭維細緻入微、基調精準、控制得當,他的豪言壯語亦是如此,不論手段,只要能起作用就行。雖然約翰 遜沒有親吻薩姆·雷伯恩(Sam Rayburn)的戒指,不過他的雙唇確曾觸到雷伯恩的光頭。而哈里·伯德(Harry Byrd)得到了他的尊重和重視。當約翰遜成為總統時,他終於擁有了與其政治技巧相匹配的權力。

本卷書另一個卓越之處在於描述了約翰遜勝利之前的種種磨 難:競選的失敗,以及作為副總統的那段能力被限制、權力被剝奪的悠長歲月。他無事可做,無話可說,面對肯尼迪核心圈子成員對他的輕慢無計可施。"議院大 師"也許已經成了參議院的議長,但這僅僅是名義上的 。(譯者註:美國副總統同時兼任參議院議長一職,但該職位早已成為一種榮譽職位,並無實權。)他可能非常同意德克薩斯州同仁、羅斯福總統的副手約翰·南 斯·加納(John Nance Garner)關於副總統一職的著名論斷,即"一文不值"。

卡羅栩栩如生地描繪了約翰遜的苦楚。我們能感受到他雄心的 消退。當他被會議拒之門外、不受空軍一號的歡迎、被羅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懷疑和鄙視之時,我們與他一樣確信其政治生涯已經終結。之前在國會的時候,也許他並沒有為全體的華盛頓精英所敬佩,甚至被他們取笑說有點 像鄉巴佬,但他肯定從未被人小視。在白宮,他會編造一些理由在早上去到橢圓形辦公室的外圍,並確保肯尼迪的工作人員注意到了他,儘管他在那裡很少受到歡 迎。即使他們不尊重他,他也不允許任何人忽略他。

然後悲劇改變了一切。肯尼迪遇刺幾小時後,約翰遜宣誓入 職。雖然沒有宣誓儀式的排場,但他擁有了總統職位的一切權力。起初,他在運用權力上相當小心翼翼。他幾天都未搬入橢圓形辦公室,而是在位於白宮西面的行政 辦公樓274室處理政府事務。直到12月7日,約翰遜一家才搬進白宮官邸。但在不久之後,一件事變得很清楚,那就是約翰遜一生苦苦追尋的權力終於來到他的 手中。

正如卡羅在本書和前面幾卷中顯示的那樣,權力最終會揭示一 個人的本質。對約翰遜而言,成為總統使他得以解放自己,並去擁抱自己過去的一些經歷,而之前它們因為政治或其他原因從不示人。突然之間,再也沒有理由讓他 與自己幼年時期的貧困和失利劃清界限。權力將約翰遜人性的源泉釋放開來。

去年我有幸在薩金特·施萊佛(Sargent Shriver)的葬禮上講話。施萊佛曾效力於約翰遜,但在許多方面都與之秉性相反。當時我說,我們之中太多的人花費太多的時間計較個人的升遷和得失,而 不去努力。我們也許會失敗,但我們需要在嘗試中失敗。這是施萊佛的偉大品德。隨着約翰遜的當選,施萊佛終於擁有了嘗試並取勝的機會。

當我自己開始參與政治活動時,約翰遜、施萊佛和其他一些民 權運動與反貧困運動的偉人都湧現在我面前,儘管當時巴里·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正醞釀著反政府運動,並且在幾十年後發揚壯大成政治主流。那些偉人們相信,政府在增進民權、減少貧困和不平等方面具有必不可少的作 用。不久之後便清晰顯示出,法律需要改變的同時,人心亦如此。不僅是國會議員,而且美國人民自身也需要被說服。
在沒有出現某些危機的情況下,例如失去肯尼迪總統、馬丁· 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和羅伯特·肯尼迪,這樣做很困難。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晚期,美國日益陷入越南這個泥潭,更加好戰的民權領袖逐步崛起、許多城市發生了騷亂,六 十年代前期使得人們生活普遍"水漲船高"的廣泛性經濟增長業已終結,這些都使得在民權和反貧困方面贏得更多民心越來越困難。

有那麼短短几年,林登·約翰遜,這位曾經相當尋常的南方民主黨人,一個極度渴望權力卻處處受限的人,超越了他的政治過往和個體局限,擁抱並推升了他孩提時的夢想,即將機會和平等帶給所有美國人。經過長年對權力的 追求,一旦他擁有了權力,他對美國人民說:"我告訴你們一個秘密----我打算使用它。"而且他確實使用了這個權力來通過《民權法案》、《選舉權法》 (Voting Rights Act)、開放住房的法律、反貧窮的立法、醫療保險(Medicare)和醫療補助(Medicaid)計劃、啟智學前教育計劃(Head Start)等等

他深知總統一職的任務所在:打動人心。對國會議員,他常常使用各種手段;對美國人民,則是袒露他的真實情感。

即便是我和約翰遜在越南戰爭問題上分道揚鑣,我也從未像很多同時代的年輕人那樣憎恨他。我沒法恨他。他對推進民權和公平機會所作的努力舉足輕重。我現在仍然感激他。約翰遜彼時打動過我,經過這麼多年的歲月,他仍 能打動我。羅伯特·卡羅撰寫的傳記引人入勝、細緻入微,描繪出了約翰遜如何以及為何能夠打動人心。作者又一次為美國做出了巨大貢獻。

本文最初發表於2012年5月26日。
作者比爾·克林頓曾擔任美國第42任總統。
翻譯:黃錚

被利用的魯迅【閱讀】【中國】

被利用的魯迅

在中國大陸,有關魯迅的任何相關動靜都會觸動社會的敏感神經。
上周,魯迅的散文《風箏》從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版《初中語文》中刪除,出版方人民教育出版社稱「教材的文章替換隻是根據教學難度進行的技術層面的調整」,引發了文化界、教育界間無法平息的風暴。
長期以來,魯迅的人物形象與精神性格,在不同時代根據不同需求,一直進行着微妙的調整和權威的解釋。
  • 長期以來,魯迅的人物形象與精神性格,在不同時代根據不同需求,一直進行着微妙的調整和權威的解釋。
魯迅在中學語文課本中的地位是中國現代文學史「論資排輩」的產物。「魯郭茅巴老曹」(指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和曹禺)的排序等級森嚴,這六大天王始終在中學語文課本中佔據重要份量。

而長期以來,魯迅的人物形象與精神性格,在不同時代根據不同需求,一直進行着微妙的調整和權威的解釋。擔負著塑造新時代新人的語文教材,也緊隨着不同時代的不同要求而加以調整。

魯迅的創作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核心文化資源之一,他對於 傳統文化顛覆性思想、他對社會事件的尖銳批判,形成一種充滿力量的新語義力場。魯迅的作品奠定了新白話文的懷疑態度和消解語勢,他以非凡的語言才能所構建 的文學作品令人讀之難忘,成為新派知識青年追讀的精神食糧,而魯迅本人則變成不滿於時代的青年們的精神導師。

在新舊文化彼消此長的微妙對峙期,魯迅作品是一股巨大的超能量塊,只有如毛澤東那樣的超人,才能對這一非凡能量塊心領神會地掌握,並加以巧妙的運用。

魯迅是一座豐富的文化寶藏,但他一直被有意識地塑造成、解 釋成一種革命思想家的特殊形象,卻無視他的懷疑精神。實際上魯迅對被封的真理看門人一貫持懷疑態度。他在《魯迅自選集序》里說:「民族主義的文學家在今年 的一種小報上說,『魯迅多疑』,是不錯,我也正在疑心這批人們也並非真的民族主義文學者,變化正未可限量呢。」魯迅的自我懷疑、以及對他人的懷疑,既敏銳 又深刻。他的對「這批人們」的「懷疑」,即便用到今天,也還合適。

在1930年代,新文化運動已取得對舊文化的優勢,並成為 正統思想界文化界的主流,從文言及舊白話中脫穎而出的魯迅體新白話文,成為新時代最犀利的解剖刀。魯迅去世後遺留下來的一筆巨額的精神財富,被國民黨視若 洪水猛獸,而讓反對者毛澤東及其同志白撿了這樣一顆精神原子彈。掌握了對魯迅的唯一解釋權後,毛主義得到了新文化運動曾有的那種勢如破竹的力量。通過對魯 迅體白話文的活用,毛文章具有魔幻般的召喚力量,在百萬知識青年心中燃起熊熊的烈火。以這樣犀利的文風,毛澤東讓自己一生中最大對手蔣介石先生徹底失去了 內力。蔣公本是流氓出身,奈何走入歧途熱愛上了傳統文化,卻不知唐人早就發現:「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蔣寫文章之乎者也繞來繞去的一團亂 麻,哪裡比得上毛潤之那種清新活潑的文風?

思想和作風都充滿激情的、不無天真浪漫的知識青年如過江之鯽般,穿山越水地奔赴革命聖地延安。歡快熱烈的生活之餘,知識青年們就分別進入抗大、魯迅藝術學院等院校進行學習。在這樣的革命背景下,原本就具有卓越才華的魯迅,成為新時代、新文化的一個巨大偶像。

在1949年以後,中國共產黨需要以被塑造的魯迅形象來譴 責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因此魯迅扮演着思想家和革命鬥士的角色,他的尖銳思想和犀利語言,是切開兩千年中國封建社會那層臃腫脂肪的鋒利手術刀。如《狂人日 記》譴責舊社會是「吃人的」;《祝福》控訴「萬惡舊社會」對普通勞動群眾的壓迫;《阿Q正傳》《墳》等揭露中國文化的冷漠的「國民性」及「看客」文化; 《傷逝》描寫普通知識分子的精神頹唐和肉體的衰敗。這些,都被定位成了革命文學的典型樣式。但《在酒樓上》這樣的深刻反思性作品,則不被提倡。這部作品通 過對主人公呂緯甫的塑造,魯迅令人不安地表達出了對社會革命、對革命者、對社會現實的深刻懷疑。在曾經的熱血青年呂緯甫的身上,魯迅發現革命者最終沒有改變社會,反而被殘酷的社會改變了——冷漠、無情、頑固的社會像沼澤般吞噬了一切。

魯迅的《故事新編》是現代文學中的傑作,但因為集中作品中 充滿懷疑精神和遊戲精神,充滿對既定社會秩序的消解力,而無法在閱讀理解上加以有效的引導和管理,而被語文教材指導者和編寫者有意地排斥着。失去了懷疑精 神的魯迅、失去了對現實決不妥協精神的魯迅,成為了一具光滑的陶偶。

不論魯迅的文章如何增減,在中國大陸教科書中,魯迅的作品以及對他作品的標準解讀,自1949年後六十多年來如魔咒般,控制着學生們的閱讀、思考,展示着新文化對舊文化的鄙視。

被利用和被逐步刪去的魯迅,都顯示了中國教育體系的專斷。 這種體系,表面上是被嚴厲的考試制度所控制,實際上,以官方嚴格界定之後給出的標準理解標準答案,才是最隱蔽而巧妙的運用。標準答案控制了學生們的思想, 讓他們無法逾越教材的雷池一步。一旦失去標準的解釋,一旦找不到標準答案,學生們就會產生驚慌和沮喪感 。在學習的黃金時代,自由思考原本是最重要的,但通過標準答案和標準理解的方式,中國大陸的教育體系精準地摘除了自由思想這顆腦垂體腺。

葉開是作家,文學雜誌《收穫》的編輯,著有《對抗語文》一書。
本文內容版權歸紐約時報公司所有,任何單位及個人未經許可,不得擅自轉載或翻譯。

關於美國是否應該參加「二戰」的激烈爭論【閱讀】【二戰】

關於美國是否應該參加「二戰」的激烈爭論

針對美國是否應該參加二戰的激烈爭論在歷史上十分精彩,其激烈程度遠遠超過針對麥卡錫主義和越戰的辯論。
Barry Blitt

針對美國是否應該參加二戰的激烈爭論在歷史上十分精彩,其激烈程度遠遠超過針對麥卡錫主義和越戰的辯論。

1939年7月,富蘭克林·D·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在白宮會見兩黨的參議員,為勸說他們修改《中立法案》(Neutrality Act)做最後的努力。該法案禁止美國幫助其他國家。酒杯斟滿之後,羅斯福和國務卿科德爾·赫爾(Cordell Hull)極力論證世界將爆發災難性的戰爭。74歲的共和党參議員威廉·博拉(William Borah)厭惡地搖了搖頭,1919年他曾領導了反對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以及美國加入國際聯盟的鬥爭。「歐洲今年不會爆發任何戰爭,」他說,「所有這種歇斯底里都是人為製造出來的。」兩個月後希特拉進攻波蘭,英 國和法國宣布對德作戰。

如今「二戰」被認為是最偉大的一代人進行的正義戰爭,所以 針對是否應該參戰的激烈爭論也被大多數人遺忘了。但是反對美國干涉他國的遊說團體的故事不僅在歷史上十分精彩,也與今天美國是否應該介入他國事務的爭論遙 相呼應。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聲稱是歷史學家小亞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的回憶錄啟發他創作了小說《反美陰謀》(The Plot Against America)。這部小說虛構了林白(Charles Lindbergh)領導的孤立主義者打敗羅斯福當選總統的情形。施萊辛格回憶說關於是否應該參加「二戰」的那場辯論是「我一生中最激烈的政治辯論」,其 激烈程度遠遠超過針對麥卡錫主義和「越戰」的辯論。
  1939年10月12日,羅斯福總統就《中立法案》向全國講話。
  • Topical Press Agency/Getty Images
    1939年10月12日,羅斯福總統就《中立法案》向全國講話。
這場辯論主要源於對「一戰」結果的失望:威爾遜所承諾的民 主戰爭最後淪為懲罰性的《凡爾賽和約》(Treaty of Versailles)。主要的自由主義歷史學家哈利·埃爾默·巴爾內斯(Harry Elmer Barnes)和查爾斯·比爾德(Charles Beard)都曾大力支持威爾遜介入「一戰」的決定,後來也轉而開始譴責。《哈佛克里姆森報》(The Harvard Crimson)在社論中宣稱:「我們拒絕參與另一場權力平衡的戰爭。」1939年約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與納粹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之後,美國的共產黨也忠順地聽從莫斯科的旨意,譴責羅斯福是個好戰分子。

與此同時,一些參議員也反對幫助「英國富豪」擺脫困境,其 中包括傑拉爾德·P·奈(Gerald P. Nye),他帶頭對「一戰」軍火製造商(「死亡販子」)進行調查。另外,亨利·福特(Henry Ford)、約瑟夫·P·肯尼迪(Joseph P. Kennedy)和林白等綏靖分子呼籲美國與可憐的、被誤解的納粹合作。《華爾街日報》在1940年6月的社論中呼籲人們「現實一點」,辯稱希特拉「已經 決定了至少未來一代人的時間裡未來生活的大方向」。儘管美國共產黨讚美以蘇聯為主的國家取得的進步,但是右翼綏靖主義者認為希特拉的法西斯主義是未來一股 不可阻擋的潮流,同時又譴責羅斯福的新政是極權主義。

琳內·奧爾森(Lynne Olson)的《那些憤怒的日子》(Those Angry Days)和蘇珊·鄧恩(Susan Dunn)的《1940》有力地重現了那個黑暗的年代。奧爾森曾是《巴爾的摩太陽報》駐白宮的通訊記者,出版過關於英國和「二戰」的幾本書。鄧恩是威廉姆 斯學院人文學科的教授。奧爾森以引人入勝的細節描繪了羅斯福政府和孤立主義運動之間的鬥爭中的關鍵人物。她認為羅斯福在挑戰國會方面太過懦弱,但是孤立主 義者的熱情和深度暗示着一個更能讓人理解的結論。羅斯福沒有逃避衝突,而是巧妙運籌,抓住機會推動美國參戰,就像他跟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說的那樣,自己在耐心等待着終結這場辯論的重大危機。鄧恩精彩地講述了1940年羅斯福和溫德爾·威爾基(Wendell Willkie)之間的選戰。羅斯福當時在爭取史無前例的第三個任期,威爾基是國際主義共和黨人。

最後卻是威爾基,而非其他共和黨人,開始質疑該黨對孤立主 義的擁護,但這發生在大選結束之後。當時他經羅斯福同意去英國考察,很快被《芝加哥論壇報》激進的孤立主義出版人羅伯特·麥考密克上校(Col. Robert McCormick)譴責為「共和黨內奸」。讓極端保守的共和黨人驚愕的是,威爾基是因為極力支持置身局外而獲得提名的。但是成為候選人之後,他開始避免 正面回答關於干涉主義的問題。鄧恩表明,羅斯福也是如此。

奧爾森令人信服地證明羅斯福從1937年最高法院改組計劃 的失敗(帶頭反對的是蒙大拿民主党參議員伯頓·K·惠勒[Burton K. Wheeler])以及1938年國會選舉的失敗中吸取了教訓:他永遠無法征服民意。奧爾森還提到陸軍、海軍和空軍的很多高級軍官蓄意破壞羅斯福的計劃, 「就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空軍司令哈·阿諾德(Hap Arnold)涉嫌泄露政府的一項最高軍事機密——對德全面戰爭的應急計劃」。

在參議院,正是惠勒譴責羅斯福在英國單獨對德作戰時試圖適 度幫助英國。1940年羅斯福支持徵兵法案時,惠勒特別憤怒:「如果這個法案通過了,那它將扼殺最後一個偉大的民主國家——那將是給予希特拉的最大的、代 價最小的勝利。」像美國母親會(Congress of American Mothers)這樣的右翼組織的成員來到華盛頓,身着黑衣,對執拗的立法者尖叫、吐口水,懸掛參議員克勞德·佩珀(Claude Pepper)的肖像,肖像中的佩珀戴着一個綬帶,上面寫着克勞德·「貝內迪克特·阿諾德」·佩珀(貝內迪克特·阿諾德是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一個將軍,後 向英軍叛變——譯註)。

奧爾森指出,有幾個傑出的市民組織成功地開展了反對孤立主 義者的運動,包括紐約世紀聯合會(New York』s Century Association)的成員,他們自稱「百夫長」(Centurions)。這些組織中的知名人士由律師格倫維爾·克拉克(Grenville Clark)領導,與羅斯福政府有着密切聯繫。1940年6月,克拉克說服共和黨國務活動家、干涉主義者亨利·斯廷森(Henry Stimson)加入羅斯福的內閣,任戰爭部長。另外,共和黨人、《芝加哥每日新聞報》的出版人弗蘭克·諾克斯(Frank Knox)任海軍部長。在共和黨的全國大會上,他們兩個被開除出黨。

讓羅斯福最惱火的對手是林白。他把自己塑造成冷靜、沉着的 現實主義者,讓美國觀眾相信英國註定要失敗,美國別無選擇,只能迎合第三帝國。但是1941年9月在得梅因市的「美國第一」(America First)集會上,他無意中透露了自己的真實想法,宣稱美國真正的敵人是國內的猶太人——「他們對這個國家最大的威脅在於他們擁有的大量財富以及對美國 電影業、出版業、電台和政府的影響力。」

「二戰」之後,右翼繼續尋找在國內搞破壞的機會。保守派之 前批評羅斯福努力阻擾納粹,現在抱怨他對共產黨叛徒太過仁慈。但是就像施萊辛格1952年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的文章《新孤立主義》(The New Isolationism)闡釋的那樣,類似參議員羅伯特·塔夫托(Robert Taft)和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這樣的人物其實是在通過支持國內的政治迫害來掩飾自己對國外軍事干涉所缺乏的熱情。很可能,什麼歷史描述都趕不上菲利普·羅斯在《反美 陰謀》中對孤立主義這種毒藥的描述。但是奧爾森和鄧恩可貴地提醒我們:羅斯福做對了。假如他當時猶豫了,結果會大不一樣。羅斯福拯救了西方文明,使它抵擋 住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威脅,他做出的貢獻不比丘吉爾少。

本文作者Jacob Heilbrunn是《書評》的固定撰稿人,也是《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雜誌的編輯。
本文最初發表於2013年7月28日。
翻譯:王艷

「二戰」中最美麗、最傳奇的女間諜【書評】【間碟】

Fearless: Christine Granville in 1942

「二戰」中最美麗、最傳奇的女間諜


克里斯汀·格蘭維爾(Christine Granville)是「二戰」中最勇敢、最堅強、最奇怪的間諜。她的英勇事迹包括在納粹佔領的歐洲擔任情報員,為支持盟軍進攻空降至法國,救出三位要遭 處決的同事。據說她是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最喜歡的間諜——想想這位英國戰時首相多麼喜歡間諜,你就知道這是多高的讚譽了。她可能是伊恩·弗萊明(Ian Fleming)的第一部詹姆斯·邦德小說《皇家賭場》(Casino Royale)中的女間諜維斯帕·林德(Vesper Lynd)的原型。她獲得了英國和法國的英勇勳章。男人發現她難以抗拒,而她也很少抗拒他們。

然而,儘管這個女人的經歷特別適合拍成好萊塢傳記電影,但 是如今她幾乎不為人所知。她的默默無聞源於她的性別(間諜史一向具有性別歧視)、她的國籍(她是波蘭人,當時的共產主義國家波蘭不鼓勵讚美英國間諜)和她 的性格——最後這一點尤為重要。她是個複雜而神秘的人。她在戰爭中九死一生,卻在倫敦一家酒店的大堂被痴迷她的前任情人殺死。就像克萊爾·馬利 (Clare Mulley)在她值得稱讚、備受期待的傳記《戀愛中的間諜》(The Spy Who Loved)中揭示的那樣,格蘭維爾不是個簡單明了的人,這讓她更加迷人。
波蘭籍女間諜克里斯汀·格蘭維爾,大約拍攝於1950年。她在戰爭中九死一生,卻在倫敦一家酒店的大堂被痴迷她的前任情人殺死。
  • Keystone/Getty Images
    波蘭籍女間諜克里斯汀·格蘭維爾,大約拍攝於1950年。她在戰爭中九死一生,卻在倫敦一家酒店的大堂被痴迷她的前任情人殺死。

她原名叫瑪麗亞·克里斯蒂娜·雅尼娜·斯卡別克 (Maria Krystyna Janina Skarbek),父親是個軟弱的波蘭貴族,母親是個富有的猶太女繼承人。她從小過着安逸舒適、無憂無慮、備受寵愛的生活。實際上,「二戰」前她最大的成 就是獲得了1930年波蘭小姐選美大賽的亞軍。戰爭徹底改變了她。

1939年9月德軍進攻波蘭時她在南非,是一位波蘭外交官的妻子。她很快前往倫敦,申請成為英國特工,提出滑雪穿過喀爾巴阡山進入波蘭,在納粹佔領的華沙為英國進行政治宣傳。特工局的一份報告說「她毫無畏懼」,是一位「熱情的波蘭愛國者……滑雪行家和偉大的女冒險家」。

她如期應招進入軍情D處,該處後來演變為充滿傳奇色彩的特 別行動處(S.O.E.),該處是丘吉爾建立的一個從事破壞、顛覆和間諜活動的組織,專門在敵人後方行動,「讓歐洲不得安寧」。她化名克里斯汀·格蘭維 爾,獲得了英國護照,在官方表格中把真實年齡略微減小了幾歲——自我重造是她偽裝的一部分,很多間諜都是這樣做的。英國人給她的代號是「Willing」 (意為「心甘情願的」),恰當地反映了她樂意迎接極端危險的態度以及對待性的態度。

在格蘭維爾服役的第一個階段,她被派到了匈牙利,把情報和 人物送入或送出波蘭。她至少6次穿過匈牙利和波蘭之間的山脈,把波蘭抵抗者和士兵帶出來,繼續為盟軍作戰。通常陪伴她的是安傑伊·科沃斯基 (Andrzej Kowerski),他是個只有一條腿的波蘭愛國者,也是她最長久的(最受折磨的)情人。

關於她異常沉着冷靜的故事數不勝數:滑雪經過山上凍死的難民屍體;收買警衛;在開闊的山坡上閃避納粹空軍的子彈;咬爛舌頭吐出血,使抓捕者誤以為她得了肺結核而逃出蓋世太保的魔掌。

據說,她甚至能迷倒動物:有一次一隻「兇猛的、能咬斷人脖 子的阿爾薩斯狼狗」發現她和一些游擊隊員藏在灌木下面,她張開胳膊摟住它,「它卧倒在她旁邊,不理會主人的口哨」。就像馬利說的,這樣的故事都是「傳 奇」。作為一名優秀的歷史學家,馬利不會照單全收。格蘭維爾特別善於營造自己的神話色彩,「逢人就講」她安撫敵人狼狗的故事。
一路上,她以驚人的速度結交情人,也以同樣驚人的速度拋棄 他們。有時,他們很不能接受這樣的拋棄。一份讓人忍俊不禁的英國情報檔案提到格蘭維爾的「魅力似乎在布達佩斯惹出了一點麻煩」。一個被拋棄的情人來到她的 公寓,威脅要射掉「自己的生殖器」。結果他射偏了,射到了腳上。

格蘭維爾「在政治上十分天真」:她是「一個機會主義者,熱衷於採取行動,不管什麼人,只要能給她一個有助於祖國獲得自由的任務,她都不會推辭」。她的愛國精神真摯而驚人,這很可能是她唯一不複雜的一點。

1944年,她空降到法國南部去協助弗朗西斯·卡默茨 (Francis Cammaerts)。後者是特別行動處一位著名特工(已婚),不可避免地也成了她的情人。她在反抗組織之間傳遞重要情報和軍備;她給德軍中的波蘭徵兵講 話,勸他們倒戈;她隨身攜帶鋒利的突擊刀,裙邊縫着氰化物藥片。

她最大的成就是把卡默茨和其他兩位被俘的特工從蓋世太保的 監獄中救了出來——他們在監獄裡等待處決。她通過行賄進入監獄,稱自己是蒙哥馬利元帥(General Montgomery)的侄女,警告法國通敵者的頭目,說如果執行處決的話,他將遭到來自先遣盟軍快速而致命的報復。那個法國人聽出了這句話的威力,和囚犯們一起逃跑了。

格蘭維爾在戰爭期間的生活活躍而振奮,而她戰後的生活則陰沉而黯淡。她遭特別行動處遣散,像很多其他被流放的波蘭人一樣,無法返回共產黨控制下的祖國。她做過話務員和銷售助理,最後在一個航運公司做女乘務員。這 個女人曾無數次冒着生命危險為英國服務,而英國卻沒能幫助她,這真是英國的恥辱。但是,格蘭維爾也的確變化無常、要求很高,簡直無法受雇於人,至少無法找 到她想要的工作。她不想當打字員、妻子或母親;她只想當間諜。
馬利曾出版過《拯救孩子的女人:「救救孩子」的發起人艾格 蘭泰·傑布傳》(The Woman Who Saved the Children: A Biography of Eglantyne Jebb, Founder of Save the Children)。她巧妙地利用新公布的檔案材料、大量的二手資料以及對格蘭維爾從前的同事、朋友和情人們的採訪。但是這本書的核心部分有個不可避免的 空白,那就是克里斯汀·格蘭維爾本人的聲音。她只有11封信件保留了下來。她從未寫過自己的英勇事迹,也從沒描述過自己的感受。在罕見的幾個場合,我們聽 到了她的聲音,那是她因為顛簸而斷斷續續說出的英語:「告訴他們我是個誠實而清白的波蘭女孩……我喜歡從飛機上跳下來,我甚至喜歡每天都跳。」

格蘭維爾的故事不可避免地是通過其他人——主要是男人—— 的眼睛來講述的,他們喜歡把自己想看到的幻覺投射到她身上。其中最明顯的就是那個殺死她的男人:丹尼斯·馬爾唐尼(Dennis Muldowney)。他是一個情緒多變、痴心的輪船乘務員,他無法忍受在短暫的戀情之後被拋棄。1952年6月,馬爾唐尼跟蹤她,然後把匕首插向她的心 臟,刺死了她。他被判處死刑,在走向絞刑架的時候仍然宣稱自己「非常愛」這位被他殺死的默默無聞的女英雄。

本文作者Ben Macintyre是《無間道:諾曼底登陸的真實間諜故事》的作者。
本文最初發表於2013年7月21日。
翻譯:王艷

世界為什麼存在?【閱讀】【哲學】

麒麟座V838的回光。

Photograph from NASA via Reuters
麒麟座V838的回光。

書評

世界為什麼存在?


世界本可以一無所有,那問題就能簡單些。可實際上是有些什麼的。宇宙是存在的,然後我們就要問了。為什麼?

“為什麼世界上有些什麼而不是什麼都沒有?”這聽起來太基 本了,似乎很像是哲學起源那一刻起就困擾着人類的那種問題。奇怪的是,事實並非如此,至少在早年的文獻記載中沒有任何痕迹。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說哲學始於好奇,早期的希臘哲學家的確想弄明白這個世界是由什麼組成的。泰勒斯(Thales)認為世界的本原是水,阿那克西米尼 (Anaximenes)認為是空氣,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認為是火。他們沒有疑問的是,首先為什麼這些東西會在那裡。我們發現,在戈特弗 里德·威廉·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之前,沒有人被不存在這個鬼問題陰魂不散的糾纏。他在1714年寫道:“我們有權利問的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世界上有些什麼而不是什麼 都沒有?’”
《世界為什麼存在?——一個關於存在的偵探故事》封面
  • 《世界為什麼存在?——一個關於存在的偵探故事》封面

對於一些人來說,這根本就不是一個真正的問題。更多的是哲學上表達驚奇的一種方式——在存在面前說“哇”。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描述了一種敬畏之情,這種感受促使他說出“事情的存在是多麼不同尋常”這樣的話,但他決定最好還是不要說這樣的話。馬丁·海德 格爾(Martin Heidegger)決定用另外的方式,並使“存在的問題”成為他整個哲學的基礎。他也變成了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所形容的“驚訝的大師,在我們是我們自身,而不是不存在這一茫然的事實面前,他的驚訝在通往解惑的路上設置了一道光芒四射的障礙。”

還有一些人把它當成了一個真正的問題,那種可以有答案的問題。有些人認為事實上他們已經找到了答案,只是答案實在五花八門,讓人都很難相信他們是在說同一個問題。

對這個位於哲學和科學宇宙論的古怪交叉點上的問題, 優雅、詼諧的作家吉姆·霍爾特(Jim Holt)用《世界為什麼存在?》(Why Does the World Exist?)這本書,進行了自信的探索。他的靈感來自於對海德格爾和薩特的閱讀,以及馬丁·艾米斯(Martin Amis)在一次電視採訪中的談話:“我們離回答這個問題至少還有五個愛因斯坦那麼遠。” 作為書評欄目的常客,霍爾特推測有些“愛因斯坦”已經開始着手做這件事了。“如果我能找到一個‘愛因斯坦’,或者兩個、三個,甚至四個,然而試試把他們按 正確順序排列起來,”他笑眯眯地說:“呃,那種探索該是多棒啊!”事實上,他找到了八個思想家,每個都需要一章的篇幅來書寫。還有一些跑龍套的,比如一個 禪宗佛教徒,他回答這個問題的方式是試圖——像公案里那樣——敲霍爾特的腦袋。禪宗這條線索當即就斷了,一神論宗教的思路同樣沒法說服霍爾特。

所以他去了巴黎、倫敦、牛津(好幾次)、匹茲堡和奧斯汀, 與哲學家、宇宙學家見面——包括大衛·達奇(David Deutsch)、阿道夫·格倫鮑姆(Adolf Grünbaum)、約翰·萊斯利(John Leslie)、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羅傑·彭羅斯(Roger Penrose)、理乍得·斯溫伯恩(Richard Swinburne)和史蒂芬·溫伯格(Steven Weinberg)。他還和哲思卓絕的小說家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進行了探討。隨着討論的一次次進行,霍爾特得到了一些無與倫比的驚人答案,有些幾乎是神秘的,不過都有着堅實的理據。

他的第一個對話者、哲學家阿道夫·格倫鮑姆(Adolf Grünbaum)拋出個棘手的問題:為什麼要對存在感到吃驚?這種吃驚就是某種程度上假設虛無更自然、更放鬆。但是為什麼?古人是從物質開始的,不是從空白開始的;可能虛無比存在更奇怪吧。

霍爾特也和其他人進行了對話,他們既對存在感到驚奇,也對 格倫鮑姆的觀點表示肯定,即虛無的本質是令人迷惑的。說宇宙是從“大爆炸”(Big Bang)起源的一點問題也沒有,但怎麼爆炸的?如弗雷德·霍伊爾(Fred Hoyle)所說的,“像一個參加派對的女孩從蛋糕里跳出來”那樣爆炸?但如果根本沒有爆炸前的時間或者空間,哪來的蛋糕,又是何時從哪裡“爆”出來的 呢?正如霍爾特所說,我們傾向於把宇宙的起源和一場音樂會的開始進行對比,在音樂廳里,我們坐下來,手裡翻着節目單,等着音樂開始。但宇宙起源這事沒有樂 器調試,也沒有節目單可以翻。虛無是很難視覺化的,不過霍爾特還是引用了物理學家亞歷克斯·維蘭金(Alex Vilenkin)對虛無的優美定義——“一個半徑為零的球形時空”。你從裡面往外跳跳看?

難怪哲學家羅伯特·諾齊克(Robert Nozick)說:“如果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不怪異的話,只能說明那個人不懂這個問題。”諾齊克自己的假設確實夠怪異。其中的一個是,虛無太有殺傷力了,結 果徹底消滅了自己,所以就產生了存在。這和海德格爾那句經常被拿出來開玩笑的話——“虛無虛無化”(Das Nichts nichtet)遙相呼應。聽起來很傻,但它捕捉到了“大爆炸”的超凡。就像海德格爾所說的,我們在想到“虛無”時感覺到的那種焦慮會促使我們去面對存在 本身。

霍爾特書里的宇宙學家們探索了“像黑莓一樣多”(查爾斯· 桑德斯·皮爾士[C.S. Peirce]語)的宇宙存在的可能性。宇宙可以隨時隨刻成為存在:每一刻都可能產生數十億新的宇宙。或許所有可能的宇宙都是從混沌初開的一刻就存在了, 包括那個一無所有的。或許所有事情的存在都是因為量子粒子的波動,或者因為一個原始的零自裂成了+1和-1,形成了物質和反物質。或許只有數學實體是真實 的,而我們的物質世界只是數學露出來的“尖尖角”。或者這世界就是良心的“尖尖角”?所有的物質都有其主觀性?還是宇宙就是一個生產善良的設備?

在這種簡要的回顧中,霍爾特沒辦法對任何一種理論做出詳盡闡述,但他小心謹慎、清晰易懂地探討了每個理論背後的依據。這種清晰易懂使每一個想法聽起來都完全地合乎情理,雖然這些想法會把人的腦袋變成稀里糊塗一鍋粥。

他是城市嚮導,邀我們參加他個人的探險。某個周末,他帶我 們去倫敦雅典娜俱樂部,泡在浴缸里,一邊啜飲葡萄酒,一邊讀帕菲特(Parfit)。他還帶我們去巴黎,就是為了在花神咖啡館讀一卷黑格爾。我們還和他一 起經歷了他的狗的死亡——令人感動的是——在他母親去世時,我們也陪在病床前,看着她完成“從存在到虛無的不起眼的過渡。”

霍爾特提醒我們,對存在——特別是對人類的探索——是和從 事探索的人分不開的,不蘊含人的性格和情緒因素在裡面是無法完成的。厄普代克感覺宇宙是“一個有顏色的、安靜而不倦怠的地方,像一堵磚牆、一塊小石頭這樣 的一動不動的東西都顯得確鑿無疑。”這種說法當然是一種情緒,甚至是一個生物化學的偶發事件,但它為認識宇宙開闢了一個新視角。正如厄普代克和霍爾特認同 的那樣,存在問題本身會在一種情緒里意義深遠,而在另一種里則茫然若失。

在牛津的一個晚上,霍爾特美餐了一頓,喝了一瓶澳大利亞西拉酒,然後去散步,感覺“滿足感四散開來。”這是一種哲學的開始。海德格爾的“焦慮”是另一種開始(或許海德格爾應該多喝點西拉)。其他人需要做的就是願意去思考——而閱讀這本書就是我能想到的最愜意的思考方式了。

莎拉
·貝克韋爾(Sarah Bakewell)是《如何生活:或曰,蒙田的一生,一個問題和二十次答題的嘗試》(How to Live: Or, A Life of Montaigne in One Question and Twenty Attempts at an Answer)一書的作者。
本文最初發表於201285日。
翻譯:馬志彥

在中国,只赛博不朋克【閱讀】【神經浪遊者】

在中国,只赛博不朋克

书评2013年08月08日

加拿大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Ford Gibson)出版于1984年的代表作《Neuromancer》最近迎来了它的第三个中文版本《神经漫游者》(Denovo译,江苏文艺出版社出 版),译名与饱受诟病的雷丽敏版本《神经浪游者》(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出版)仅有一字之差。去年,台湾“开元书印”出版社推出了该书的第一个繁体 中文版,名为《神经唤术士》,还邀请到威廉·吉布森本人写了一个新序——《致二十一世纪的中文读者》。在新序言中,他的岳父,一名终身奉行社会主义的加拿 大人,在1982年造访中国后对吉布森说:“那边一切都会改变”,而后者庆幸的却是他从未想象过中国的未来,“就像我猜错俄罗斯的未来一样,我让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留存在故事的地缘政治背景里,像生锈废铁森然高耸。至于中国会变得如何,则完全不可能想象得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威廉·吉布森的选择是明智的。这位被视为“赛博 朋克”(Cyberpunk,台译塞爆叛客)流派开山宗师的作家凭借《神经漫游者》一举夺得科幻界的三大最高荣誉:雨果奖、星云奖及菲利普·K·迪克奖。 对于此流派,美国科幻评论杂志《新星快递》的编辑兼作者劳伦斯·帕森(Lawrence Person)描述道:一个典型的“Cyberpunk”角色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边缘人,他们往往被一个电脑科技和信息流通极为发达的反乌托邦性质的社会所 遗忘,整日只关注新鲜科技,他们乐意进行身体改造方便侵入庞大的虚拟网络世界。而我更为欣赏的精简概括只有两个词:“高科技,低生活”。

这或许可以解释这本并不轻松易读的小说为何在中国科幻迷中备受推崇,甚至有一网名为Sonic@异乡异客的科幻迷勉力逐字校对修订错漏百出的雷丽敏译本,免费分享到豆瓣网上。
在赛博朋克小说里,通常流露出一种悲观主义的反乌托邦色彩,庞大的 跨国公司取代政府成为权力中心,通过无所不在的电脑网络对个体生活实施管控,腐败横行,社会疏离,人们沉迷于虚拟实境所提供的廉价娱乐,以及等效于毒品的 强力神经刺激,牛仔般的反英雄,在如同1982年的电影《银翼杀手》(Blade Runner)般的巨型都市里与更加巨型的阴谋进行着西西弗斯式的徒劳反抗。

而其中的朋克精神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发展到互联网时代,经过包装不断嬗变,精神内核越发清晰:反建制,反对威权独裁,追求平等表达自我的权力,渴望对秩序的颠覆与重建。

新版《神经漫游者》,2013年6月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听起来似曾相识,不是吗?曾经被视为具有开创性的题材和风格经过数 十年的谜米繁殖,已经播撒到影视、音乐、游戏、时尚、建筑等诸多领域,赛博朋克也由一种文类泛化为一种风格,以不同的媒介载体反复轰炸人们的感官,最终成 为一种全球化的叙事套路,斯诺登和棱镜计划便可算是最新版本。

但在中国,它的传播途径与表现方式似乎又有所不同。

在老资格的中国科幻迷记忆中,中国科幻作家星河1995年创作的 《决斗在网络》和杨平著于1998年的《MUD-黑客事件》无疑是中国赛博朋克作品的滥觞,事实上这两篇作品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两位作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 内都无法摆脱被标签化的命运,以至于阻碍了日后写作生涯的进一步发展。《决斗在网络》是一个发生在虚拟空间的校园爱情故事;《MUD-黑客事件》展现了 “Mud世界”里黑客势力间的残酷对抗。显而易见,这两篇作品是伴随着中国互联网大潮兴起而卷起的亚文化浪花中的一朵,计算机与网络作为新生事物进入大众 视野,而浪漫化的文学处理推动了对于未来生活的想象。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中国企业家、盛大网络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天桥便是读了《MUD-黑客事件》 之后才受启发投身网游事业,因此功成身就之后花大价钱买下这篇小说版权,聊表情怀。

但是,中国的赛博朋克作品在文本层面可以看出对西方作品的稚嫩模 仿,且着力点更偏重于“赛博空间”的技术想象与奇观,对于更深层的“朋克精神”却欠缺理解和表达。对于出生于文革时期的两位中国作者来说,朋克精神只可能 是通过西方文学及影视的二手反哺,却几乎无法产生对嬉皮运动、个体主义及药物文化的深度体认。尽管我们可以将文革视同为另一种对既有秩序的颠覆,然而它的 自上而下性及集权特征,却让它像一条返身自噬的乌洛波洛斯之蛇,在社会、文化和人格层面形成了巨大的断裂和悖谬。
1999年版译本《神经浪游者》。

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出现了大量模仿赛博朋克风格的中文原创作品, 但在我看来,它们都显得过于拘谨、干净以及缺乏细节,技术想象上则更是乏善可陈。读威廉·吉布森的作品,彷佛是“刚投胎转世,或是刚在另一个星球上醒过 來”(台湾艺术家姚大钧语),充满无数令人眩晕的细节,你能够真切地感知体验到他的“Vision”,这是赛博朋克风格层面的伟大之处。而阅读中文作品, 彷佛是从IMAX屏幕转向手机上过度压缩的RMVB格式,落差之大难以想象,丧失了细节与风格的文本只能从情节上去讨好读者,从而变得更加廉价,如同神州 大地到处可见的白宫式政府大楼。至于“朋克精神”,因为审查或自我审查的原因,它在中国科幻作品中总以模糊的面目出现。

但也有例外,比如来自科幻作家七月(原名赵磊)的一系列作品,《无名氏》等小说中充分体现了中国生于1980年代的年轻作者对于前沿信息技术与亚文化狂乱风格的敏感性。

作为赛博朋克的热爱者,我同样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向威廉·吉布森致 敬。在我今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荒潮》中,写到2025年左右,在中国南方一座电子垃圾处理小岛“硅屿”上,当地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本地宗族势力、外来 垃圾劳工和跨国资本精英之间产生了激烈冲突,“垃圾人”少女小米遭受病毒侵袭后成为人机结合的Cyborg,带领饱受压迫的外来劳工奋起抗击的故事。在构 思阶段我曾经设想过许多种结局,但最终仍然选择了让资本与权力为共同利益联手,改善劳工工作环境,以“和谐”之名,“维稳”了这一场未竟的赛博革命,而引 导人民争取自由的女主角则沦落得悲惨结局。我不知道是什么促使我选择了这一结局,也许在我的精神资源中,也同样缺乏对于朋克精神的体认,但更可能的是来自 现实太多类似桥段的潜移默化。
威廉·吉布森的岳父是对的,中国的一切都改变了。上海核心区的超现 实夜色足可媲美东京涉谷或曼哈顿;地铁里每个人的视线都凝固在掌中的智能手机屏幕;而远在千里之外组装这些手机的超大型车间里,年轻工人如同机器般永不停 息,只有死亡才能暂时中断流水线,插入广告般廉价的反思;电视里充斥着雷同的选秀节目,娱乐着已无暇思索的白领;社交网络以15分钟的频率成就名人,然后 被人们以更快的速度遗忘。

我们早已生活在赛博朋克式的世界里,就像2003年威廉·吉布森在《经济学人》杂志采访时曾经预言的:“未来已经在这里,它只是分布得不均匀。”但是在中国这个国度,朋克精神又如何安放?

陈楸帆是科幻作家,代表作包括《薄码》、 《深瞳》、《荒潮》等。
本文内容版权归纽约时报公司所有,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或翻译。

卒業

業卒